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在中共党史上选一个最目无组织、目中无人的人，大概就是张国焘

若在中共党史上选一个最目无组织、目中无人的人，大概就是张国焘。他出生于1897年，其故乡萍乡离毛泽东领导罢工的安源煤矿只有16公里。

张国焘是有骄傲的资本的。在中共党内，张国焘算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他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是五四北大学生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五四游行之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面劝阻说：现在政府已经对北大很不满，你们如果再上街，我这个校长就真的当不成了。由于蔡元培挡在门口，学生便一时不能集结。此时张国焘站出来大喊一声：学生上街是学生自己的事，与校长有什么关系！于是，张国焘就将蔡元培架到了一边，北大学生蜂拥而出。

张国焘的目空一切是出了名的，他笑话一起领导学潮的北大文学系的邓中夏具有“秀才”和“牧师”两重风格，是徒作大言、一本正经的学究。而在湘鄂西苏区,邓中夏差一点在肃反中被杀掉。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但是，在他眼里，其他代表却都是漫画性的。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惟妙惟肖地写道：王尽美长着一对蒲扇般的大耳朵，但却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董必武活像个老财东;陈潭秋总是一本正经,教师味十足;何叔衡则像个账房先生,“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而毛泽东浑身充满了湖南的土气，好辩而言不及义。

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周佛海是日本留学生，总算是浑身洋气，而张国焘的一个小故事就把这个人彻底打倒了。张国焘回忆说，“中共一大”期间，周佛海根本不是来开会的，而是带着一个叫杨淑慧的富家女私奔来上海，而“中共一大”结束之后，周佛海这个陈独秀委任的代理总书记，就被女方的父母打上了门。

总之，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中共一大”代表中，除了张国焘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其余都是些滥竽充数的。

因此，每一任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不在张国焘眼里。在“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因为反对自己的老师陈独秀，就嚷嚷着要退党；而在他眼里，“中共五大”的总书记瞿秋白，不但毫无能力，且独断专横；至于“中共六大”的总书记向忠发，则是个没头脑的粗人。

“中共六大”结束后，张国焘留在莫斯科作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不但与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打得天翻地覆，而且还认为另一位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是两面派。

张国焘在莫斯科期间，曾经遭受过米夫派的王明、博古的整肃，对此他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因此，1935年于懋功会合在一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两位最为张国焘所蔑视，那就是博古和洛甫，而当博古批评张国焘称朱德“玉阶兄”、毛泽东“润之兄”，而

不是称他们“同志”时，张国焘不屑一顾地对博古说：“年轻人，你懂什么？我们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张国焘憎恶王明、博古这些人，与他们有个人恩怨。但在肃反方面，则有过之无不及。张国焘被从苏联派到鄂豫皖苏区后，仅凭一堆假材料，就判定红四方面军政委曾钟生和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是国民党改组派特务。张国焘在鄂豫皖主持的肃反，比博古在中央苏区主持的肃反强度更大。

懋功会师的时候，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的部队实力悬殊，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4.5万人，两万多支枪；而红一方面军则只有一万人，平均每支枪里只有5发子弹。比起衣衫褴褛的中央红军，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可谓兵强马壮。

两军会合后，老实厚道的朱德坦率地向张国焘介绍了红一方面军的情况，他叹息着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光了，只剩下了一副骨头。这次真是走到绝路了。”

在懋功，处于强势的张国焘把个人英雄主义发展到了顶峰。两军会合后，在1935年7月18日于芦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提出要立即改组红军的领导层。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一贯忍让的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毛泽东坚决不赞成周恩来离开红军。在8月4~6日召开的沙窝会议上，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但是，心力交瘁的周恩来随后就病倒了，他得了阿米巴肝脓肿，差点没能活着走出草地。

中央决定成立新的红军总司令部，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随后，张国焘又提出要改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而当这一要求没有被立即满足之后，张国焘便反对红军的北上路线。

张国焘原本要打击的对象是博古、洛甫、周恩来这些“共产国际派”，但是当他看到毛泽东有成领袖之势时，张国焘转而集中力量打击毛泽东。

但恰恰是张国焘的嚣张帮助了毛泽东，正是出于对张国焘的强烈反感乃至恐惧，中央政治局空前团结起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毛泽东而不是张国焘代表中央政治局负责党的军事工作。（作者：读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