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说起明代的官场，最引人注意的除了宦官、内阁与党争外，无疑就是“廷杖”。所谓“廷杖”就是在朝堂上行杖打人，是对朝中的官员所实施的一种惩罚。
廷杖之制，始于东汉，顾炎武在考证廷杖制度时，曾说：“撞郎之事始于汉明，后代因之”。其后历朝历代皆有皇帝在朝堂上对官员实行廷杖的记载，隋代，因隋文帝性猜忌，所以时常因心情不好就随意的在朝堂上杖打官员，时任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人就劝谏文帝：“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庭非决罚之地”。唐代，《旧唐书•张廷珪》载：“时监察御史蒋挺以监决杖刑稍轻，敕朝堂杖之”，某一日，蒋挺惹怒唐玄宗，玄宗遂下令在朝堂上杖打蒋挺，此事受到了监察御史张廷珪等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
到元代，廷杖开始被滥用，此时不但皇帝对官员使用廷杖，连后妃都开始对官员使用廷杖，同时连不是官员的人都被皇帝实施廷杖，《元史•窦默传》载：“猎者失一鹘，帝怒，侍臣或从旁大声谓宜加罪。帝恶其迎合，命杖之，释猎者不问”，话说一个猎鹰的猎手丢失了进献给元帝的鹘，元帝大怒，遂下令廷杖于猎鹰者。
明代廷杖
当然，廷杖真正被滥用，并成制度化，还是在明代。
明代的廷杖，其实施的次数及规模的大致情况可概括为三个时期，呈现出由少增多至高峰，再减少的趋势。
一、萌芽时期：洪武至天顺时期。明代使用廷杖的大幕自朱元璋开始。洪武八年（1375年），刑部主事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言多忤旨，诏太素面诘，杖于朝”，这是《明史》所记载的洪武朝第一次实行廷杖的记载。当然，明代使用廷杖的先例虽由朱元璋开启，但是洪武一朝使用廷杖的次数并不多，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例，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工部尚书薛祥因被胡惟庸案所连累，被洪武当廷杖死。
此后，建文、永乐两朝皆没有关于廷杖的确切记载，究其原因在于先是建文帝忙于削藩，无暇顾及大臣行为之妥否，且建文在位实在是太短，因此廷杖之事从未发生过。其次永乐帝，他未实施廷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仁慈，而是因为对于胆敢反对他的臣子，他多是用重则屠戮，轻则收狱的方法来取代廷杖。
之后，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等五朝，虽都有实施廷杖的记载，但也并不多见。如洪熙朝，仁宗在位仅有一次廷杖的记载，洪熙元年（1425年），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书劝谏仁宗在不要过度沉迷于女色，从而惹怒仁宗，仁宗遂命令武士扑以金瓜，当廷廷杖于李时勉，将他打得“肋折者三，曳出几死”。总之在天顺朝之前，廷杖在明代还是处于萌芽的状态，廷杖之刑的实施并不频繁，也不成规模。
二、泛滥时期：成化至万历时期。自天顺后，因皇帝多怠政，宦官多乱政，廷杖开始在明代泛滥。此时，只要官员惹皇帝、宦官不高兴，他就有很大概率被当朝处以廷杖之刑，如成化十五年（1497年），因侍郎马文升、都御使牟奉等惹怒了权宦汪直，汪直遂设计诬陷于他们，最终侍郎马文升、都御使牟奉，给事御史李俊、王睿等56人，被当朝处以廷杖之刑。再如成化十八年（1482年），御史李珊等上书万贵妃干政，宪宗怒，专门令锦衣卫从北京到南京午门前，将其每人廷杖二十。
明代官员上谏图
当然，在弘治朝，因孝宗皇帝是一个广开言路、虚心纳谏的皇帝，他是明朝少有的对臣子宽厚的皇帝，因此廷杖曾一度禁用，未在弘治朝出现。但是，到了正德朝，因武宗贪玩，且不喜官员的劝谏，如此廷杖被再次起用，且无论是在次数，还是在规模上，都要比前朝来得更多，更大，此时出现了士大夫伏阙谏诤、群体受杖的情形。正德十四年（1519年），御史舒芬、黄巩等人谏阻武宗南巡，武宗震怒，下令“廷杖舒芬、黄巩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
自正德之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对于廷杖的使用，与正德朝一般无二，呈现出的是使用频繁、覆盖规模广的局势，如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礼仪之争，群臣反对嘉靖追封其生父为皇考，嘉靖大怒，下令将奉熙等五品以下的官员134人施以廷杖之刑，其中被杖死者达17人。再如万历五年（1577年），因张居正夺情，于礼不合，因此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主事艾穆、沈思孝和进士邹元标等上疏弹劾，结果吴中行、赵用贤各杖六十，艾穆、沈思孝、邹元标各杖八十。总的来说，正德之后的廷杖较此前，在次数和规模上可谓都是登峰造极，尤其是在嘉靖朝，廷杖的使用频率更是达到高峰，“四十余年间，杖杀朝士，倍蓗前代”。
三、衰亡时期：万历后期至明亡。 万历后期，因神宗怠政，数十年不问政事，他厌倦了频繁上谏的官员，对于他们的奏疏，神宗是不闻不问，既不惩罚，也不过问，因此廷杖遂一度废置不用。到了天启年间，因魏忠贤擅权，廷杖被再次起用，但此时较之正德、嘉靖年间，廷杖的使用频率相对减少，规模也相对变小。
之所以到万历后期，廷杖会减少，甚至是废置，究其原因在于：首先，明后期皇帝大多都不问朝政，所谓“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巨恶大憝，案积如山，而旨从中下，纵之不问，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故综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其次，明朝皇帝也逐渐认识到廷杖的危害，不想激化与士大夫的矛盾，因此廷杖的使用逐渐减少。
当然，无论明朝的廷杖的次数、范围呈现出怎样的特性，终明一朝，廷杖不绝于史，这确是事实。明代的廷杖除了在建文、永乐、弘治等三朝被禁用外，其余时期，哪怕是在仁、宣这两个明君当政的朝代，廷杖都从未停止过。
明代廷杖
那很多人或许就不明白，明朝的皇帝为什么就那么喜欢对官员实施廷杖的刑罚呢？
一、重典治吏。众所周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寒微，年幼时就因贪官污吏的剥削，致使家破人亡，因此他自登基后，鉴于元末纲纪废弛，吏治腐败而导致民不聊生，国破家亡的教训，朱元璋称帝后就将“重典吏治”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朱元璋认为，前朝之所以贪腐遍地，究其原因就在于朝廷对官吏“失之宽大而不知检”，因此对百官实施严格的监察，使用严苛的刑罚来震慑住文武百官那蠢蠢欲动的贪污之心。
而廷杖就是朱元璋实施“重典治吏”过程所使用的一种专门针对官员的刑罚，其目的就是借着廷杖这带有侮辱性，甚至是血淋淋的手段，来使百官畏法惧祸，最终变成如犬羊一样，任由皇帝驱使。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劝谏洪武要慎杀，从而惹怒洪武，被其下令当殿杖打，自此廷杖遂大行其道，愈演愈烈，被杖死者众多，如朱元璋侄子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皆被廷杖而死。此后，朱元璋所实施的廷杖，被其子孙当作祖制延续了下去，且使用的更为频繁，范围更为广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廷杖更加方便明朝皇帝对于官员的惩戒。廷杖非《大明律》中所包含的刑罚，也就是说它是法外之法，它的使用不受任何条款的约束，如此，正因廷杖的这种特性，所以它是十分受到想要对付不听话官员的皇帝的欢迎。首先，廷杖是法外之法，因此它对皇帝是毫无约束力，皇帝对它的使用不需要一系列的原则和依据，是否执行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意志，皇帝是否执行，执行轻重，完全由皇帝自己自行决定。如此，廷杖的这种随机性与任意性，可谓是大大方便了那些怠政，不喜谏言的明朝皇帝的胡作非为。
其次，廷杖可让明朝皇帝直接使用。明代，其要惩戒罪犯，要先交由刑部进行审讯，然后再送往大理寺进行复核，同时在整个审讯的过程中都要接受都察院的监督，有时候遇到重大案件，还要进行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司会审，此后在完成以上的过程后，才能对罪犯进行相应的惩戒。在这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是较长的，而这就不是皇帝所能等待的。如此，廷杖这种法外之刑，它自然就深受皇帝的喜爱，这种没有明文列于法律条文之上的刑罚，它无需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的同意，只要皇帝乐意，它就能随时随地的实施。
明代朝议中的官员分布
三、明朝皇帝多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主。纵观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史，明朝是出奇葩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有喜欢奶妈的皇帝，有喜欢蟋蟀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工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为大将军的皇帝，从这些习惯可以看出，明朝皇帝多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主，可以说都是性格独立，肆意妄为的皇帝，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明朝皇帝会习惯性的对官员实行这样带有侮辱性的廷杖之刑。
同时，明朝皇帝自朱元璋开始，他们的关系就与百官十分紧张，多是瞧不起百官，只是将他们视为供自己驱使的犬羊，如朱元璋就曾对一位大臣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武宗朱厚照也曾公开指斥大臣：“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崇祯帝朱由检也曾在一次朝会中与群臣说过：“文武各官朕未尝不信用，谁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是一味獴徇诿饰”。如此，试问就是这样瞧不起百官的明朝皇帝，他们岂能不滥用廷杖这个可以让自己肆无忌惮的惩戒百官的刑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