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女律师为农民工讨薪被捕？

据澎湃新闻报道，因被指控虚假诉讼罪，后被取保候审的女律师高丙芳，经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法院决定，于9日下午被泰安市公安局岱岳分局逮捕。理由是，高丙芳和包工头米某、陈某捏造农民工工资未得到清偿的事实，以农民工名义起诉，致法院判决工程总承包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作出多份错误的民事判决，严重侵害了司法的公信力。

从此起案件来看，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高丙芳事前是否清楚包工头已经付清农民工劳务费；二是按规定企业应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包工头已经将农民工的劳务费发放到位。也就是说，高丙芳和包工头以农民工名义起诉，是“借名起诉”，不符合实际情况。同时，没有按照把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的规定执行，而是由包工头先行支付了农民工劳务费。

从法理上讲，高丙芳和包工头在农民工劳务费已经支付到位的情况下，还在以农民工的名义起诉总承包方，确实存在瑕疵。对高丙芳和包工头依法追究责任，应当问题不大。那么，从情理上讲，此举是否值得商榷呢？在总承包方拖欠工程款不还的情况下，包工头以负责任的态度，先行支付了农民工劳务费，也有错吗？难道非要等到农民工拉着横幅上访，包工头才能理直气壮地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方式起诉总承包方吗？

说到企业应当直接把劳务费发给农民工，就更是不要机械教条了。上级这样规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包工头等拿到工程款不发给农民工。既然包工头主动发放了农民工的劳务费，总承包方就应当积极、快速地把工程款支付给包工头，而不是非要包工头采取诉讼手段。在此起案件中，如果包工头不先行支付给农民工劳务费，农民工是否应该到总承包方处讨要劳务费。到时候，是否又会把板子打到包工头身上呢？

高丙芳的辩护人说得好，包工头垫付了农民工的工资，就享有债权。只要债权是真实的，无论以名义权利人或实际权利人来主张，都不构成犯罪，最多是对委托关系隐名代理或者间接代理关系进行了隐瞒，属于借名起诉。因为，债权是真实的，法律关系是唯一的，只要债务人把义务履行了，法律债权关系就消失了。包工头先行支付农民工劳务费，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得到公众的赞赏，总承包方也应当感谢包工头，从而积极主动地支付工程款给包工头，而不是倒打一耙，把自己的“老赖”行为装扮成法律正义，倒逼法院追究包工头及其帮助其讨要工程款的律师的责任。

我们并不认为在此起事件中女律师没有责任，该她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作为法律工作者，应当知道“借名起诉”的问题。就算包工头没有把实情讲出来，也不能推卸责任。但是，责任有轻重、因果有先后，如果总承包方能够及时支付包工头工程款，包工头还要以这样的方式起诉吗？法院要求总承包方承担连带责任有什么错呢？司法的公信力不是建立在单纯的法理上，还应当建立在公平正义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上，撇开包工头主动支付农民工劳务费的正义行为不说，揪着女律师和包工头以农民工名义起诉总承包方的行为不放，认为女律师和包工头虚假诉讼，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岂不有点颠倒主次、轻重不分之感。即便要追究法律责任，也要先追究总承包方失信的责任。如果没有总承包方的失信，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不查因，只究果，法律的公信力恐怕难以提升。

情不能代法，但法也不能撇开事实上的“情”，而这个情代表着公平正义和社会共情。因为，关心关爱农民工群体，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市场主体、每一个法律主体的共同责任。包工头能够主动考虑农民工利益、及时发放农民工劳务费，就是关心关爱农民工的积极表现。作为司法机关，如果不能看到这样的“情”，是有失公允的，也是很难提升司法公信力的。

我们不反对追究女律师和包工头的法律责任，但一定不能死套法律条文，不能为了照顾总承包方的利益而损害包工头的利益。如此，会产生极坏的导向作用，那就是鼓励包工头们不要在农民工劳务费发放问题上积极主动，而是尽可能拖欠。如此，刚刚得到改善的拖欠农民工劳务费问题又会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