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37年，毛主席在和当时访问陕甘宁地区的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及自己当年从军时的经历曾这样说道：“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中，湖南矿工指的是彭有胜，铁匠指的是朱其升。这两位各自有什么故事？这两个人与毛泽东当时是怎样的关系呢？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陕甘宁地区旧址
朱其升，1891年生人，祖籍位于湖北省大冶县。朱其升家中一贫如洗，靠着给地主打工种地以换取口粮过活，饱受地主剥削之苦。朱其升家里有兄弟四人，在当时那个连吃饭都困难的环境里，朱其升自然没有办法接受什么教育，为了生存下去，朱其升不得不在年少时就离开家乡去学习打铁、修伞的技艺以此谋生。这便是前文中“铁匠”的由来。
在历经了3年的学徒时光之后，朱其升出师了，但朱其升并未立刻离开铁匠铺，他留在了铁匠铺义务帮工，只为了能够填饱肚子。可没想到，这样的愿望最后也没有能够达成，一次朱其升因为肚子饿吃了老板家里的一点米饭，被老板打了一顿。
朱其升年少气盛，便连夜离开了铁匠铺，背井离乡，举目无亲，再加上不认识回家的路，朱其升不得不沿路乞讨，来到了长沙城。
恰好当时长沙城内，湖南新军正在招募士兵，朱其升听说当兵能吃饱饭，还能有军饷。朱其升为了能凑够回家乡的路费，便参加了新军的招募。幸运的是，朱其升自身条件符合当时招募士兵的要求，朱其升就这样顺利地进入了湖南新军。在当时，湖南的新军编制是13人为一棚，由棚长（班长）、副目（副班长）来管辖这一棚的兵。恰巧，朱其升所在棚的副目，正是我们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彭友胜。
彭友胜比起朱其升要年长，彭友胜生于1884年，家住湖南衡东三樟乡粟子港，彭友胜年少时家徒四壁，没有能够接受什么教育，早早就离开了家乡去外面谋生，彭友胜在外从事过矿工工作，这也是本文开头“湖南矿工”的由来。1907年，彭友胜加入了湖南新军，彭友胜在军队在为人忠厚，手脚也比较勤快，不久便被提拔成了副目。
朱其升与彭友胜在军中由于早年经历较为相似，都吃过不少颠沛流离的苦，因此两人颇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日积月累，两人也变得熟络起来。朱其升由于在铁匠铺当过学徒，因此有打铁和修理其他器械的能力，因此朱其升承担了军中一部分修理兵器和其他器械的事务。由于朱其升本身具有一定的技能，人又老实肯干，不久朱其升就被升为上士。
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
1911年5月，清政府为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悍然宣布“铁路国有”，旋即批准《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将这两大铁路干线抵押给英、美、德、法4国。清政府这一露骨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湘、鄂、川、粤人民的义愤。
湖南人民首先起而反对。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南保路运动，保路运动于长沙兴起，自6月上旬开始，在徐特立等进步教师的发动下，罢课浪潮席卷长沙各学堂，工农商各界也纷纷行动起来。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保路运动的影响下，四川、湖北、广东的保路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当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之时，两湖地区掀起了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武昌起义的胜利大大激励了各地革命党人推翻清政府统治的决心，湖南地区的革命党人10月13日举行了会议，决定于10月22日在长沙发动起义，会议上通过了以焦达峰、陈作新为首领导并筹备长沙起义工作。
当日清晨，新军士兵集合并将军械库打开，随后给每人分发白布臂章一块、子弹10发。并当场宣读了革命的事项及命令，在场地上对空鸣枪，辛亥长沙起义正式开始。
在这场战役中，彭友胜一马当先，奉命带领新军士兵进攻长沙城北门，新军士兵长驱直入，占领了城内的军装局。安定超带领士兵攻入东城门，并与彭友胜的北路军胜利会师，两军约定在中午时分别从东、西两处攻击抚台衙门。配合焦达峰、陈作新等人所带领的新军部队，最终攻克了巡抚衙门，新军冲入巡抚衙门内，清政府官员只能高悬白旗投降，辛亥长沙起义至此宣告成功。
次日，湖南军政府成立，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彭友胜在此次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腐朽的清政府的加速灭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革命之火燃烧在中华各处大地上，湖北武昌首义的成功大大地激励了民众们对革命的热情和推翻腐朽的清政府的信心。辛亥革命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投身于革命的热血青年，其中不乏有如在保卫汉阳的战役中英勇牺牲的学生领袖詹蒙等人，各地的学生受此鼓舞，纷纷投笔从戎，投身到了到广大的革命事业中来。武昌位于湖北，因此两湖地区的革命氛围和革命热情也是大为高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