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儒老师重要著作《变革》推介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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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26日，敬爱的刘鸿儒老师将他于2009年1月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变革——中国金融体制发展六十年》（以下简称《变革》）亲笔签名赠予我，这是一本有关中国金融历史方面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在全国的金融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戮力同心建设金融强国的今天，重读这部著作，对我们研究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历史、厘清改革思路、正视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刘鸿儒老师195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79—1980年参与恢复组建中国农业银行并任副行长；1980—1989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常务副行长，主管中国金融体制改革；1990—1992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管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1992—1995年参与创建中国证监会并担任首任主席；1992—2002年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刘鸿儒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这一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参与和领导了所有金融改革重要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是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拓荒者、组织者、设计者和实践者之一。

当代中国金融界有两位大家，一位是黄达教授，他用四本教科书奠定了中国金融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位是刘鸿儒老师，他在实践领域参加了中国金融改革蓝图的勾勒并领导了早期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实践。《变革》一书就是刘鸿儒老师领导早期金融改革的思想记录，对我们每一位对中国金融发展史有兴趣的研究者来说，《变革》值得我们反复阅读深入研究。在这里，我只就中国金融改革起点这一问题谈一些粗浅体会。

在史学研究中，无论通史、专史还是断代史，分期问题都不容马虎，如果历史分期出现错乱就会产生历史误读，从而造成研究上的混乱。少年时，曾认真读过郭沫若先生的名著《奴隶制时代》，印象中郭沫若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起点的判断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中国金融改革起始于哪年，在中国金融理论界好像没有引起什么人注意。2008年，知名金融专家李扬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著，名曰《中国金融改革30年》，显然这本书暗含前提是中国金融改革自1978年始，这种判断有待商榷之处。

我们研究中国当代金融史、金融改革史和当代金融思想史都不能回避中国金融改革的时间起点问题。把起点问题搞明白对于我们的金融改革研究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我向来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与总体经济改革不同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改革起步，接着进行的是城市企业改革、价格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其后才出现金融改革。金融改革在时间上落后于实体经济改革整整六年时间，即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六年后的1984年，金融改革才被提到决策层的改革日程表上。证据之一就是刘鸿儒老师的重要著作《变革》，其中有最为权威和清晰的里程碑式的描述。摘录如下：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把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明确了要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决定》提出，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体制，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关于金融改革，只讲了这么一句，很不清楚。我请示时任国务院领导，他解释说，看不准，财政收支是透明的，银行资金运用是不透明的，搞不好要出大事。在通过《决定》之后，国务院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我任组长，请财政部的一位副部长谢明同志和年轻学者周小川、楼继伟、宫著铭参加。根据总理指示，还请我的学生——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学习的吴晓灵、李弘等参加。我们作了调查、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外国专家的意见，形成了初步方案。

这段文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几个要点：其一，中国的金融改革方针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确定的，是党中央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价格改革等一系列改革部署中的后续内容；其二，由于缺少相关经验，当时金融系统中理论素养高、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时任央行副行长刘鸿儒老师被任命为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组长，研究小组吸纳一些优秀中青年专家参与研究中国金融改革方案；其三，研究人员的组成是跨部委的（有财政部领导参与），同时也注意听取国外专家的意见。

在深入调查学习的基础上，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提出中国金融体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中央银行对专业银行业务活动缺乏有力的调控办法，对外汇的管理和调度还没有完全管起来；二是政企职责不分，专业银行贷款受地方和部门支配干预，银行缺乏自主权；三是金融活动渠道单一，社会直接信用受限，社会资金横向流动能力较差；四是银行企业化经营管理模式未形成，责任制没建立，资金敞口供应吃“大锅饭”现象严重等。

针对上述问题，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当年提出了四项改革方案：

第一、在坚持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建立中央银行调节机制；

第二、在全国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为中心，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金融中心；

第三、发展多种形式的融资渠道；

第四、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实现企业化和现代化。

从上述改革方案可以看出，刘鸿儒老师领导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所要解决的是：中国金融体系的“搞活”和“管住”这两个最紧迫的现实问题。在改革实际推进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中国人民银行剥离贷款业务职能，从而真正成为“银行的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应将这一改革举措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入手点，其历史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现在的年轻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演变历史可能不清楚。1984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也办理商业贷款业务，政企不分，地方行政部门干预贷款资金的供应，央行缺少独立调控地位，全社会存在软预算约束，“安定团结贷款”盛行等金融乱象是不良金融资产生成的制度性根源。我1982年本科毕业时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前郭县支行实习，当时的实习内容是“工业贷款”，每年6月30日之前还要参加储蓄结息实践，这些都是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一部分。1984年，央行的贷款业务被剥离，城市贷款业务由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分管，中国人民银行至此才转变为真正的中央银行。由此，间接融资为主导的中国金融体系开始走上金融大国的发展轨道。传统计划体制下物资跟着计划走，金融作为财政附庸的体制现象随着经济商品化、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有所改变，中央银行成为金融发展的主导角色，货币深化、金融深化，金融体系的供血机能大幅提升，为尔后的中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制度基础。尽管后来出现过多次经济冷热危机、通胀通缩威胁，由于有中央银行的有力调控，我们安然渡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所有的贡献因素中，以央行为中心的金融调控机制也经受住了种种考验。

据刘鸿儒老师回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最初提出的改革方案于1984年12月向国务院汇报，当时领导人认为改革思路可以，但实施暂时还有困难，因为1984年底信贷失控，通货膨胀加剧，暂不将此方案付诸实施。1985年1月，经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长会议讨论后，这一方案的改革内容被正式列入“七五”计划建议之中，并在198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确定了以下五项金融改革内容：

第一、改革金融体制，充分发挥金融系统筹集融通资金、引导资金流向、提高资金运用效率、调节社会总需求的作用。

第二、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是最重要的调节机构之一，要加强其地位及独立性。

第三、人民银行要通过综合信贷计划、金融政策、外汇政策和信贷利率、汇率、准备金率等各种调节手段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做到既能控制通货膨胀又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所有金融机构都必须服从人民银行的领导和管理。人民银行对各级金融机构业务加强稽核，并有权在必要时采取强制性手段，严格控制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贷活动。

第四、各专业银行要坚持企业化改革的方向，但步子要稳妥，其业务范围允许适当交叉，银行应健全贷款审批制度和责任制，有权按国家制定的计划发放贷款并承担风险。

第五、各级政府要支持和监督各地银行执行国家经济政策并保证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利用各种融通工具积极发展横向融通，促进资金市场的逐步形成。（见《变革》P71）

就像所有重大改革举措推出的逻辑过程一样，中国的金融改革思路由金融专家和理论工作者提出，然后说服决策层，形成共识，其后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才逐步开始操作实施。1984年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时间起点，经国务院决定成立、由刘鸿儒老师牵头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从当时中国国情出发最切近实际、既着眼搞活金融发展金融又保证宏观控制能力的科学方案。从1984年至今，中国的金融改革历史刚好走过了四十年的时间。我们在铭记金融前辈历史贡献并努力按照中央号召打造金融强国的时点上，重温这段历史，认真总结四十年金融发展与金融改革的经验教训，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建议，应当成为每个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中国金融史和金融思想史在史学研究中是属于专史研究范畴。傅斯年先生曾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强调的是史学证据的重要性。刘鸿儒老师的《变革》一书就像一座金矿，每个对中国金融史和金融改革思想史有兴趣的研究者都可以从这座史学金矿中找到中国央行改革、银行改革、资本市场建设、金融监管等方面翔实而宝贵的历史资料。

顺便提一建议：如果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同仁认同我在本文中关于中国金融改革起点的论断，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应当举办一个中国央行正式行使央行职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宇宙行”——中国工商银行是否也应当庆祝一下自己的四十周年生日？

以上只是一位普通金融理论工作者的一孔之见和一家之言，大家姑妄听之，期待讨论。

责任编辑：杨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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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发于《银行家》杂志2024年第4期「经济随笔」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