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诺奖背后的……恶棍、英雄与阴影

《文明拐点上的恶棍与英雄：改变世界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01-1950》，[美] 莫伊拉·多兰著，杜星苹译，花城出版社，2024年1月版，318页，59.00元

美国学者莫伊拉·多兰（Moira Dolan）的《文明拐点上的恶棍与英雄：改变世界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01-1950》（Boneheads and Brainiacs:Heroes and Scoundrels of the First 50 Years of the Nobel Prize in Medicine，2020）原书名直译就是“笨蛋与聪明人：诺贝尔医学奖前五十年的英雄和恶棍”，中译本对书名的处理是比较合适的。“本书简笔勾勒了1901年至1950年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群像。他们当中有种族主义者、怪人和机会主义者，也有英雄、天才和无私的捐助者。同时也包含41项药物与疗法的诞生：白喉疗法、疟疾研究、血管缝合术，血清、盘尼西林、青霉素、维生素的发现……这些医学研究成果深刻改变了20世纪历史进程，串联起了半个世纪的战争、疫病和匮乏。作者打破了白衣天使们寻找奇迹疗法的刻板印象，真实描绘了众多医学工作者的个人生活，揭示了医学进步背后错综复杂的人类现实。”（封底推荐语）虽然是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学术普及读物，但是作者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群体这个独特的研究视角出发，探索二十世纪上半叶医学研究成果与社会机制、历史语境的复杂关系，有医学发现与医疗技术发展史性质的专题视角，同时在紧密联系二十世纪政治、社会历史的叙事中也凸显了某种医学社会学研究的性质。

作者莫伊拉·多兰（Moira Dolan）是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医学系的医学博士，曾在密歇根州和得克萨斯州从事内科医学研究，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行医经验。她非常关注患者应享有的利益，通过公开演讲告知患者他（她）们应有的权利——更重要的是，鼓励患者“对医疗职业采取良性的怀疑态度”。应该说，作为医护能够有这样的关怀和鲜明的立场与行动实在是很难得，那么多兰博士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人？

在该书的“前言”中可以看到多兰的思想形成过程。医学院入学面试，当她以“当然是为了治病救人！”来回答“你为什么要做医生？”的问题时，却受到面试官的嘲讽甚至是哄堂大笑，这令她深感震惊。这也真让人难以想象那些医学院的面试官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一年级要花大量时间在实验室里做解剖实验，她能熟练完成所有的解剖过程——切开肠子、心脏和大脑。但是在最后一周，她正在解剖一只脚、即将切入足底时，发现死者的小脚趾上贴着一枚爽健牌鸡眼贴，这一瞥让她开始设想他曾经过着怎样的生活，感受到了一丝他的“灵魂”，突然之间她觉得解剖对他而言有些许无礼与冒犯。这个“鸡眼贴”的细节与被触动的瞬间很有一种形象化的人性冲击力量。二年级应邀参观医药制造公司，公司销售代表向每位同学免费发放了一台价值不菲的听诊器，她感到公司是企图影响一位医生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诊断习惯，因此对于接受这件礼物是否符合职业道德提出了质疑，但只有极少数同学与她有同样的想法。多兰没有提到带队老师是什么态度，我想公司的行为肯定在事先与老师商量过。“久而久之，‘医学’这个词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被一点一滴地消磨殆尽。”第三年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开始接触真正的病人。“从病房里的日常对话可以发现，我们的人情味儿正越来越淡薄”，指的是“我们”在私下以各种外号称呼病人。在当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的阶段时，她发现一般而言医生不会把种种医疗后果视为自己的责任，只是看作完成本职工作。因此“我对现代医疗的切身体验与我的理想相去甚远，理想似乎越来越遥不可及”（前言，第1-3页） 。

可以说，像她这样的学医经历是有普遍性的，但是能够像她这样产生内心的震惊、质疑和思考的恐怕不多。如果是在一种不合理的医疗体制之下从事医疗职业，在疲于应付超强的工作量与医患关系极为紧张的环境中，那种理想主义精神更加难以存在。多兰谈到在她求学过程中，阿尔贝特·施韦泽是她的榜样。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是法裔德国人，在哲学、医学、神学、音乐领域均有过人的才华。1913年他来到非洲加蓬，建立丛林诊所，从事医疗援助工作，同时传播基督教给人以希望。1915年，施韦泽提出了“敬畏生命”（Ehrfurcht vor dem Leben）的理念，将伦理学的范围由人扩展到所有生命，成为生命伦理学的奠基人。阿尔贝特·施韦泽于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把全部奖金和演讲、演奏所得全部用来增盖兰巴雷内的麻风病院。当多兰对现代医疗失去希望、但依然愿意相信以前的医生曾是一个高尚职业的时候，她重读了阿尔贝特·施韦泽的作品。“人生在世的目的在于对他人有同理心且能伸出援手。” “如果人对生命的任何部分加以蔑视，就会失去对所有生命的敬畏。” 施韦泽的这些训诫对多兰产生很大影响。

据资料显示，2017年莫伊拉·多兰和他人合作出版了一部关于服用胆固醇药物的著作（No-Nonsense Guide to Cholesterol Medications: Informed Consent and Statin Drugs，2017），该书论述了降低胆固醇对癌症、痴呆和死亡风险有什么影响，利益冲突如何塑造了大多数医生盲目遵循的国家处方指南，这些药物如何影响肌肉和肝脏。多兰坚持患者的知情权和同意原则，鼓励读者通过了解常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等信息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莫伊拉·多兰博士并没有反对使用这些药物，只是为您提供有关它们的事实，以便您可以就是否应该服用它们做出明智的决定。通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他汀类药物的每项主要研究，本书说明了降胆固醇药物的优点和缺点，包括关于最新药物的部分。目标是让您成为知识渊博的医疗保健消费者，以便您可以做出判断并明智地做出医疗保健决策！”（https://www.amazon.com/）这是她一贯关注患者应享有的利益，宣传帮助患者实现应有的权利以及鼓励患者“对医疗职业采取良性的怀疑态度”的例证。

使多兰对诺贝尔医学奖的历史发生兴趣的具体原因是这样的：有一天正在对一位九十五岁的老人进行心肺复苏，主治医师打来电话要求停止抢救。事后他告诉多兰这位患者在几十年前曾与他人合作共同发现了维生素B12，最终荣获诺贝尔奖；即使她通过心肺复苏幸存下来，也一定会遭遇脑死亡。“对于一个如此优秀的人来说，那将会是怎样的生活？”这段经历“使我对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重新燃起兴趣”（同上，第3页）。于是她翻阅了大量诺贝尔奖得主的自传以及网络上的绝版书资源，还有诺贝尔委员会按规定过五十年公开的保密记录。“这些史料，使我时而欢欣鼓舞，时而震惊讶异，时而沮丧叹息。诺贝尔奖得主中不乏高尚的灵魂，也有几位曾是我心目中的医学英雄，但远非我想象中那般伟大。在此过程中，我对诺贝尔奖的看法有所转变，我不再将至高无上的光辉形象强加于诺贝尔奖得主身上，但这丝毫没有削减我对这些故事的盎然兴致。”（同上，第4页）

该书从1901年首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开始讲起，内容涵盖了至1950年间的前五十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段时期的历史见证了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的诞生和纳粹统治的存在。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使痴人当道，智者沦陷。乍听到“诺贝尔奖”一词时，多数人会认为它是为百里挑一的卓越成就而设立，能为改善人类生活作出巨大贡献。人类总把英雄理想化，因此会认为诺贝尔奖得主全是智慧超群、宅心仁厚之人……”（前言，第1页）实际上的情况当然不是这样，在这个获奖者群体中既有真正的英雄、科学天才和无私的奉献者，也有种族主义者、纳粹主义信徒、人品糟糕的怪人和时刻争名夺利的研究者。不过对于今天处在信息时代的读者来说，恐怕也没有多少人还会真的对诺奖获得者怀有毫无保留的崇拜感，问题只是对诺奖推动人类进步的伟大贡献与阴影中存在的问题能有多少正确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该书是很好的启蒙读物。

在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不少发生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的评错案例。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主张使用疟疾患者的血液治疗梅毒患者的精神错乱症状，不久便被发现疟疾对梅毒毫无疗效，却能将患者置之死地；约翰尼斯·菲比格因提出“线虫导致胃癌”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奖，也是不久之后他的理论就被推翻。另外的情况是有些诺奖得主犯了其他科学错误，如埃米尔·冯·贝林以他的白喉研究获得首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他却提出了人类结核病的源头在于牛奶的错误观点，甚至提出用甲醛来处理牛奶。有些发明从长远来看危害严重，如保罗·穆勒发明的DDT杀虫剂有效遏制了斑疹伤寒的传染态势，但是在和平时期大量使用DDT杀虫剂的结果却使人类健康遭到危害，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一直延续至今。有些诺贝尔奖得主虽有超前的科研理念，但是很久以后才被重视。尼尔斯·芬森因成功运用光疗法而获奖，但在其后数十年内光疗法却遭到美国政府取缔；1908年获奖的埃黎耶·梅契尼可夫提倡人类食用酸奶等含有益生菌的食物保持肠道菌群平衡，但这一观点直到七十五年后才被广泛接受。至于有些诺奖得主并不是其获奖成就的第一发现者，而真正的首创发明者却默默无闻的情况更是并不少见。可以说，只要是由人来进行的评选活动，越是著名的和影响巨大、范围广泛的评选就越是难以避免出现这样的不公平的“疏忽”。

作者在该书最后写下的这段话可以作为全书的总结：“与其他多数科学领域相比，医学始终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诸位诺贝尔奖得主极大地促进了20世纪上半期的医学发展。他们的故事不仅能反映出科学家的私人生活与家庭背景，还能折射出不同地区与国家间的特色，甚至连当时的国际背景压力也有所体现。如此环境之下，一些科学家还能坚守在科研阵地、提出具有革命意义的研究成果，实在令人叹服。当然，他们在科学的道路上并非永远正确；与同事同僚之间，同样存在利益分配不公的情况；他们也并非总是对人类怀有良好的意图。同样地，诺贝尔委员会在评选的过程中，也会因人性缺陷或外力影响而失之偏颇。无论读者是否从事医学专业，都无须将诺贝尔奖得主之言视为金科玉律，谨慎考究才是理智之举。追忆往事看似简单，实则极具挑战，尤其是在诺贝尔奖如今已极负盛誉的情况下，更是难上加难。”（273页）这是很平实也很深刻的论述。

在该书论述的这段历史中，一战、纳粹德国的统治、二战以及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对抗对于科学研究有很大影响，正如作者所言：“战争与政治事件对前半个世纪的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影响颇深。……战争不仅会影响获奖者的科研，还会波及其私人生活。”（264页）其中与纳粹德国相关的事例既是医学诺奖史上的重大污点，也是研究纳粹德国史的一个侧面。亚历克西·卡雷尔（Alexis Carrel）因其血管缝合术及其对器官移植发展的推动而获得191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是他在著作《人的奥秘》（1935、1936年）中盛赞优生学，提倡使用毒气室以有效处决“无用人群”，并且与纳粹支持者查尔斯·林德伯格有密切往来，因此而被控与德国纳粹政府同流合污。1944年11月5日卡雷尔在法国逝世，才得以躲过纽伦堡审判。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Julius Wagner-Jauregg）于1927年因其独创的梅毒疗法而获奖，他是纳粹党的正式在册成员，曾大力提倡对所有身上携带“犯罪基因”或被贴有精神病标签的人甚至包括职业女性进行绝育手术。1940年瓦格纳-尧雷格去世，否则也会被送上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席。直到2004年，一名维也纳市政官员针对该地区纳粹时期的历史展开深入研究，被尘封的瓦格纳-尧雷格的残暴罪行、优生项目和种族歧视伤寒疫苗再度进入公众视野，维也纳人民呼吁政府将瓦格纳-尧雷格从当地学校、路标和医院中除名。

193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德国人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1889－1938），奥西茨基因向协约国阵营披露德国违背一战终结时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积极重组武装力量的消息而被定为叛国罪，后被押入集中营中忍饥挨饿、遭受毒刑拷打。当诺贝尔委员会于1936年11月来到埃姆斯兰，给这位声名显赫的罪犯颁发193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纳粹当局迫于国际压力将奥西茨基释放。但是，此时的奥西茨基已经是垂死之人。1937年，纳粹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颁布法令，禁止德国人继续接受诺贝尔奖。但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并未因此却步，继续向德国人颁授奖项。纳粹政权严令禁止后续获奖的三位得主领取诺贝尔奖，其中包括：1938年因维生素研究而荣获化学奖的里夏德·库恩，1939年因研究性激素而荣获化学奖的阿道夫·布特南特以及1939年因发现抗生素而荣获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格哈德·多马克（ Gerhard Domagk）（194页）。

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纳粹政权以医学科学为名所施的暴行得以审判。 二十三名医生、官员涉嫌打着治疗的旗号，对纳粹党的政治迫害对象实施优生学治疗、安乐死及酷刑折磨，并迫使受害者接受医学实验。法庭在诉讼过程中听取了八十五位证人的证词，评估文件一千五百余份。美国法官最终判定纳粹安乐死项目有罪，其项目实验常使人残疾甚至死亡，且明显未经实验对象知情同意。针对调查结果，法庭起草了《纽伦堡人体试验守则》，旨在保护各国患者及研究对象，使他们免遭统治者、狱卒、法官、医生以政治、种族、民族、宗教等因素为由对其进行违法实验和迫害（117页）。

1946年赫尔曼·约瑟夫·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因发现x射线辐射可引起基因突变而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令人瞩目的是诺贝尔委员会不顾穆勒身后错综复杂的个人、职业和政治背景争议，认可其非凡的科研成就，提名并颁奖于穆勒。穆勒出生于美国纽约，他的个人经历更是折射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在20世纪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艰难处境与传奇色彩。

任教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穆勒无论在学术关系、私人生活或政治倾向等方面均备受争议和监控，他在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列为共产主义组织的全国学生联盟（ NSL）中担任顾问，又曾任宣传共产主义事业的校内报纸《星火报》的编辑；他本人从未入党，但奥斯汀市当地报纸将穆勒斥为共产党成员。在纽约市举办的第三届国际优生学家大会上，穆勒发表的论文和演说公开抨击与德国优生学原则有很多共同之处的美国基因运动，呼吁停止阶级、性别及种族歧视，但是他又提倡在真正平等的社会（当时他认为苏联是这样的社会）中推行“积极优生学”。1932年穆勒在古根海姆奖学金的资助下前往柏林威廉皇帝学会下属的大脑研究所任教，但是由于纳粹党针对共产党嫌疑分子开展的破坏行动，穆勒实验室被摧毁。穆勒受邀前往苏联建立基因实验室。这时的穆勒坚信苏联社会是实现其优生学乌托邦的理想环境，1936年，他在《走出黑夜：一位生物学家眼中的未来》（Out of the Night: A Biologist's View of the Future）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理念，甚至把列宁、马克思、普希金、牛顿、达·芬奇、巴斯德、贝多芬、孙中山和波斯数学家欧玛尔·海亚姆等描述为理想男性。他让人将该书译成俄文并另附长信寄给斯大林。然而斯大林当时推崇的基因学理论来自苏联农作物科学家李森科，其学说认为遗传因素可在环境压力的影响下发生改变。1936年穆勒与李森科公开辩论，他将李森科斥为骗子并称其成果为“萨满主义”，但是李森科及其追随者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公开反对其学说的人都面临着政治危机。结果穆勒只好离开苏联，自愿参加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支持内战中的共和军。共和军面临失败，穆勒转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任教。他在爱丁堡大学期间通过实验证明X射线辐射的危险性，呼吁技术人员与医生在操作X射线时佩戴铅防护罩。但他的建议并未受到医生们的欢迎，反而受到激烈的抨击。1940年纳粹德国空军轰炸伦敦，穆勒在爱丁堡大学的工作被迫中断。这时穆勒面临的处境是苏联指控他为美国间谍，而美国FBI怀疑他为苏联效力，法西斯分子也因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立场对他发起攻击。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告知穆勒，如果他想重返学校，那么他首先要为自己违反校规的行为接受大学评议会的审判。

穆勒后来在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暂时谋得一席之地，开始研究随人体老化而出现的、与X射线辐射无关的基因突变。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就秘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向穆勒征询意见，穆勒的意见是放射物存在风险，可诱使人体出现基因突变。之后他一直在专业会议和公共媒体上发表反对核爆的言论。1953年，FBI特工传唤穆勒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受审。1955年，穆勒受邀出席联合国会议并就“和平利用原子能”主题发表论述，但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禁止穆勒与会，取消了他的计划演讲——《辐射造成的基因损伤》。穆勒为警示原子能技术的危害所做出的努力被判定为诱使美国退出冷战的诡诈伎俩，因为当时的苏联也在秘密开展核项目。同年，穆勒和其他九位诺贝尔奖得主共同签署了最初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伯特兰·罗素起草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召开一次非政治性的世界科学家会议，讨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害。穆勒于1967年逝世，享年七十六岁（220-228页）。穆勒的一生既追求科学真理，同时也积极投入公共政治的斗争，尽管他对于学术问题和政治形势也有过各种误判，但是就如他签署的那份《宣言》中的那句名言：“牢记人性，忘却杂念”，他可以被称为时代拐点上的科学英雄。

1922年与奥托·弗利兹·迈尔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 因共同研究肌肉生理学而共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阿奇博尔德·维维安·希尔（Archibald Vivian Hill）在1933年在英国伯明翰的一次会议上向国际科学家发表演讲，痛斥纳粹德国将十万名政治囚犯关押于集中营的行为。结果引起了纳粹分子、191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约翰内斯·斯塔克的猛烈抨击，斯塔克声称营中政治囚犯不足万人，且这些人全都是叛国罪犯（96页）。

在诺奖的背后，的确可以看到有英雄、恶棍以及纳粹政治和冷战时期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