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学者金雯：年轻人对爱的幻灭，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政治的一部分

界面新闻记者 | 董子琪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当爱情的冒险历程不再能吸引年轻人，他们又将在何处安放自我？应当如何理解年轻人的压抑，以及情感的意义与价值？

在新近出版的《情感时代》一书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金雯通过研究兴起于18世纪的情感小说，梳理了泪水、恐惧与忧郁的意义与历史，指出小说潮流的变迁正与时代情感潮流的变化吻合：在感伤文化泛滥时，人们会将热泪盈眶视为自我标榜的方式，相信泪水能够表达同情和善意，与他人形成心灵同盟；另一方面，泪水也成了失控的象征，感伤文化因为可能助长人们——尤其是女性——的自怜自恋的病态而受到诟病。

书中，金雯梳理了西方的两类情感观念史：一类认为情感是身体变化的直观反应，另一类则认为情感是人们不能知晓、无法完全描绘的身体性力量，威胁着人的主体性与完整性。她指出，情感在启蒙时期成为所谓“人性”的核心问题——正是因为人具有天然的利他情感，才能拥有强健的道德和审美判断力，在形成个人主体性的同时维持社会和谐。

她以18世纪小说为例具体分析了启蒙的情感史。斯特恩的《项狄传》描写了诸多忧郁症状，忧郁（melancholy）一词出现频率很高，小说中发生的日常事件不断将虚构人物推向忧郁，这提示我们，忧郁并不是这个时期的罕见病症，而是弥漫于18世纪的英国日常生活的常见精神状态。18世纪晚期，感伤小说与哥特小说盛极一时，忧郁和恐惧成为小说传递的主要情感，这两种情感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超出了启蒙时代对掌握人类科学的乐观信念。

呈现同情、忧郁等情感的18世纪西方小说不仅促进了现代文学的形成，也与同时代的诸多历史问题对话，对废奴运动与女性地位提升等文化变革都产生了影响。情感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活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就像书中引言所论述的，“社会性依靠的不仅是意见，更多是结构和谐的感受。”

01 年轻人的情感恐惧与求稳心态

界面文化：在此前的一次活动上，你谈到自己观察到了年轻人情感恐惧的现象。你如何理解这个现象？

金雯：我在我的师门里面的确发现，今天“90后”和更年轻的群体对于传统模式的情感关系非常抗拒。他们在生活各个层面都追求稳定，尽量避免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扰动、不可控的情感事件。这种倾向与经济下行的压力和社会上人们对稳定职业的普遍追求有关，也与年轻人在情感经验和情感教育上的匮乏有关。对“70后”“80后”来说，追求伟大爱情的历险有很强的吸引力，可今天的年轻人会嗤之以鼻。

今天的大众文化内含一股强大的反浪漫主义潮流。我们过去几代人心心念念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或者在金庸和琼瑶描写的纯爱氛围中长大，而如今，b站等媒体平台中的许多内容致力于揭示意识形态对人们情感的操控，致力于批判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洗脑作用，拒绝通过私人情感得到生命救赎的幻觉，很多年轻人相信所谓浪漫爱情只不过是商业伎俩，或加强男权制的话语策略，属于虚假意识形态的范畴。今天年轻人相信的情感鸡汤文与他人的爱无关，崇尚的是无坚不摧的自我之爱。年轻人对爱的幻灭，或者对稳定的以浪漫爱为基础的关系的幻灭，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政治的一部分。对这个现象我是理解的，并不反对，但我也有些不同意见，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与年轻朋友们交流。

界面文化：这里所说的年轻人求稳是一种自我压抑的行为吗？包括压抑恐惧、忧郁相关的负面情绪？

金雯：很多人看上去很超脱、很坚硬，看透了世间的情感谎言，但其实内心是软的，非常需要光亮和爱的关注。很多人声称自己已经看淡一切：“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引发我的情绪，安稳地生活就可以了，不想每天处在巨大的压力下，开开心心地就好。”但这种话语流露的是对获得他人认可和理解的放弃。当人们感觉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达到“阶层跃升”的梦想，不可能讨得父母和长辈的欢心，这种锥心的痛感往往会以逃避和享乐主义的形式暂时地缓解自身。

很多人（不论是我这个年代的人还是今天的年轻人）都会出现“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状态，这可以认为是对自己身体性需求——包括爱、兴趣和其他情感满足——的压抑（repression）。不过，这些求稳这些都只是暂时的，有压抑就会有反弹。

在19世纪，女性中常见的歇斯底里症，即疯狂的情绪起伏，就是压抑的症候，内心需求和身体需求长期被压抑，在一定的时刻就会引发躁狂的行为。就像福楼拜《包法利夫人》里追求浪漫爱的女人，身体不能得到爱情的滋养，只能通过读小说来释放最强烈的身体需求。20世纪的文坛充满了创伤文学，告诉我们被压抑的有关痛苦往事的记忆会以梦境和闪回的方式重现，在重现之时给人带来巨大的负面情感。所以，一个普遍求稳的社会也一定是精神疾患比较普遍的时代，我们只能不断通过社会层面的交流和对话来使之得到缓解。

界面文化：那么恐惧呢？尤其是《情感时代》写到的哥特小说传递的恐惧，是不是与今天的恐怖片有点类似？

金雯：恐惧跟压抑不太一样，是很容易诊断的情感，但它与恐惧也有共性，两者都与压抑有关。所谓哥特小说，的确可以认为是今天恐怖片的一个前奏。第一部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城堡》建构了一个复古的场景：中世纪古堡中出现了一系列怪异现象，一个头盔从天而降把继承人压在下面，鬼魂在四处出没，好像过去累世的家族罪恶终于受到莫名力量的惩罚。

小说渲染的恐惧跃然纸上，但到底指向对什么具体事物的恐惧却是不清晰的。18世纪与后世读者在阅读时很可能把恐怖事件与自己的宗教体验和日常经验勾连，对小说描写的恐惧做出具体的阐释，借此将小说的“无意识”和自己内心隐藏的恐惧揭示出来。这告诉我们，恐惧和压抑一样，不是一种直白的情感，源自我们被压抑的愤懑和不满，很少能被直接言说，也是经由小说和其它文化表达才得以显现和成型的“不可名状之物”。今天我们读恐怖小说，实际上是在捕捉作者发出的“求救呼号”，尝试理解文本隐含的深层恐惧，也同时理解自己的不安。

我在书里想说，不论是忧郁还是恐惧，18世纪的“否定性情感”指向了启蒙这个自诩为进步的时代的软肋。“理性时代”的文化精英投射着人们通过自己理性和思辨的力量构筑和谐生活的愿景，但哥特小说和各类情感小说就是来摧毁这种信念的。理性很难创造出令每个人安居乐业和谐的秩序。每个人都压抑着对外在环境压迫的不满，长此以往，文化中便飘荡着许多受害者的幽灵，恐惧和忧郁言说的都是人对自己有限性和无助感的模糊体认。

界面文化：如何理解恐惧与忧郁的不同呢？

金雯：恐惧的发生源于具有压倒性优势、随时可以肢解你的外部力量——法国大革命就引发了许多欧洲人的恐惧，他们发现，当民众的暴力狂潮袭来，个人会被撕碎。

忧郁的生成需要更长的时间，常常像毒素一样慢慢在人的体内积累，最终摧毁人的精神。《项狄传》里的叔叔托庇就是忧郁的代表，他从九年战争（发生于1695年的战争，对垒双方是法国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反法同盟）退役，虽然受了伤，养了三四年，差不多也恢复了，但始终没有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却又不知道是为什么，于是他想，是不是多掌握一些军事意识、在家做军事演练，对战争就更有掌控感？但后来越学越迷糊，陷入了想要超越困境却愈发无法自拔的迷雾。忧郁的起因是驳杂的，往往由突发事件或长期精神虐待共同造成。

界面文化：刚才讲到掌控和否定性情感之间的冲突，否定性的情感好像在提醒人们不可能完全获得掌控感？

金雯：对，否定性情感否定的就是人的掌控力。一来，我们很难为这种情感命名，忧郁和恐惧都只是大致的情感符号，说明人类语言无法揭示情感现象的具体对象或复杂维度。二来，这些晦涩情感的延续会持续削弱人们对自身和外界环境的掌控力。在18世纪哲学家和精英文人的想象中，情感是人之为人的理由，伏尔泰改写《赵氏孤儿》就试图说明反抗强权、维护个人尊严的情感是人性的普遍内核。不过，这个时代的人也已经发现，人之所以不能完全为人，也是因为情感。如果无助不会引发不可名状的情感，人是不怕渺小的，我们对自己的无助是如此的敏感，这就是人的悲剧性之处。

界面文化：眼下，漠视个体无助的所谓“钝感力”颇为流行。

金雯：这是一种自我疗愈，但人真的能做到心如止水吗？做不到的。如果能做得到，我们今天所有人都能靠自我暗示就健康起来。这是把诊疗神话化，诊疗只有配合社会结构的变化才能有效。

02 泪水能够洗净人心

界面文化：情感不可能是完全是完全私人的，而是具有媒介性的。在这一点上，情感小说有点像今日的电视剧吗？

金雯：有异曲同工之处，或者说情感小说是通俗剧集的前身。小说潮流的变迁跟情感的潮流变迁相吻合，也使得女性作者和读者的数量大大增加。18世纪40-60年代这段时间，感伤小说开始兴起，在60-80年代间蓬勃发展。惠海峰老师曾做过词频统计，在整个18世纪，60-80年代间“哭”这个词出现的概率最高。

泛滥的眼泪似乎告诉我们，人们同情弱者和有道德操守的人，人们有天然的美德，正如亚当·斯密设想的那样，人们可以达成情感共识，自发地构建有序社会。可18世纪的现实并非如此。18世纪末，哥特小说大行其道，说明此时恐惧已经成为更为强势和显像的情感，法国大革命及其催生的大规模暴力进一步加深了封建制度阴影以及性别政治、金融灾难等社会因素已经催生的恐惧。一种小说类型的兴起当然有偶然因素，但要引起风潮，还是需要有情感基础。

界面文化：词频统计“哭”出现的概率最高，这个时代也因此被称为“情感时代”，可是，泪水难道是这个时代发明出来的吗？

金雯：泪水早就在文学中出现了。在古罗马古希腊的史诗中，就有许多男性人物的泪水：阿喀琉斯为战友帕特洛克罗斯之死流下热泪，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去世后父王前来恳求阿喀琉斯归还尸身，阿喀琉斯也因为想到自己的父亲而抽泣。不过，这时候的热泪——尤其是男性的泪水——并不被鼓励，柏拉图《理想国》对诗人的憎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像荷马这样的诗人会激发情感的外在显现。

这个情况很快有所变化，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就已经对埃涅阿斯的感物之泪做了正面描绘，中世纪诗歌和故事中的泪水就更为普遍。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人类有罪观念的阴影下，泪水被赋予了洗刷肉身和精神痼疾的神圣功能，基督教文化的情感世界为世俗的眼泪奠定了基础。

到了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情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相信自然情感是可以为理性和道德建设服务的，而图书市场的扩大也为情感的构建、放大和传播提供了便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狄更斯《老古玩店》中年幼的女孩小耐尔在去世前安慰其外祖父，这纯真的一幕让人们动容，同样，美国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充斥着对奴隶悲惨境况的煽情式描写。

19世纪的感伤小说仍然是社会变革和商业推广的工具。这个情况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就消失了，作家、艺术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早期神经科学家都更为集中地注重“否定性情感”，将隐秘心理动因的书写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煽情和感伤开始与“经典文学”绝缘。总之，18世纪出现的煽情文学，不能说是历史上唯一描写和引发热泪的文学，但这个时代对热泪的态度的确与众不同。

界面文化：热泪文化、情感泛滥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这种关系，也适用于中国吗？

金雯：是的，清末民初的中国也出现了写情文学，一类是“鸳鸯蝴蝶派”的因男女情爱引发的悲剧，比如《玉梨魂》《劫余灰》，还有一类是有一定政治倾向的情感小说，比如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林纾在这部译作的序言中表示了对中国政府漠视在美华工悲惨遭遇的不满，希望自己的译文具有激发中国读者与非洲奴隶同仇敌忾之情的功能。在其影响下，后来出现了一批反映华工境遇、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感伤小说。

写情小说与媒介文化的发展相连，与此时大众文化的勃兴互为因果，也与具有变革抱负的仁人志士使用大众媒介实现政治诉求的意图相关，这与18和19世纪英语世界及法国很相近。19世纪的日本也有类似现象，森鸥外等浪漫主义小说作者同样引发了大量的哭泣和文化反思。

界面文化：讲到情感和媒介的关系，有时候也会惊讶于当下人们的情感需求之强，这会表现在视频的弹幕里，即使是看吃播也会发出寻求同好的弹幕。

金雯：大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满足人们自恋的情感，以此转化为成功的商业模式。18世纪感伤小说泛滥时，人们以流泪标榜自身的道德水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善心来感动自己。事实上，当时就有人意识到这点，批评仁慈之举和热泪。

18世纪初法国作家马里沃有一部小说叫《同情的奇怪效应》，专门设计暴力色情和悲情的段落，用来刺激读者的情感，并反讽他们同情中内含的自恋。不过，话说回来，大众媒介也可以被创造性地使用，促进每一位观众梳理、挖掘自身被掩盖和伪装的晦暗情感。

我不久前在一次飞行旅途中终于看了贾玲编剧的《你好，李焕英》，印象中这很可能是一部庸俗的煽情电影，但看了以后我觉得其中煽情的点其实非常高级，观众很难知道自己为什么流泪，在反思泪水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智识满足，也会因为更透彻地了解自身情感而疏通内心。电影中有一个舞台表演场景，沈腾扮演的厂长儿子和贾玲扮演的穿越到妈妈年轻时代的女儿表演二人转，试图引发观众的欢笑，两人出尽洋相还是遭遇冷场，却在狼狈不堪颜面尽失的那一刻突然达成了自己的愿望，台下爆发出哄堂大笑，贾玲在影片中的妈妈也开怀起来。然而，此刻电影的观众却只想流泪，被自己这突如其来的泪水惊讶。

这个场景内外的情感深邃复杂极了，这两个人物勉强出丑的羞耻之情和不惜折损尊严只为博所爱之人一笑的无私情感互相交织，既猥琐又崇高，喜剧在这一节点无声地向悲剧转折。这样的大众文化我不反对，反而很钦佩。

界面文化：你在《情感时代》里写道，启蒙时代一方面承认情感的重要性，构建以身心关系为基础的普遍人性，另一方面也滑向了为人类划分等级的理论工程。可以再讲述一下情感与启蒙的关系吗？

金雯：现代社会的诞生一定会伴随情感地位的提升。人们要自主地构建美好的生活，就必须要使得情感为改善社会秩序所用。启蒙时期的情感理论试图挖掘和肯定人的普遍善意，以此为人类社会奠基。亚当·斯密认为，同情是人共有的情感，是人类所有情感的基底，所谓同情就是通过观察想象再现他人的能力，也同时是与他人保持情感强度一致的天然倾向，同情是“道德情操”的最根本体现，是普遍道德观念的前提。斯密的情感理论与他的自由市场理论一致，正如市场被不可见的手调控，人和人之间也被不可见的天然倾向调控。

另一方面，虽然启蒙思想构建了普遍人性，却也不得不面对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在文化多元性的语境中重新审视普遍人性理论。在康德早期的《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观察》中，康德对不同民族的情感和审美禀赋做出了区分，这种思想在他后续的著述中被大大弱化，但仍然留下了许多痕迹，也使得康德不仅成为启蒙普遍主义——为人类社会整体制定规范性的道德、审美和法权观念——的旗帜，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现代种族思想。

当然，18世纪对各民族文化多元性的解释并不单一，法国的孟德斯鸠认为民族差异主要与政治、法律制度差异有关，不能被归结于某种自然的情感禀赋。但是，无论怎么说，18世纪的普遍主义和民族差异论之争与情感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