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公元前154年春，吴王刘濞反了。
当时，刘濞派人前往楚、赵、淮南诸国，通谋相约，并与胶西王刘昂喊出了“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口号，发动叛乱。
得知消息后，汉景帝大惊失色，随即采纳窦婴的建议，召故吴国丞相袁盎入朝参政。然而，面对气势汹汹的七国之乱，袁盎却说：
“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
很明显，袁盎要求汉景帝先斩晁错，而后派遣使者，告知晁错被斩。同时赦免叛乱七国，并恢复他们被削减的土地，叛乱可以不战自灭。
作为汉景帝的老师，以及引发七国之乱的“罪魁祸首”。汉景帝思虑良久，叹道：
“朕不会因为宠信一个人，而不顾天下。”
不久后，汉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府中，下诏请晁错上朝商议军国大事。当晁错走至长安东市时，中尉突然停车，并向晁错宣读诏书，将他腰斩弃市。
晁错死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等又联名上书，“迫使”汉景帝将晁错一族满门抄斩。
可怜的晁错，此时对朝中的决定毫不知情，就这样穿着朝服，身子被砍成了两段，全族为他陪葬。
那么，晁错的死，是不是被冤枉的？汉景帝又能否用晁错的人头，平息刘濞等人的怒火呢？
能言善辩的晁错
晁错，颍川人。
晁错少时曾拜张恢为师，研习法家学说，又在成年后跟随伏生遍览儒学，在推崇黄老之术的汉初，是极为难得的人才。
而在法、儒之外，晁错也精通辩术、谋略。因此，晁错之名很快就传到了长安。
公元前165年，汉文帝下诏推选“贤良方正”。晁错依靠自己的才华，在所有大辩士子中脱颖而出，一举谋得太常掌故的职位。
史书记载，晁错为人“鲁直深刻”，又“学申商刑名于张恢先所”。
他不仅性格认死理，不留情面。更倾向于制度建设，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忠实维护者。
故而，面对匈奴不断入边，晁错敢于越级向汉文帝上“言兵事疏”，主张以夷制夷，以汉之长攻匈之短。
而后，他又建议汉文帝采用经济手段鼓励移民实边，抵御匈奴入侵。甚至，他还对移民实边政策作出具体细化，完善移民实边。
可以说，晁错陈述的问题都切中汉朝要害，有很强的实用性，是汉文帝想做而做不到，也不敢做之事。
只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贾谊遭到大臣的诋毁，英年早逝后，汉文帝就一直在衡各方力量。
他深知，晁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却只能故意压制着他，不让他成为功臣集团的攻击对象。
为此，汉文帝决定把晁错留给自己的儿子刘启。他任命晁错为太子舍人，让这位奇才辅佐日后的皇帝。
而能言善辩、深通谋略的晁错，也深受刘启的信任，渐渐成了太子府的“智囊”。
力主削藩
公元前157年六月，汉文帝去世。
自太子时代，就在文官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汉景帝，坚定地继承了汉文帝的文治更化思想，重用文官智囊，抑制功臣武将。
因此，汉景帝即位后，立即提拔了晁错做内史。不仅如此，晁错还可以单独面圣、密议国政。
可以说，晁错以区区内史的身份，却能让汉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遇之隆，冠于九卿了。
而有了皇帝的权威做后盾，晁错的影响力也急剧膨胀，这也直接加剧了他和功臣武将的权力斗争。
当时，丞相申屠嘉对此大为不满。
申屠嘉自刘邦时代就投身军旅，从武卒做起，一步步走到宰相的位置，是一个典型的功臣武将。
汉景帝总向晁错询问军国大事，这等于间接架空了丞相。
正是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文景时期功臣集团同文官智囊的第二次激烈冲突。
当时，申屠嘉接到报告，晁错为从内史府中出入方便，新开了两道门，把临近的太上皇庙的壖垣给凿穿了。他抓住这条小辫子，劾奏晁错大不敬之罪，要置他于死地。
然而，晁错得到消息后，却抢在申屠嘉上奏的前一天晚上面圣陈情。
因此，申屠嘉的“马后炮”不仅没能搬到晁错，反而砸向了自己的脚。他被迫向汉景帝谢罪，不久后抑郁而终。
申屠嘉和晁错的这次交锋，胜负之势同汉文帝时期周勃与贾谊就“列侯之国”事件发生的冲突来了个戏剧性的大转变。
当初，汉文帝不得不屈从周勃等人的压力放逐贾谊，可汉景帝却可以无视申屠嘉的怒火，力挺晁错。
可见，在皇权的支持下，文官智囊已对功臣武将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优势。而晁错也因此擢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负责督察百官及诸侯王的行为。
甚至，只要晁错再进一步，成功登上相位。那就意味着自汉文帝时代开启的文治更化进程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军人政治的时代落下大幕。
然而，就在汉景帝着手收官之前，功臣集团却迎来了逆转的机会，削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