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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根据真实案例改编，部分情节来源于网络，情节有润色；图片来源于网络，部分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仅为配合写作效果；部分人名为化名；情感性阅读，理性看待。
“原来是师哥，失礼了，我们这就走。”
1940年，陈寅恪本是要去英国任职，可半途被困于香港，在香港，日军每天都在迫害着当地的百姓，陈寅恪看在眼里却也无能为力。直到一天，一伙日军闯入了他家，积怨已久的陈寅恪对他们破口大骂，没想到日本军官此时却恭敬的向陈寅恪道歉，还称呼他为师哥。
陈寅恪生于1890年，长沙一户颇有声望的家庭，其祖陈宝箴和父陈三立皆是时人敬仰的人物。陈宝箴在政坛有一席之地，而陈三立则以文词见长，号称“清末四公子”之一。
到了1900年，戊戌变法风波席卷朝野，陈宝箴与陈三立父子俱是变法的拥护者。然而变法未果，两人遭贬官，陈宝箴更是因此病逝。家道中落后，陈三立带着家人逃离长沙，最终定居江苏的金陵。
在金陵，陈三立未曾放弃其改革的理想，他创建了思益学堂，旨在培养新一代的革新者。学堂不仅传授国学经典，亦开设了一些新学课程，诸如西方历史和科学。陈三立亲自担任学堂的校长，并聘请了多位志同道合的国学大师参与教学。
在这样一个充满书香和改革气息的环境中，陈寅恪的童年得以度过。他自小接受严格的国学训练，不仅深谙经史子集，其思想亦极为开明。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他早早展露出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才华。
在1902年，13岁的陈寅恪远赴日本留学。在东京的一间小书店内，陈寅恪偶遇了一位同是留学生的绍兴青年，名叫鲁迅。两人一见如故，对彼此的志趣和才华都表现出了深深的赞赏。
他们经常一起讨论文学与哲学问题，探索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交汇点。鲁迅的尖锐批判和深邃思考，对陈寅恪打开思想的大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段友谊，成为了他们人生旅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陈寅恪的求学之路并未止步于日本。随后的年月里，他的足迹遍布欧美，从柏林到巴黎，从苏黎世到哈佛，他的学识不断扩展，从历史到语言学，从文学到哲学，陈寅恪在学术的海洋中遨游，吸收着各种知识的养分。
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陈寅恪与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讨论东西方历史观的异同。德国学者对陈寅恪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印象深刻，他们的交流深化了陈寅恪对历史学的理解。
尽管在学术旅途中有机会获取多国的学位，陈寅恪却对此不甚关心。在他眼中，知识的价值远胜于任何文凭。他曾明确表示：“真正的学问，不在于一纸证书，而在于能否让人的思想得到真正的解放。”
1925年，陈寅恪结束了他在海外的学术游历，归国时已有了颇具盛誉的学者之名。同年，清华大学怀抱振兴国学的雄心，新成立了国学院，校方急需招募杰出学者以充实师资。
清华大学的校长曹云祥原已挑选了三位学术造诣深厚的教授，但对于第四席位一直难以决断。这时，梁启超了解到清华国学院的构想，便向曹云祥推荐了刚从海外归来的陈寅恪。梁启超对陈寅恪的学识和见解极为推崇，认为他正是清华所需之才。
然而，曹云祥在初次听闻此事时显得颇为犹豫。他对陈寅恪虽然声名远扬，却无任何学位和学术著作的背景感到担忧，担心这与其他三位学者的资历显得不够对等。
梁启超听后立刻显得颇为不悦，他坚定地回应道：“寅恪虽无文凭，但他的学问深邃，见识独到。清华若只看重表面的文凭而非真才实学，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
曹云祥见梁启超如此坚持，再加上他对陈寅恪在学术界的成就也有所耳闻，便开始重新考虑。他邀请陈寅恪进行一场试讲，以便全体师生和校董能亲自见识其学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