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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韩先楚调兰州军区,当看到冼恒汉以后,主席笑着对韩先楚说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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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要调整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想法:

“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人,召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


毛主席这一想法,并不是拍板一下子决定的,而是参考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做出的决定,按照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下好,人在一个地方呆长了,油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调一下有好处,到处都是干革命。调动要欢迎,不要冷冷清清,冷冷清清不好,要同军长、军政委,师长、师政委见面,包括司、政、后机关,一二百人见见面,不认识不好,比如东北陈锡联,可以带李德生到沈阳军区熟悉熟悉,互相当场介绍一下。”

尽管毛主席深谋远虑,但在当时情形下,还是有不少人难以理解毛主席的想法,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们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长了,自然故土难离,也舍不得和自己一起搭班子的老战友、老兄弟。

李德生是八大军区司令员中,实际职务最高的,在会上他带头表态,支持毛主席的决定,得到了与会人员一致赞同。

韩先楚虽然也表示了支持,但他心里是没办法接受中央这一决定的。

1960年12月,韩先楚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在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员之中,韩先楚是属于在职时间比较久的,更为关键的是,韩先楚不仅担任着军区职务,还担任着福建地方的工作。

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韩先楚对福建有着很深的感情,甚至还做好了将来离休以后就留在福州养老。

韩先楚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不满意,但毛主席显然很了解他的想法,特意在事后找他谈心。

见了面以后,韩先楚也快人快语,直接表示:

“我不愿意离开福建,希望中央能够改变对我的调动。”


毛主席也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劝说他,最终劝服韩先楚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不久之后,毛主席召见了对调的的八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当看到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以后,毛主席笑着对韩先楚说了一句:

“冼恒汉是个老实人,你到了兰州后,可不要欺负他呀!”

尽管八大军区司令员完成了对调,但八大军区的政委其实并没有对调。

其实,在当时,有些政委在军区任职时间也很长。

就比如韩先楚去的兰州军区。

1955年5月14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西北军区撤销,成立兰州军区、新疆军区,原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任兰州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尽管后来职务略有变化,但冼恒汉自始至终就留在兰州军区。

在兰州军区工作期间,冼恒汉配合司令员张达志做了许多工作。

1955年9月,冼恒汉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军衔制实施以后,全军中弥漫着攀比的风气,不少人都认为自己军衔授低了,这不仅仅是在将军们中间,许多中下级军官之中亦如如此,有人认为自己参加革命打了一辈子仗,级别、军衔和待遇都不如同期参加革命的战友,心里难免想不通。

冼恒汉及时注意到了部队中充斥的这样一种情绪,后来特意在军区党委大会上和军区机关干部会议上严肃批评教育:

“经常听到有人说他的薪水多了,我的少了,你的军衔高了,我的低了,有的甚至闹到不好好工作,长期“泡病号”的严重地步。对于有这种思想的人,只从正面讲道理,反而不起作用,就是要严厉刺一刺,才有可能使其头脑清醒一点……”

从这一席话,也不难看出冼恒汉将军的性格。


其实对比绝大多数开国将军,冼恒汉将军有些名声不显,盖因在过去战争年代,冼恒汉从事政治工作比较多,担任的多数都是部队政委、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没有在前线打仗的经历。

这也同他具备一定的文化学识有很大关系。

而且冼恒汉将军也从来不以炫耀过去功绩为主,以他兰州军区政委、开国中将的身份,本来是可以享受一定待遇的,可他却始终保持着严于律己的风格。

按照规定,冼恒汉将军本来可以配一名炊事员,可他拒绝了,施行薪金制以后,冼恒汉每月都要从收入中拿出100元给军区幼儿园作为幼儿培养费,这笔费用后来一直维持到了1966年。

对于自己的家人,冼恒汉更是严格要求,他曾对妻子提了一个要求:

“任何时候都不要打着我的名义,向组织提不适当的要求,更不要接受下面送来的任何礼品和财物。”

按理来说,都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兵,脾气和性格上应有相似之处,就算是吵架,也最多只是涉及到公事上。

可没有想到的是,韩先楚到了兰州军区后不久,冼恒汉却本能的有些不适应。

据说韩先楚在到福州之前,福州军区政委李志民就冼恒汉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把一个不好惹的人送过去,你可要当心啊。”

当时,冼恒汉一听这句话,心里咯噔了一下。


冼恒汉是红二方面军出身,韩先楚是红四方面军出身,两人无论是在抗战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无交情,不过,冼恒汉之前听说过韩先楚的大名,知道他是一员战将,很能打仗。

据说55年授衔时,韩先楚预定授中将,是毛主席认为韩先楚有大功,应该授予上将。

毛主席说的韩先楚有大功,是他在海南岛战役期间的贡献。

如果不是韩先楚向中央建议,海南岛就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台湾,从这个角度来讲,韩先楚功莫大焉。

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海南岛战役发起之前,韩先楚就和邓华起过冲突。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党中央毛主席就把目光关注到海南岛,当时的海南还有薛岳指挥的十万大军。薛岳并不简单,作为国民党军将领之中为数不多能打仗的将军,薛岳在海南构筑了多道防御工事,谓之“伯陵防线”。

考虑到打海南,广东能够调动的部队只有15兵团的43军,于是在上级安排下,韩先楚的12兵团的40军也被调来一同参战。

当时,解放海南岛的总指挥是15兵团的邓华。

因为金门战役并不顺利,因此我军对于渡海作战持慎重的态度,因当时各方面筹措船只工作尚在进行中,中央定下的方案是推迟到6月发起海南岛战役。对于中央的决定,邓华深表赞同


可韩先楚到后实地考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海南岛是属于东南亚季风气候,春夏之交是台风活跃的季节,如果推迟到六月,渡海部队将会遭遇台风,或许到时候战事更加不利,如果提前至三月,就能够避开季风气候,渡海作战事半功倍。

因为双方见解不同,韩先楚与邓华吵开了。

邓华不同意韩先楚的作战方案,韩先楚对此针锋相对:

“如果兄弟部队43军有困难, 我们40军可以单独作战!”

邓华也是一员战将,一听这句话顿时火气也上来了:

“到底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

韩先楚也不客气:

“我只服从正确的指挥。”


虽然从事实来讲,韩先楚的作战方案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无一不是验证了他的猜想,可邓华考虑也很有道理,毕竟金门之战的教训仍在眼前,邓华一贯稳重,他认为做更多一步充分准备更有把握。

从这一简单的小事上不难看出,韩先楚的个性与脾气,其实他也不止一次两次反对过上级的主张,尽管不少建议提出是正确的,但也难免给别人留下一个刻板的印象——好犯上。

就连江青也咬牙切齿的称:

“军队有两霸,一是许世友,二是韩先楚。”

冼恒汉在兰州军区工作多年,与几任司令员的关系都还不错,彼此之间也很少摩擦。

可没想到韩先楚一到兰州,情况立即有所不同。

毕竟,冼恒汉与韩先楚之前并无一起工作的经历,对他的脾气、个性不免有些陌生。

毫无疑问,韩先楚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将帅,凡是只坚持认为对的,无论到了哪里也是这个脾气,特别是后来在福州军区时,韩先楚长期兼任部队和地方一把手的职务,多多少少养成了一些“霸道”的风格。

对于冼恒汉来讲,自然有些难以接受。


1973年12月,韩先楚上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第二天就赶上了黑风。所谓的“黑风”,就是隔壁沙漠上刮起来的遮天蔽日的大风,有时卷起来的沙子、石头遮天蔽日。可韩先楚毫不畏惧,仍坚持驱车到边防部队视察。

作为军区政委,冼恒汉自然是陪同在身边。

韩先楚身体虽然不太好,但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还是在第一时间投入工作中,并针对边防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

冼恒汉一开始还对韩先楚十分尊重,并耐心倾听他的意见,可时间一长,他就有些无法接受。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冼恒汉仍然对韩先楚的工作风格以及方式耿耿于怀。

据冼恒汉在回忆录中描述:

“韩先楚将军提出很多意见,大到战备训练、战场设置、边防建设,小到军区大院的绿化,全都存在问题,需要整改,这无疑是全盘否定兰州军区二十多年的工作成就。”

另外,韩先楚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后来抱病下基层视察了多次,身体状况就更差了,不得不在北京或者是外地休养。

可这在冼恒汉看来,又是一大不妥,毕竟你都不在岗位上工作,又如何能对军区各方面的工作提意见呢?

渐渐地,双方的沟通越来越差,造成了事实上的脱节。


1975年9月,冼恒汉给中央写了封信,反映韩先楚在兰州军区的一些问题,毛主席看了以后,特意把此事委托给叶剑英来处理。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久之后,中央派出了以副总参谋长向仲华、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为组长、副组长的工作组到兰州军区调查,尽管也询问了不少军区的领导同志,可冼恒汉认为,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

事后,冼恒汉到北京开会,叶剑英专门找他谈话:

“你们两个人像是关在一个笼子里的公鸡,你们说该怎么办?”

冼恒汉思考了片刻后坦言:

“我愿意调离。”

对于冼恒汉的提议,叶剑英予以婉拒:

“你在兰州时间长,熟悉情况,身体也不错,还是不考虑调走吧。”

也确实,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关键历史时期,军区的工作仍然应该让一个熟悉的人来干,毕竟,韩先楚才到兰州军区两年,可冼恒汉在兰州军区已经工作了20年。

尽管冼恒汉是政工干部出身,但从性格上看,他与韩先楚一样,都是强硬的性格。

更重要的是,冼恒汉是一个纯粹的军人。

冼恒汉在兰州军区工作了二十几年,工作上颇有建树,特别是他到了甘肃以后,甘肃的农业、工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冼恒汉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虽然不是甘肃人,但解放后一直在甘肃工作,吃的是甘肃人民的粮,喝的是甘肃的水。这里自然条件差,解放多年了,百姓们的生活还没有太大的改善。我们要和人民同甘共苦,为人民办实事,不能让老百姓指着脊梁骨骂,破坏党的声誉,给党抹黑。”

不过很遗憾,冼恒汉将军后来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1977年4月,中央决定派萧华出任兰州军区政委。

中央的这一任命,在冼恒汉看来大不寻常,萧华是开国上将,当过总政治部主任,到大军区任政委,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任命,但在事先无论是军委还是总政,都没有对他这个兰州军区第一政委打招呼。

冼恒汉当时给中央打了个电话:

“中央军委调萧华来兰州军区任政委,有何考虑?”

中央给他的答复是:

“因为你的主要精力是抓甘肃地方工作,调萧华去是为了加强军区领导力量,没有什么别的考虑,到兰州军区以后的位置摆法,按先来后到,你为第一,他为第二,协助你抓好军区部队工作。”

萧华后来也对冼恒汉表示,他到兰州军区主要是协助他抓好军区部队的工作,没有带来什么指示。


1977年6月,中央通知兰州军区韩先楚、冼恒汉、宋平到北京开会。

冼恒汉一开始只是以为中央又要安排什么任务,事先也没有任何准备,后来他才意识到,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要解决省级领导班子的问题,甘肃和安徽是重点关注的两个省份之一。

围绕在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上,冼恒汉受到了批评。

不久之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冼恒汉被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尽管冼恒汉对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一部分表示虚心接受,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他无法接受:

“我作为党的一个地区工作干部,尤其又是一个长期做军队工作的军人,执行中央的命令是我的职责,尤其又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代,我无论是从党性、党纪以及个人感情还是从军人的思维考虑,都只有坚决执行。当然,中央犯了错误,我也必定犯了执行的错误,但我只是执行问题,不能把问题的全部都归结到我的头上,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冼恒汉后来患病住进了301医院,出院后不久又被安排到了海运仓招待所居住,一住就是五年多。


1982年11月,冼恒汉返回兰州军区,不久后又引发大面积心肌梗塞。1983年11月,冼恒汉出院之前,接到通知,按照地、师级待遇交地方安置,每月发200元生活费。

到1985年以后,又改为正军级待遇。

1991年,冼恒汉将军在兰州病逝,享年80岁。#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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