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蜀与南唐都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中心，却有不小差异，啥原因

西蜀与南唐均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中心，但两地文化的特点却不完全相同，文化发展的基础以及深度与广度方面都存在不小的差异性。造成这些差异性的原因，既有历史的也有地域的原因，而这些差异性的存在，遂使这两地在日后中国文化地理中所处的位置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影响两地文化发展的因素

南唐与西蜀在文化上表现出的特点，是由于其不同的地域特征以及创作主体、宗教风气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首先，从地域方面看，自先秦以来，蜀地一直是一个地域特征十分鲜明突出的地理区域。蜀地四周的地理条件都是较为艰险的，从而把蜀地阻隔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与外界沟通存在一定困难的地理区域。

与此相适应，在文化风气上，由于与外界的即时交往受到限制，也形成了与中原、江南各地具有较大差异的不同特征。同时，由于长期的闭塞，使蜀文化具有许多原始风习的遗留。

在两性关系上，蜀地的地域文化风格导致了自古以来就已存在的开放性，从汉代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那时起，男女的自由相爱之风就是那样的大胆、泼辣、豪迈、奔放。女性追求爱情的大胆，成为蜀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五代十国时期蜀中的生活风气，由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影响而变得麻木、呆板起来。前蜀后主“颇知李问，童年即能属文，甚有才思，尤酷好靡丽之词常集艳词二百篇，号曰《烟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传颂焉”。终以“嬉游山川，宣淫郡国”而导致前蜀之败亡。到了后蜀，先是高祖“晚年专务奢侈”，接着是后主“以奢靡为乐”，“至溺器皆以七宝装之”，以至于宋太祖感叹道“所为如此，不亡待何”。

从两蜀帝王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蜀中之人这种追求安逸，缺少后顾之忧的心态，蜀中一般士人的生活状况在前蜀是一派醉生梦死，淫逸享乐，后蜀则是“斗米三钱，国都子弟不识寂麦之苗，金币充实，弦管歌颂盈于间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这就是当时西蜀社会上层生活的一般状况，也是西蜀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生活土壤。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没有半点国家危亡的危机感，以为有山川阻隔，就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们和外部世界隔绝太多太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生活已处于麻木状态。也正因为缺少外部世界的冲击，他们不思变革，生活模式只是简单地重复。后蜀君臣虽不赞成前蜀的做法，但他们在实质上却与前蜀的历史进程惊人地相似。

南唐偏安于江淮一隅，与西蜀一样，处于比较安宁的社会环境，由于和平的局面得以维持，加上统治者的有意发展，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南唐的金陵当时也聚集了不少文人，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使南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富庶的国家。

河流纵横，湖泊棋布，为这里的风光增添了无限的秀美。人称江南水乡。青山如屏，碧水似镜，小桥流水的风景使文学、艺术的创作风格偏向素雅清淡。另外，南唐与西蜀不同，它有来自于强邻的危机感，这种心理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显得比较深沉，有着一种忧郁而惶惶不安的情绪。

其次，从创作主体方面看，西蜀、南唐相对稳定，而又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与好文尚士的风气，为延揽文士和文化创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中较有声望文人，诸如韦庄、卢延让等，迁播来蜀，由于他们的努力，蜀中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加之蜀地故有文士如欧阳炯，李殉等，使蜀中形成了具有较高层次的文化修养的创作主体。

与此同时，韩熙载、潘佑、高越、孙最、常梦锡、江文蔚等文士迁移来吴中，旋入南唐，其中怀抱利器者确乎不少，而江东自古就才俊辈出，彼时徐铱、冯延巳、李建勋等人已文名噪江左，南唐的文化发展，也就有了超越当时其他割据政权的条件。

而南唐文学的创作主体则是以二李一冯为中心的统治集团，虽然君臣雅好文学，但都是秉赋才华的艺术家，在国势削弱、强敌压境的多事之秋，在政治上却无所作为，可见南唐文人本质上都不是政治家而是文学家，尽管命运将他们推向了政治舞台。

正是有了这样的创作主体，使南唐文化与西蜀文化有雅正之别，当然也与文人们的艺术气质和才华密切相关。再次，宗教思想的差异也影响着西蜀文人与南唐文人的创作观和人生态度。从宗教影响的角度看，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在两地比较盛行，这是割据政权的统治阶层缺乏自信的心理表现。

西蜀词人受道教享乐意识的影响，因而重生，南唐文人受佛教“苦空”观濡染，因而祈死的解脱，进而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内容与题材，呈现出享乐之音与忧生之磋的差异，即使同写男女之情，也有艳情与苦情之别。西蜀经济发达，统治者苟安乱世，不思进取，应歌征词，沉醉声色。

蜀主王衍使宫妓“皆衣道衣、莲花冠”。过度的纵欲与享乐，使这一时期的正统思想失去统辖力，人不仅能够超越生理制约而羽化长生，而且可以超越伦理限制来满足个人的生活欲望，实现对世俗情欲的充分满足，故西蜀文人以“骑鹤下扬州”的游仙求艳思想，来支持其冶游押妓的放荡生活方式。其作品多与道教思想有关。

与道教在西蜀的炽盛而导致享乐意识不同的是，南唐佛教的盛行导致了忧患意识的弥布。南唐之地自南北朝以来就是佛教盛地，到了李憬即位后，不仅广建寺院，而且亲自礼佛，其时崇佛风气可见一斑。佛教教义认为现实世界空幻而且充满痛苦，影响了深刻忧伤重负下忧郁观察世界的李煌，创作出人生多梦人生多苦的词作。

他那种梦断花落的归宿更是直接印证着佛家“色空”的判断，无论是李憬的“还与韶光共憔悴”的沉郁，还是冯延巳的好景不再、人生易逝的慨叹，亦或是李煜的浮生如梦的哀痛，无不是佛教强烈的生命忧患意识的反映，都深深浸透着佛教的苦空思想。

二、两地文化对后世的影响

南唐与西蜀文化对后世具有较大的影响，即使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占有相当的地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这两地文人对词创作的巨大贡献，使得这种文学体裁终于突破了诗歌的附庸地位，至宋代时终于可以与诗歌分庭抗礼，登上了文学殿堂。

其次，在绘画方面，这两地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直到宋初的官方画院中，西蜀黄筌父子的画法仍然占据统治地位，黄筌与南唐徐熙一样，同被后世尊为花鸟画的鼻祖。至于南唐画家董源在画法上的创新，对后世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代的山水画分为北宗李思训的著色和南宗王维水墨山水的画法，而董源则在这两派的基础上创立了水墨著色的新画法，即以水墨为主，著色为辅，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山水画法。宋代山水画南派公推董源为其祖师，受其创作方法影响的主要有巨然、范宽等著名画家。

在这一时期的画家中，涌现出了众多的杰出人物，他们各有所长，在花鸟画方面有徐熙、黄筌为代表；在山水画方面以董源为代表；在释道人物画方面，有顾闲中、曹仲元等一批人；在屋木竹石方面，有朱澄、卫贤为代表。绘画分科日益趋细的这种趋势，是我国绘画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宋代乃至以后画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再次，在教育方面则完善了书院教育的体制，至宋代遂有四大书院之称，它们均聘请名儒主持讲学，使我国教育事业突破了官学僵化的办学体制，历元、明、清诸朝，一直长盛不衰，确为中国教育史上极为灿烂的一页。

最后，这两地在图书编撰、刻印与征集方面的贡献，为保护我国文化典籍，发展文化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西蜀政府藏书到底有多少，史籍中没有确切的记载，估计数量当不会少。南唐的图籍达10余万卷之多，且多是精心校对，编绘完具的善本书。

而宋初国家三馆藏书不过余12000卷，以至于当时的学官校定九经时，因为缺乏善本而无法进行。后来得到南唐的大量藏书后，由于多校雕精审，才使这项工作顺利地完成了。

南唐、西蜀对文化发展的贡献，还彻底改变了我国文化地理的布局。众所周知，在唐代时，我国的文化重心在北方，唐后期开始南移，经过五代时期南方诸国的大力发展后，至宋代时南方文化的发展就已经超过了北方，初步完成了文化重心的南移过程。

宋人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翁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其实宋代出现的这种文化布局，正是建立在包括西蜀、南唐在内的各国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宋代文化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唐宋八大家”中的6位宋代文学家都出自于南方，而且正好原南唐与西蜀境内各占了3位，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应该说它是这两个地区文化发展长期积淀的结果。

三、总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对南唐与西蜀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种意义不仅在于其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还有助于澄清以往许多模糊乃至错误的观念，使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成就有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南唐与西蜀时期科学技术的成果典籍记载极少，这恐怕不仅仅是记载脱漏的问题，很可能与这一时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科技发展停滞不前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