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启示

摘要

延安时期，为了适应理论武装和舆论斗争的需要，尽快培养大批具有良好思想政治素质的党员干部，以应对严峻的战争形势，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借助以往的理论积累和相对稳定的环境，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党员干部教育工作，使党员干部教育工作逐步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并在此过程中摸索出诸多对于新时代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仍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新时代，应当有效、合理借鉴延安时期的预防教育、实践教育、典型教育、感染激励教育、自我教育与朋辈教育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从自我精准定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身教与言教相结合、物质与信仰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等五个方面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闭环，实现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循环，促进党员干部能力素质的螺旋式上升。

延安时期，特别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大批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不畏艰险，奔赴延安和各大抗日根据地投身革命事业。同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和国际国内形势的日趋严峻，对党员干部各方面的要求愈发严格，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亟待全面提高。因此，党中央决定把干部教育作为重点，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开展党员干部教育，使党员干部教育逐步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在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其中许多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二、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亮点

延安时期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化教育始于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2]（P526）之后，党中央便颁发了《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成立了干部教育部来统一领导干部教育工作。由此，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拉开序幕，并在此期间呈现诸多亮点。

1. 体系上较为完备。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上较为完备，主要表现在干部学校的相关工作上。1939年5月，党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了学习动员大会，为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进行部署安排，随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1940—1942年，党中央颁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等重要文件，详细指出了要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干部制定不同的学习内容；将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相结合；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等等，对干部的教育目标、方法、内容、形式等进行具体规定。进而，借助在延安地区成立的马列学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行政学院等十多所高等干部学校，逐步形成了实现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全覆盖，职前教育、离职教育、在职教育相结合的较为完备的培训体系。

2. 内容上较为全面。延安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干部的教育内容主要在政治理论层面，延安时期对于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增加了实践层面，强调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实现了教育内容的较为全面化。1939年，在抗大建校3周年之际，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3]（P188）的教育方针。延安时期，各个干部学校或者干部培训班都较为全面、系统地开设了相关政治理论课程。根据中央出台的相关政策，各个学校和培训班开设了相关的形势政策课程。在实践层面，毛泽东、周恩来等诸多中央领导同志深入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一线，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此外，各个学校和培训班也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来改进学风、转变思想，让广大党员干部体悟中国共产党党群关系水乳交融的优良传统，并通过社会实践坚定理想信念、培养优良作风、磨炼意志品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3. 形式上灵活多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灵活多变。首先，对于不同层次的党员干部，党中央于1940年1月3日颁发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对干部教育的方针、课程等内容作出规定，强调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适用；对于不同类别的党员干部，形成了职前教育、离职教育、在职教育相结合的较为完备的培训体系；对于特殊的党员干部，例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干部、青年党员干部等，党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战区青年工作的指示》《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党的支部教育的指示》等，确保尽可能做到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其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重要创举。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4]（P210）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最终目的是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利用党员干部的自我教育与朋辈教育，进而使全党上下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最后，采用多种形式克服本领恐慌。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泽东讲道，“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我们队伍里面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5]（P177-178）。为了克服本领恐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采取了多种形式。一是树立典型，通过外部思想政治教育，让党员干部发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二是扩展教育培训内容，将理论结合实践，从多方面入手提升党员干部的实际本领；三是明确党员四项义务和四项权利，并且制定“激励与惩处”六条内容，促使党员干部提升本领。

往期荐读

责 编 | 吉 洁 编 辑 | 马雷雷 来 源：根据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