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土地革命时，我党和我军还处于“襁褓”，斗争经验也处于积累阶段，所以很多同志非常尊重“老大哥”共产国际派来的领导，对他们的指示也绝对服从。
不过，各国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高高在上的“太上皇”明显水土不服，而且还死不认错。王明、博古、李德这三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毛主席也受到他们的排挤。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因为王明的错误路线，毛主席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表示坚决反对，但势单力孤，无济于事。
回忆这段“至暗时刻”时，毛主席不无感慨地说道：“别说人了，连鬼都不来我家。”
错误路线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才得到彻底改观，毛主席在我党的领导地位才得以确定。
但遵义会议的进程绝对不是一帆风顺。
期间，一名与会者的发言甚至让素来“宽厚仁和”的朱德老总竟然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声色俱厉”的老头子在当时的铿锵发言虽然简短，但字字千钧，坚定地支持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那么，遵义会议是如何召开的？
会议上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
为什么朱老总会大发雷霆呢？
转战：路在何方？
长征在中央红军出发时的实际称谓是“西征”。
因为博古和李德制定的目标是要向西，到贺老总的湘鄂西根据地和红2、红6军团会合，然后再创建新的根据地。
出发时，中央红军的5个军团加上中央和各机关，总人数将近9万。虽有敌人重兵“围剿”，但按照博古的想法，根据地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所以“瓶瓶罐罐”都得带着。
于是，红军的队伍首尾最远距离甚至达到过100公里。队伍中，有各种被好几个人抬着的机器，有骑马的老同志，有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和病号，全副武装的战士在拥挤不堪的人流里也迈不开大步。
长征出发前，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为主，加上周总理）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全部分散到各军团，毛主席从张闻天那知道消息后，就要求与他和王稼祥一路同行。
王稼祥
因为闹了好几个月差点要命的疟疾，加上心情郁闷和对红军前途的担忧，毛主席的身体非常虚弱，过了于都河，就不得不上了担架。
很巧的是，王稼祥因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伤，弹片还没取出来，也躺在担架上。张闻天没啥事，一直骑马陪在他们身边。于是，3位领导人谈了一路。
在分析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开始后遇到的情况时，王稼祥忧心忡忡地对毛主席说：“革命道的路这样走下去，可不行！”
过了些日子，毛主席身体康复，体力也恢复了，就跳下担架经常到各个军团去“串门”。李德在40年后写的《中国纪事》中就提到毛主席“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去这个军团，一会儿去那个军团，无非就是想让军团和师的领导认同他的思想。”
中央纵队的最前面是穿着褪色旧军装，踩着草鞋的总司令朱德老总。虽然他已经48岁，组织上也给他配了担架，但他坚持骑马，为的是让战士们能投入到一线战斗。有时遇到不好行军的路段，朱老总还会带头爬山，其矫健的身手让很多年轻战士都自愧不如。
朱德
在中央红军冲过3道敌人封锁线后，蒋介石已判明了红军是要去湘西，于是严令加强第四道湘江防线。当时，“追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有16个师，加上陈济棠的粤军和白崇禧的桂军等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超过了20万。
一时间，湘江沿岸敌军云集，战云密布。
一夜，朱德老总、周总理、博古、李德在一家农户的家里开了碰头会。
朱德老总首先发言：“我看，应该把没用的家当都甩掉，全军尽快渡过湘江。”一边的周总理立刻表示赞同。
但博古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不行！那些军工、印钞、医疗设备都是革命的本钱，不能丢掉！”
博古
朱老总有些生气，但尽量平静地说道：“人，才是革命的本钱！为了那些东西，要牺牲多少战士，你想过吗？”
此时，李德盛气凌人地插话：“革命怎么会没有牺牲？为了成功转移，付出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早就看他不顺眼的朱老总没理他，随后起身，继续指挥部队冲向湘江。临走前，他还不忘让警卫员给农户留下了一袋大米。
1934年11月27日晚，红军先头部队已抢占湘江渡口，并与越来越多的敌军展开惨烈的拉锯战，但庞大的中央和军委纵队的14000多人和1000多幅担架还挤在山间甬道，绵延50多公里，以每天20多公里的“龟速”前进。
白崇禧本来为了保存实力，只让桂军对红军“衔尾”追击，结果他没想到红军的移动速度会如此之慢，桂军居然一下把红军大纵队给拦腰切断。
危急关头，“军事专家”李德黔驴技穷，周总理和王稼祥都支持朱老总“扔掉瓶瓶罐罐，快速渡江”的建议。早就没了主意的博古在无奈之下也表示同意。
李德
最终，中央红军在朱老总的指挥下，血战四天四夜，才得以渡过湘江，代价就是人数锐减到3万多人。过江后，博古和李德又来了神儿，继续坚持把红军往火坑里带，还要去湘西。
面对数倍敌军布下的口袋阵，红军该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