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背后——读韩松落《写给雷米杨的情歌》（附小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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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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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落的中篇小说《写给雷米杨的情歌》原载《天涯》2023年第2期，后收录于其最新中短篇小说集《晚春情话》，2024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写给雷米杨的情歌》中，94新生代歌手秦芳明已步入中年，和网红歌手河澜同行，回到故乡参加电影节开幕式的演出。近乡情怯，往事潮涌。秦芳明回忆起自己在歌坛的一路风云，旧曲重奏，面具之下还有面具，旁观者无法洞察当局者的失神。

多少人的青春里响彻着1990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但又很少有人了解所谓的“乐坛”，韩松落的这篇小说里，既近镜头聚焦乐坛歌手命运交错的过往，也再现了一代人1990年代的青春里的背景音乐。这是献给1990年代华语乐坛和一代人青春的情歌。

山西作家冀宏伟在《天涯》2023年第2期读到《写给雷米杨的情歌》后，写下了评论《隐藏在面具背后的出走与归来》，今天我们全文推送这篇评论和《写给雷米杨的情歌》，以飨读者。

隐藏在面具背后的出走与归来

——读韩松落《写给雷米杨的情歌》

冀宏伟

每个人记忆的角落都回响着一首青春的老歌，每一首老歌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些散落一地的流年碎影，像一个个往事如歌的音符；那些恍如隔世的前尘旧梦，像一串串错落有致的旋律，总在昨天的纪念册和备忘录浅吟低唱。韩松落的中篇小说《写给雷米杨的情歌》（原载《天涯》2023年第2期，收录于《晚春情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2月）以一名歌手的出走篇与归来篇相互映照为写作结构，以上世纪90年代为时代写作背景，谱写了一曲一代人的乐坛记忆之歌。冰天雪地的北方与绿肥红瘦的南方，银装素裹的冬天与草长莺飞的春天，历史与现实的两两相望，故乡与异乡的归去来兮，青春与梦想的蓦然回首，白雪与红日的暗自契合，面具与脸孔的相互撕扯，记忆与音乐的旧曲重奏，书信与往事的昔日重现，旧人与新手的新旧交集，人名与艺名的改头换面。过山车般的乐坛潮流，走马灯似的流行时尚。夜未央，人未寐，初心依旧，雪地上的红日照亮来时的路，归来依旧是少年。多少如歌的岁月，漂泊的往事，夫复何求？情何以堪？从少年歌手到步入中年，一个歌者的人生变迁史、精神史、音乐史，在近乡情怯的归途中，像一轴徐徐铺展开去的画卷，使小说散发着感怀伤逝的时代遗留气息，闪烁着诗意哀愁的音乐艺术华光。

《小小少年》《乡间的小路》《耶利亚女郎》《春风吻上我的脸》《大众电影》《北京青年报》、 邓丽君、刘文正、迟志强、崔健、费玉清、程琳、朱晓琳、少年歌手、拼盘磁带、囚歌、广州音乐茶座、签约歌手、94新生代、南下、走穴、MTV、卡拉OK、香港唱片公司、KTV歌手大赛、彩铃、社会化民谣、华语流行乐、音乐榜单、南方风云榜、军大衣、抢军帽、穿大档……“最初的情欲，荒莽的爱，没有成形的焦灼，金粉流离的四年，如同宝志和尚撕开的面容后，偶然露出的观音面相。只是一瞬间，却也足够永志不忘”。一名“华语流行乐的化石”时过境迁，亦走亦歌，亦走亦思的青春印迹，人生留痕，把一个时代的记忆氛围感拉满，犹如沉浸于一首怀旧的老歌，那些熟悉而难忘的旋律扑面而来，弥漫开去，给人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已知感。

不论是人生的舞台，还是音乐的舞台，不论台前幕后，还是心路历程，不论是离家南下，还是返乡北归，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生活，每一个歌手都戴着面具演唱。“上台戴的第一个面具，就是下台前的所有面具”。就像歌手需要包装，音乐需要制作，演出需要化妆，有时候人不得不需要戴着一层又一层的面具活着。说到底，人生就是面具与脸孔，真实与伪装的关系，就像演唱就是歌手包装与音乐制作的关系。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假戏真做，假戏真唱。舞台小天地，人生大舞台。在光鲜亮丽，鲜花掌声，众星捧月的背后，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灵肉相煎，酷烈戾气的隐秘悲情。在面具的另一面又隐藏着怎样一张真实的脸孔？正如小说题记引用克劳德.康恩的话：“这层面具之下，又是另一层面具。我永远也揭不完所有的脸孔。”网络歌手河澜的面具是隐藏在雪地里浅薄的快乐；出道成名的秦芳明的面具是圆熟，以及由赵玉磊变成艺名秦芳明；与秦芳明“识于微时”的何林杰的面具是“够酷”有棱角，以及由何林杰改为艺名何赫克；音乐茶座老板的面具是“开场白”；华妙唱片公司老板许嘉伟的面具是“花园”结盟……作为一名功成名就的歌手，“华语流行乐的化石”，秦芳明在舞台上的表演，以及在现实生活和心灵空间隐秘的角落，展现出怎样的交错交织？也就是说，一名歌手在舞台上呈现给观众的舞台形象，和舞台下的人间烟火形象，有着怎样不同的区别界限？是异于常人戴着面具的伪装，还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真实？是永葆阳春白雪，还是终究随遇而安？小说《写给雷米杨的情歌》深入歌手的台前幕后，窥探歌手为了音乐艺术献祭般的心路历程，情感羁绊，精神求索 ，打开了潜藏于心灵密室的一扇暗门，走进了歌手的隐秘舞台。以探测器和显示器探幽入微的敏感细腻，深入心灵内幕与演唱幕后，微观体悟不可见幽微隐蔽的另一面，解读人的精神奥义，揭秘人的隐秘角落。尤其是秦芳明隐秘的精神情感历练，独具异世界的个性化色彩，同时也颇具流行歌手的时代代表性。

“他们后来都签了唱片公司，秦芳明签在梦时代影音，何林杰签在金经典唱片，也都改了名字，那时候的艺名，都要像普通人会用的名字，略微出挑一点、艳一点就好，也不能出挑太多，艳太多，何林杰却改了个名字叫何赫克。”为了顺应时代的风潮，也为了钟爱的歌唱事业，赵玉磊改名为秦芳明，何林杰改名为何赫克，恰如其分地区分了两个时代，就像白天和夜晚那样泾渭分明。“赵玉磊”“何林杰”代表的是他们共同的演唱“史前”时代。而“秦芳明”与“何赫克”代表的则是，歌手的“黄金时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从“赵玉磊”“何林杰”到“秦芳明”“何赫克”的改名换姓，折射透视的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代人关于精神悸动，心路跌宕的的挣扎与抉择。

一次电影节开幕式回乡演出、四段拆解的书信、一首《塔拉》、一首《写给雷米杨的情歌》》、一次背叛自己的花园结盟、一次因为抢歌而“大家都要开心才好”同室操戈的隐秘、一个人的神秘失踪、一个风云人物的死亡。小说《写给雷米杨的情歌》以红日和看雪贯彻始终，紧贴现实当下，由现实进入历史，然后从历史回到现实，照亮现实，在现实与历史中穿越回溯，以蒙太奇的电影写作表现方式，既近距离聚焦乐坛歌手命运交错的现实影像，也长镜头重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青春逐梦的背景音乐，既在行走与远方的梦想里回放离家南下无畏的脚步，也在边走边看的返乡北归里打量中年的痕迹。审视面具背后的奇趣，揭秘人性深处的隐秘。使看不见的看见，使遗忘的抵抗遗忘。小说结尾又是一次日出看雪。“初升的红日，像刚刚出生的，湿润、憨厚、纯真，没有一点杂质。与小说开始的“红日、雪野、树影，车窗外看起来一片静白，没有温度感，甚至偏于温暖祥和”，像一首MTV歌曲的背景图再次回放，首尾呼应，预示着揭去面具的真相大白，一览无余。闪烁着幽微的音乐烛火，发出了雪地般清冽的人生微光。

作者简介

冀宏伟，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文艺报》《中篇小说选刊》《山西日报》《南京日报》《河北日报》《长江诗歌》《创作与研究》《草原》等报刊。曾荣获“山西新锐诗人”奖、第六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优秀奖等

写给雷米杨的情歌

韩松落

这层面具之下，又是另一层面具。我永远也揭不完所有的脸孔。

——克劳德·康恩

“像西部片。”

落座，放下水杯，河澜急不可耐望向车窗外，一双手握住桌上的水杯，搓来搓去。窗外景象，确如他所说，“像西部片”。雪后的平原一片洁白，白到失去立体感，只能凭借淡淡的、狭长的阴影，看出原来的地形，这地形也是失真的，一切都变得柔缓，连人们接收它的感官也变得柔缓。偶有没被雪覆盖的陡坡和山岩，黑的部分格外黑，像斑驳的煤块。山岩之上，红日正在升起，天空从淡蓝变成微蓝，白杨树在雪地上投下纤细的长影。

“你是第一次看见雪么？”秦芳明本来想刻薄两句，到底还是收回去了，年轻人浅薄的快乐，也算不得错。如果一定要追究，就显得自己老气横秋了。

他顺着河澜的眼光望出去，红日，雪野，树影，感受却完全两样。车窗外看起来一片静白，没有温度感，甚至偏于温暖祥和，他却仿佛站在雪地里，雪花被近地的风刮着，从鞋帮和裤管之间那一寸空白，灌进鞋子里。他是真感受过雪的。雪对他而言，并不只是一幅明信片似的画面。他下意识地动了动身子，把裤管蹭下去一点，仿佛要遮住那一寸空白。

“不是第一次看雪，却是第一次看见这么没遮挡的雪。以前我爸爸带我们回家，都是赶着夏天去，说冬天太冷。”河澜又掏出手机来，拍个不住。一群乌鸦像是要配合他，从一片白杨树林子里飞起来，飞得非常有力，黑色的骤雨一样，在天空中画出紧绷的直线，转眼就不见了。河澜赶忙换了录像模式，拍了十几秒视频，等到乌鸦飞远了，这才把身子往后一塌，心满意足地靠在椅背上。

“这里坐着还好吧？”负责接待的小陆和秦芳明的助理小高从车厢那头走过来，小陆用眼神在秦芳明和河澜之间连了两道，像是要蹚出一条信号线，然后落在秦芳明这里，“要是走国道，就看不到这么好的风景了，说不定现在还在路上排长队。”

秦芳明并不在意坐动车，但小陆觉得自己作为主办方工作人员，有义务反复道歉，反复解释。因为雪，他们下了飞机，住机场酒店；因为雪，派不了车接，他们要一大早起来坐两小时动车。但因为大雪是不可抗力，小陆解释得异常自然，很难找到这么清爽明亮的理由了。

“幸亏最近演出少，”河澜说完，觉得不妥，又补上一句，“要是前半年，也拿不出这么几天时间做两场演出。”

“就当回家么。”秦芳明也不在意，给了个更稳妥的理由。

“刷刷手机也就到了，您两位要是缺什么就跟我说。”小陆一边说着，一边挥手拦住推着售货车经过的列车员，从售货车上拿下几瓶水，两盒水果，放在秦芳明和河澜中间的小桌子上。电话响了，他接起电话，对两个人指指电话，就往车厢接头的地方走。

“出门的时候给你的快递你拆了吗？”助理小高一边帮着撕水果盒外面的保鲜膜，一边问秦芳明。

“忘了。”秦芳明站起来，探手到行李架上的包里，拿出一件薄薄的快递，照旧有点疑惑，小高跟了他也一年多了，到现在还没看出来他的疑心病有多重。歌迷也好，品牌方也罢，寄来的东西，但凡是食物，哪怕是知道来历的，他都是看一眼就丢掉，至多拍张照片发个微博，配上“被你们爱着”“泪目”“感动”之类的字眼。不知道来历的，看都不看就丢掉，至于玩具和摆件，都要拆开看过，用德力西和优利德两种品牌的辐射检测仪测过，但终归还是不放心，转手就送人了。也不是没想过挂咸鱼卖掉，但周期太长了，又要在身边放很久，而且那些物品的特征太明显，没准就被人认出来是谁的号。

昨天这件快递，是出门的时候，在公司楼下的快递柜取出来的。秦芳明当时觉得小高有点多事，如果东西太大，还得回公司放，但一取出来，小高带着询问的语气念出收件人的名字，赵—玉—磊，秦芳明愣了一愣——那是他的本名。他接过快递，看地址，家乡寄出的，排除了法律文书的可能，捏了一下，似乎是一封信。他拆了快递信封，里面还有一个老式的牛皮纸信封，信封正面印着红框，红框里照旧写着他的本名。这一次，他没有拆，把信封放进包里的时候，想起在美剧里看到的细节，政治谋杀案的目击证人打开一封信，里面喷出一道烟雾，证人瞬间倒地。

玉磊同学，很多年没见了，你还好吗？

说是很多年不见，似乎也不对，毕竟我们留在家乡的同学，还能听到你的歌，看到你的消息。同学们都觉得很欣慰。

昨天在商场的服装店里，还听到你的一首歌，一听就是你的声音，我查了一下，是你最近几年的代表作，叫《塔拉》，我就站在原地不动，完整地听完了那首歌，这几天也一直在循环播放。

这首歌让我想起我们那时候的很多事。

“循环播放”……现在的人只说“循环”了，一说“循环播放”立刻就把自己归到古代人的范围里。那首歌写的也不是当年的事，不是写给任何人的。但她要觉得是，那就是吧。

秦芳明戴上耳机，在手机上找到《塔拉》，虽然是自己的歌，通过音乐APP听来，倒像是重新听到：

他带你看，他的珍藏，

蜂蜜色的秘密时光，

他给你看，他的渴望，

雪豹一样神秘光芒。

“华语流行乐的化石”——综艺节目《歌手来了》给秦芳明贴过这么一个标签。和许多过气人物一样，秦芳明不喜欢被贴标签，总觉得自己是完整的，不应该只有一个突破点，直到他发现，这种标签能给自己续一口气。能续多久不好说，但终归能让媒体有话说，给观众增加记忆点，让演出商重新提起兴趣。这口气到期了怎么办？再找新的标签。都是这么一口气一口气过来的。

何况，他……的确算是化石。少年歌手，拼盘磁带，囚歌，广州音乐茶座，签约歌手，94新生代，香港唱片公司，唱片业没落，彩铃，演出业的十年黄金时代，社会化民谣，唱歌综艺。三十多年时间，华语流行乐的关键节点，他多多少少都在场，或深或浅参与过。

出道的机缘来得非常偶然，对他来说，却是必然。那时候流行过一阵子少年歌手，确切一点说，是少女歌手——赵莉、田晰光、钱贝妮、程琳、朱晓琳、丁小青，接连出现，接连成名。少男歌手也有，始终没成气候——那时候的男女歌手是有模板的，一个邓丽君，一个刘文正，少女歌手通常要学邓丽君，少男歌手的声音条件却有点尴尬，学不了刘文正。

本地的电视台在歌唱比赛里拎出了他——因为他早熟。他的资质，其实不是唱歌，而是异常早熟。小时候在大院里组织游戏，学生时常主动跑老师办公室，不是为了当学生干部，是希望被老师记住，希望被众人爱和关注。自打报名参加电视台组织的歌唱比赛，他就一路战战兢兢却也异常老道地到处认老师，没有比赛的时候也经常到电视台去坐着，自称“实习”。起初，门卫让他打内线电话叫人出来接他，熟悉了以后，也不要人接了，由他径直走进去。

他隐隐约约看出一点，这个行业要的是不是孩子的孩子，披着少年画皮的成年人，可以是少年，但不能真是少年。那正是他这种人。

他央求父母为他买了件军大衣，因为电视台人手一件。化好了妆，换了演出服之后，人人都披着军大衣。军大衣是上一个时代的遗留，是抢军帽、穿黄大裆的升级版，又有一点行业中人的自矜。似乎穿上军大衣，就是在等待了，等待化妆室，等待演播间，等待上台演出，等待被召唤。军大衣是等待的制服。他熟练地穿上军大衣，熟练地把军大衣裹在演出服外面，并且不扣扣子，像每个穿军大衣的演员一样，即便是三九天气，即便是在户外。“冷不冷？”“不冷。”每个穿着演出服、裹着军大衣的人，都被这么问过，“不冷”是有戏在身的人的特异功能和神秘特权。他一开始就洞悉这一切。

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成为“他这种人”，父母亲都是普通干部，并没有特别世故和市侩，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动荡。和他一样在场面上露面的小孩子，也并没有特别早慧、有知觉，进进出出都还要父母带着，像是父母的傀儡。唯独他不一样，他异常自信地觉得，世界上的事情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后来他发现，这个行业里，到了一定层面，多的是他这种人。

电视台不知道怎么用他，就偶尔请他在少儿节目里唱唱儿童歌曲。来来去去那么几首，多数是卡通片或者电影主题曲，有《小小少年》《乡间的小路》《雪孩子》《森林大帝》。适合少男的歌非常少，好在他没有彻底变声，女声的歌也能唱。用拼音标记的方式，学唱了几首日本卡通片歌曲之后，电视台一致认为他“能唱日语歌”，他就硬着头皮唱下去了。他也发现，“我要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这样的歌词，用日语唱出来，少了很多尴尬。

电视台也仿照央视做春节联欢晚会，限于人力物力，做得荒腔走板，摄影、灯光、舞台调度，没有一样过关，有位观众写来批评信件，其中一句话迅速传遍全台：“你们好像就是为了拍出一种在破仓库里唱歌跳舞的感觉。”1985年春节前夕，又是做联欢会的时候了，有位导演建议，现场晚会难做，批评多，不如做电视散文和电视音乐专题，选若干喜庆的散文诗、若干歌曲，录好了，配上画面放在一起——其实就是MTV合集。于是请了十几位歌手，五位来自北京，另外十位来自本地，唱了几十首歌，连唱带演，加上主持人的画面，算是祝贺新春。花的钱、投的人力物力一点都不少，但至少不像是在破仓库里拍的了。

他准备了几首刘文正唱过的歌，有《太阳一样》《耶利亚女郎》《春风吻上我的脸》，编导要他把歌词抄来看看，拿了歌词一看，苦笑着说：“现在的孩子也太早熟了。”就这样否决了。后来换成《飞行船》《最高峰》和《飞翔，飞翔，我飞翔》。当地乐队扒带子配伴奏，没有专业的音乐录音棚，就在电台的录播间录音，小小一间房子，挤着几个人，录播间的暖气又格外热，个个满头大汗，但人人都觉得自己做的是了不得的事情。

那时候的他，经历了几场歌手大赛，若干电视节目录制，来来往往接触了些人，已经有了献身于名利场的准备。但名利场对他而言，还十分模糊，可供借鉴的，只有一本小说——西德尼·谢尔顿的《镜子里的陌生人》、一张报纸——《北京青年报》，和一本杂志——《大众电影》。读了《镜子里的陌生人》，看到吉尔把中风的托比推到水里的情节，他竟然有点释然。人生一旦败坏，哪怕只是败坏了一点点，都不值得继续下去，应该彻底摧毁，自觉一点的，就该自我摧毁。后来看恐怖片，看到一队青年男女闯入禁地，有人受了伤，他也希望受伤的人尽快死去，不要拖累别人以及整个故事。后来他有点诧异自己，少年时竟给自己打了这么狠辣的底。但到了他自己崩坏了，受伤了，他却还是死乞白赖地活着，佯装无事地挺着，从没想过会拖累谁的问题。

给他提供借鉴的，还有在电视台的某些时刻。有一天，他逃了课在电视台的办公室候着——其实也不是候着什么具体的事或人，就是让人看到自己在那里。突然间，一位女主持人冷着脸走了进来，把化妆包往桌子上一掷，坐了下来，呆了两秒，侧着头，若有所思地往门口看了一眼，眼神并没有跟过去，而是失焦地落在后面，像落在身后的一双鞋。她把头转了回来，眼睛和眼神才合在了一起，呆了两秒，狠狠地拉开化妆包，拿出一个小镜子和一支眉笔，用力画起眉毛来，左画画，右画画，突然又停住了，把眉笔攥在手心里，笔尖攥折了，折了的笔尖，带着轻微的声响，掉在桌上。他在一边看着，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似乎已经全部知道了。他屏住呼吸，像个躲在窗帘后的凶案目击者，明明自己也在危险边缘了，却并不想凶手赶紧走掉，而是希望凶手给还在吐着血泡沫的受害者补上两刀，早点结束这一切。

歌唱了，节目播了，城里讨论了一阵子，他在读的中学和附近其他几所中小学，都知道出了一个少年歌星，附近学校的学生，结伙成帮到他的学校门口等他放学。看到他出校门，也不说什么，就是挨着挤着，像一窝热切的小老鼠，还互相抱怨着“你挤我干吗”之类的。一种最初的情欲，荒莽的爱，没有成形的焦灼。热闹了一段，也就冷却了，校门口的小学生也不见了，毕竟是北方城市，投一颗石子，能漾出的涟漪有限。

但十五岁的少年从此就心不在焉了，他深切地意识到，要继续唱下去，要出专辑、上电视、上央视、走穴赚钱，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他攥着拍摄MTV时，留下的那几位大牌歌星的地址，时常给他们寄明信片，絮絮叨叨说些甜言蜜语，直到那些地址陆续失效。

他耐心地读完了高中，耐心地考到本地师范大学音乐系，耐心地练琴、练声，并且始终没有断了和电台、电视台的联系，偶然得到一点报酬，就用在买衣服、收拾头发和买磁带上。心里有点慌，因为周围的人，也逐渐追上了他的成熟。他的成熟，因为过早，这个时候就是烂熟了。他曾经觉得自己的十几年，活的是猫狗的年纪，一年顶人类七八年，然而到了某个顶点，就失去这个特权了，一年就是人类的一年，就算活成人类的八十岁，还是个小猫小狗样。

也许不是熟了、烂了，而是累了。在学校和电视台、广播电台、演出场所之间奔波，请假、逃课、撒谎，堆积起来的累；冬天的早上五点起床化妆，披着军大衣眼巴巴地等着，播录间总被占，彩排总被打乱，那种冷热交替，那种烦躁，一点点蔓延的、感冒一样的累；无法推脱的聚会，聚会上的酒，生猛的黄段子，一边说着“要保护嗓子”，一边又说“不喝就看不起我”，看到少年被呛得满脸通红，充满虐感的大笑，溺水一样漫上来的累；总是伸出指甲尖给人握的矜持女演员，评说时事满脸忧患却不肯把车马费分给同伴的男记者，和围绕在每个人身上的诡秘传说、诡秘关系，密密织出的累。

只要有三个月不那么累，就可以重生。再长一只手、一副肩膀，甚至一颗心，也不是不可能。这是少年的特异功能，这项特异功能恐怕此后难再有。对他来说，也只有大学那段时间，能让他反复重生。

三人共用一间琴房，时间表由几个人自己协商，他常常选下午的时间去练琴、练声。春天的下午，朝南的琴房热烘烘的，不知是谁，在墙角丢了一双舞鞋，慢慢被蒸出异味。好在窗外是一片果园，梨花开成雪堆，梨树树干却是焦黑的，蜜蜂嗡嗡地闹作一团，似乎那点微不足道的甜蜜也值得一抢。甜美、皎洁的花树下，堆满杂草、枯枝和垃圾，破损的黑胶鞋，被枯枝遮住一半，仿佛埋了一具尸体。塑料袋落满了土，要等一场雨冲掉土才能飞得起来。他只要直直地看出去，就看不到垃圾，只看得到梨花。他坐在琴凳上，弹着唱着，觉得自己又有了力气，跟着春天焕然一新。

每两周要上一次公开课，一个月一次小展演，尤其是小展演，每次都要当做正式演出。编排、彩排、找服装、化妆，这个演藏族姑娘，那个演解放军，这个演荷花仙子，那个演四小天鹅，古今中外一锅烩。所有人抱怨着、诉苦着，抱怨着服装太重太臭、道具间老鼠筑窝，却也掩饰不住兴奋。时不时还要排合唱，他偏爱的都是冷调子的歌和没法让舞台闹起来暖起来的歌——《牧羊姑娘》《海韵》，对面山上的姑娘，黄昏海边的姑娘，歌里的姑娘不回家，姑娘成天在山海间游荡，给人看见。

和艺术系有关的谣言，也代代相传一般，及时更新，及时添上新的面孔。某老师是色魔；某班花在附近歌舞厅伴舞；某酒店扫黄，抓到八个女郎，六个来自艺术系，由学校出面领回，名单也迅速流出。有了电视台见过的世面打底，他敢于戳破这些谣言：“李东追不到明蓉，就把明蓉列到名单上，列到名单上又怎么样，还是追不到。”这是他的休憩之地，他得让这地方舒适干净点。

夏天的午后，午睡醒来的他们，睁不开眼睛，到处弥漫刺鼻的臭味，是厕所的下水道堵了，地下的污物像呕吐物一样泛了上来。头天翻墙出去看录像被抓的同学，被辅导员从各系喊了出来，他们拿着粗橡胶管，扛着大粪叉子，拎着塑料桶，去疏通下水道，人人脸上带着古怪的笑。其余同学带着些侥幸，趴在教学楼窗口围观，扛着大粪叉子的“劳改者们”，带着古怪的笑向围观的人挥手，围观者们于是伴着口哨欢呼起来。但这不算什么，临时扛大粪叉子不算惨，总有一天，始终要扛着各种看不见的大粪叉子，而且无人喝彩。

也有在秋天追过落日，他和同学走在去食堂打饭的路上，看见落日慢慢坠下，突然热情迸发，丢下饭盆，骑着自行车，向着落日的方向去，似乎追到了落日，落日就不会成为落日。当落日终于无可挽回地坠入某个深渊，冷风突然袭来，他们丢下自行车，向着落日坠入的地方呼喊。

有种种微妙，种种妙不可言、心荡神驰、波光潋滟，也有种种狰狞，种种难堪，长夜难宁、石沉大海，鬼影一样流动的流言蜚语，角落里嘈嘈切切的声音。有夜晚，也有黑油一样的河水，带着腥味汩汩流动，河边的人影，汇合又分开，河对岸有人放了两支小小的烟花，引起更大的期待，却又恬寂无声，没有下文，稍纵即逝的烟花是对所有人的亏欠。有房间，也有挂在墙壁上的波姬·小丝的照片，图钉松了，照片掉下一半，那一小块被照片遮蔽的墙壁，没有沾染灰尘，也没有被晒出旧痕。四年，只有那么四年，再也没有那么四年，金粉流离的四年，如同宝志和尚撕开的面孔后，偶然露出的观音面相。只是一瞬间，神异和骇怪相伴的一瞬，却也足够让人永志不忘。

所以，他们如果觉得他的哪首歌是为那段时间写的，为他们当中某个人或者全部人写的，也都没错。如果有人愿意认领，那就领走，有人心生疑窦，甚至发出控诉，那就控诉。没有那段时光，也就没有今天的他，没有那一次次春天的重生，他就真的坠入疲累地狱，从此不得超生。和他一起铸造过他的人，有指认、命名、诠释的一切权力。后来的人，即便是当真铸造过他，也没有这样的权力。

何况，有些歌也确实是在那段时间写的，也是为那段时间所写——《恋如青果》《枫树岗》《写给雷米杨的情歌》《雷米杨的黄金时代》。他不说，也不会承认，却期待有人认领。

你说你是在街头偶然听到我的歌声的，

你站在原地听完了歌好像是第一次听到啊。

你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注意到你的失神啊，

你投入人潮消灭自己像消灭一座黄昏的沙堡。

上了接送的车，小陆就赶忙让司机开了音响，连了蓝牙，放出这首歌来。小陆转头对秦芳明说：“您的歌里，我最喜欢这一首《写给雷米杨的情歌》，我有时候会念成‘雷杨米’。”

“现在的年轻人还听这么老的歌吗？听老歌不是显老吗？”

“现在的歌也没什么好听的，除了听国风和一些电影主题曲，也就是听老歌了。”

“那倒也是，所以我们这些人还有一碗饭吃。”年轻人都不爱听这种丧气话，所以秦芳明常常要说这种话，有一种破罐子破摔而且知道自己纯粹是为显得破罐子破摔才说这种话的得意。

旁边的河澜问：“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这首歌的？”

这种问题倒是秦芳明很爱回答的，而且一提起来就滔滔不绝：“那时候刚到广州，听了Suzanne Vega的Tom's Diner和Dire Straits的Brothers in Arms，就想写首类似的歌，半说半唱这种，你听那句‘你投入人潮消灭自己像消灭一座黄昏的沙堡’，和‘轻轻地哼起的也许就是，写给——你——的——情——歌’，模仿的是Brothers in Arms里那句And though they did hurt me so bad。第一版编曲和我要的不一样，广东歌坛那时候也有做摇滚和民谣的，但还是流行歌的样子，唱的时候就要特别强调旋律。还好，那时候有艾敬和李春波，大家知道了有城市民谣这么个东西，也愿意听，他们也就红了。我自己总觉得不像，2006年我又做了一版，就用了一点点电吉他，后面铺了一点模仿管风琴音色的背景，管风琴的声音是在鼓浪屿的管风琴博物馆录的，不是在录音室录的，听不出来吧？这个版才是我想要的。你听的这个是在广东的时候做的。”

“那我听听2006版。”小陆说。

“Suzanne Vega和Dire Straits的都不错。”听到这两个名字，小陆一脸茫然，秦芳明就看出他其实是不怎么听音乐的，再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声音也疲沓了，刻意表现出失望的神情。小陆大概是听出来了，有点尴尬，现在听到有个2006版，就像获得了解救，手忙脚乱一阵找。一会儿，车上音响里放出了2006版，小陆松了一口气。

“尚雯婕昨天晚上发了首新歌，还没来及听，你给放一下。”接连听了几首自己的歌，秦芳明有点腻了，让小陆换了歌。

小陆突然指指窗外：“这是您的母校吧？”

“哦，是，没变。”

校门没有换，迎门的行政楼没有变，百年老校，变不了，至少门面不会变。建筑都是俄式的，方正，憨厚率直，灰调子，被雪盖着，格外有异域的感觉。几个年轻人，小心地踩着化了一半的雪，从大门走进去，像是走向荒野。秦芳明看了一眼，竟然不记得自己在这所学校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雪，甚至连有没有下过雪，都有点糊涂了。可能是不喜欢雪，也不喜欢冬天，就自发地从记忆里抹掉了雪。他一向有这项本事，但后来他发现，这是活下去必须要有的本事。

小陆见他看得入神，以为他沉溺在往事里了，沉默了一会，又转头过来，捏着一摞宣传手册，给河澜和秦芳明各递了一本：“这是咱们电影节的手册，咱们两场演出的节目表都在里面，您瞄一眼。”

听着这一声声的“咱们”，秦芳明倒是有点出神，他生活在这里的那些年，这里的人是不会用“咱们”来拉近乎的，这里的人都嘴笨，可能是荒野太多了，人都收不住心神。对这里的人来说，自来熟是外来物种，是异形，不是肉里长出来的，仿佛某种面具。也就是这几年，这里的人也开始用“咱们”“您”，也开始喊“哥”了。秦芳明始终不习惯，觉得用这些词的家乡人都像是被外来物种上了身，一人头上有一个刚出壳的小异形。

秦芳明接过电影节手册，在手里晃了晃，并没有打开看。出场次序和演唱曲目是要提前商定的，但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失去了兴趣，就说让他们随意安排。这种微小的排场是要争的，尤其是十几年不曾回乡，更是要争。但他突然厌倦了。手册到了手里，他其实想看看，自己家乡能搞出个什么样的电影节，自己又被排在了第几位，但终归按住了这一点好奇心。

秦芳明到了酒店，进了房间，才打开手册，看到几个熟人的名字，一些熟悉的歌和舞。开幕式演出，自己是最后一个，“首映狂欢夜”，自己是倒数第二个。估计是这几年，“压轴”到底是最后一个还是倒数第二个的争论，反反复复，把人搞糊涂了，索性轮着来。和他换着压轴的颜雨宁，是这两年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歌手，抖音粉丝八百万的红人——自己还没有彻底被这样的红人压下去，也算可以了。

想起那封信，翻出来又看了一遍：

陈玲去了十一中，觉得教音乐没什么前途，后来就转了行政岗，现在是教务处主任。张斌龙在中学当了一段时间老师，后来调到区教育局了，2005年到乡里当副乡长了，结果在那一待就是十年，前几年才调回来，也错过了继续升职的时机。王泽灵去了市歌舞团，后来辞职去北京了，就再没有消息，不知道有没有和你联系过。韩娟娟做生意了，他们家本来就是做生意的，盛亚商场有一层楼是他们家的，但是去年又看到他家的这层楼挂出来法拍了。我就还是在铁路学校，业余时间带带艺考班，也可以了，生活很安静。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回想我们那时候的日子。

微信叮咚一声，是河澜发来的照片——他窗外的雪景，冬天的微绿的河，河两岸的冰雪和披着雪的树。秦芳明有点不耐烦——自己又不是看不到，但瞬间就释然了——这孩子还真是没见过大雪。这兴奋是真的。

这些年，秦芳明很愿意在别人身上发现这些小瑕疵，这些一瞬间的真情流露，一瞬间的慌不择路，对他来说，类似于演坏了的戏、忘掉的台词、劈叉的声音、失控的剧组，是难得的让人喘口气的时机。结果，要什么就有什么，他瞬间就被海量的瑕疵包围了，但他还是会时不时被这种小瑕疵触动一下。于是，他也到窗前向外望了一望，也拿出手机来拍了一张照片，却没有往朋友圈和微博上发。

那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他还有些兴致。

当歌星，务必要去广州。在同学和相识的人里，他不是最早去广州的那一批。那时候的电视台还是好地方，和电视台有关联的人，舍不得去广州。野路子歌手，没有线索，没有引路人，也去不了广州。更何况，人们手里多半没有钱，去广州，至少要有买一张火车票的钱和半年的生活费。

大二的时候，有同学趁着暑假去了广州，开学之后半个多月才返校，给出的故事版本是：一到广州站，还在站前广场、行李放在地上，还在四下张望的时候，几个人一拥而上，抢走了行李，还在他的胸口和脸上捣了几拳。他失魂落魄地在车站附近游荡的时候，遇到一位大叔，大叔和他攀谈，知道了他的遭遇，收留了他两个月。这两个月，他去音乐茶座试唱，也毛遂自荐去了沙河顶的几家唱片公司，还去朝拜了星海音乐学院。在音乐茶座试唱了一个月，挣了一点钱才回家，老板觉得他唱得好，走的时候不让他走。两个月时间里，大叔“天天给我做饭”。

在他口中，广州光怪陆离，包括“花都特别大，篮球大的红花从树上掉下来，能把你的头给砸破”，“饭吃不惯，满地黑蠕蠕的虫子，天气又湿又热，一去就起疹子，痒得不得了”，“治安很差，到处都是黑社会流氓劫匪，一条路走过去，能把你抢三遍，晚上唱完歌，从音乐茶座出来，马上坐上出租车才安全一点”。

同学们一片哗然，哗然于“广州乱得很”，也暗暗揣测自己一旦去了，有没有可能遇到愿意收留自己的好心人，全然没有听出这里面的不合常理之处。要到很久之后，秦芳明才慢慢明白一点，他同学的广州历险记背后，应该有另一个版本。他惊讶的是，从来没出过门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一旦去了广州，就能自然而然地给出第一个版本的故事来，仿佛那是天生的能耐。他把这归功于广州，北方人去了广州，就要有这些能耐才行，没有也能长出来，这开着篮球一样大的红花的地方，是一个异世界。

后来的两年时间，他慢慢打听着，结识着，终于在电视台的老师那里得到若干线索。老师有个同学在广州做书商，从香港的八卦报纸和周刊上摘些东西，拼凑成各种秘闻周刊，非常畅销。老师跟那同学联系了，那同学听说有年轻老乡要来，很愿意做个接应人。又有老师说，自己的同学在某个乐队打鼓，也可以帮助推荐。

他毕业之后，并没有马上走，先在市电视台工作了大半年，考上了编制，算是搭了个窝，才去广州。他详细问过广州的花销，算算以前演出和在电视台工作攒的钱，也够抵挡半年了，没有告别，也没有纵身一跃的悲壮感——这件事已经在想象里发生过无数次了。他就带着一万块钱和全国粮票，向着那个遍地大红花的目的地出发了。

那时候，北方正是冬天，坐着火车南下，越往南，越绿。到了湖北，春天已经像模像样了，车窗外的大地上，成片的油菜花，夹杂着一块又一块明亮的水塘，水塘边一丛丛嫩红的草，大约是某种苇草。再往南，还是春天，车窗外的景象却已接近北方的夏天了，墨绿的树木，点点红花。路上没有人，非常安静，没有人看花，没有人惊讶。

因为有过在春天重生的经历，他对春天或者对貌似“春天”的一切事物有了不切实际的期望，觉得自己每到春天就能焕然一新。只要一个春天，他就能死而复生，涤尽满身烟尘，一个巨大的机遇，一起庞大的事件，一首爆红的歌，一场赌博，一次投机，都有可能是这个春天，就连那些形形色色的骰子，都有一种春天的旷远的味道。

他在火车站没有被抢，没有丢失身份证，办理暂住证也还顺利，住的地方虽然老旧，但方便，隐隐能听见些市声。在接应老师的引荐下，也去音乐茶座试唱，他大约知道广州著名的音乐茶座是东方宾馆、中国大酒店、红珊瑚、红玫瑰、紫罗兰这些地方，这间茶座不在这最著名之列，装修也有些破败之相。茶座老板，是一位在任何场合都一身西装、头发油光锃亮的中年人，在穿短裤T恤的广州人里有点格格不入，后来才知道他是湖南人。

湖南老板起初并没对他的表演发表任何意见，平时也很少出现在茶座。唱到第三天，秦芳明看见他坐在台下，似笑非笑，下了舞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说：“没有听见你说开场白呢。”他以为这“开场白”是唱歌前的开场词，就笑着说：“今天已经说过了，你可能没听到。”一周后，湖南老板又来了，这次来得早，完整地看了他的演出，但打照面的时候照旧说：“没有听见你的开场白呢。”

秦芳明骤然明白，这“开场白”可能是什么暗语，他不知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有点恼了。第二天，秦芳明就去别的音乐茶座试唱，好在，吞吐量巨大的广州码头，有的是地方容得下他。这一次，他小心地留意了周围的环境，也请乐队师傅指给他看哪一位是老板本尊，老板是位穿短裤T恤的本地人，于是他唱下去了。广州老板没有要他说“开场白”，他始终也没弄清楚，湖南老板的“开场白”到底是什么。

没有那么容易，但也没有那么难。在音乐茶座唱了三个月，乐队的乐手拉他去北京录歌，火车去火车回，在棚里待了两天，在一张名为《悔恨千古》的“囚歌”专辑里，他唱了两首歌。

那时候，迟志强的那张《悔恨的泪》已经火了快三年了，传说卖出去三千万张，跟风出的“囚歌”专辑，足足有两三百张。眼看“囚歌”风头过去了，新的风头还没有来，大家就继续试着做，等新的风头。这张《悔恨千古》，其实也不尽是“囚歌”，不过是挂个名头，收了十二首伤情歌，请了两个大牌歌手，一男一女，唱了四五首，算是镇场子，其他的就交给不大出名的歌手唱，以便摊薄预算。

秦芳明唱了两首，一首崔健的《浪子归》，另一首是费玉清的《梦驼铃》，署的还是“赵玉磊”这个名字，其他歌手，有用真名的，也有用化名的。两位大牌歌手，也说好用化名，阿英、阿强之类，等到上市了，标的却还是他们常用的名字，就打电话来，吵了半个小时，最后也就罢了。

录音的时候，秦芳明对这两首歌算不算“囚歌”提出一点质疑，录音师有点不耐烦了：“你就只当这两首歌，一个是劳改犯劳改了十年回来，不敢进家门；另一个是劳改犯在你们西北筛沙子，在沙丘上往家的方向看，看来看去看不见，就泪流满面。”这种解释未免离奇，却让秦芳明想起电视台的那些编导、摄像师、录音师，既不拿他当孩子，又拿他当孩子，时常制造这种离奇的气氛诱导他。他能看穿他们的心思，却又愿意接受这种诱导——因为省事。他觉得自己随时能把自己扳回正道，随时可以深沉得起来。这种省事、敷衍、临时抱佛脚，都是有代价的，终有一天要显影。

录歌、出专辑想了很久了，最后却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秦芳明还是有些不甘心，这种不甘心，刚好和听到自己的录音作品的喜悦对冲。总算有了新经验，总算有了两首歌握在手里，而且落脚不过三四个月，自己也算有个交待了。也是这次新经验，让他明确地感受到“南方”和“北方”在音乐上的分歧。所谓“囚歌”，其实都是俄罗斯民谣传统下的歌，是过去时代的遗风，只有北方人才唱得出来、做得出来，南方人之所以不做“囚歌”，恐怕是因为在下大雪的地方生活过的人和没有见过雪的人，对这些歌的感受完全两样。从北京回来，他竟然有点想念北方了，不是北京那个北方，也不是家乡那个北方，而是所有的北方。

有了第一次，很快就有了第二次。第二次也是去北京录，录的也是拼盘，专辑名叫《错！错！错！》，他唱了四首：一首崔健的《错》；一首《美丽的错》，甲丁作词的一首歌，电视剧《野草坡》的插曲；一首苏芮的《你是唯一的错》；还有一首《错！错！错！》，其实是陆游的《钗头凤》，谱了曲，改头换面，加上感叹号，显得血泪淋漓。其余的几首歌，都有个“错”字在歌名里，也算是概念专辑了。

机会始终有，但都是零零碎碎的，他录各种拼盘，给公司写司歌，给各种协会社团写会歌，偶然去广州“四乡”（广州附近的城镇）演出，也给大牌代唱。他也想过找一份白天上班的正式工作。那时候大学生少，找工作不难，甚至不难混到编制，但他觉得自己的目标并不是谋一个小学或者中学老师的职位，下南方的人，都是怀着一鸣惊人的愿望来的。更何况，整个南方，都正在一种心醉神迷的气氛中，人均冒险家，人人跃跃欲试，规规矩矩上班，是要被人笑话的。反而常有白领和学校的老师，在茶座和歌厅兼职，大家终归是要江湖再见的。

以前设想过的出头路数，被星探发现，唱片公司老板在音乐茶座听完歌直接到后台来签约，这些都没有发生。参加唱歌比赛，也是一条路，唱歌比赛要多少有多少，“红棉杯”羊城新歌新风新人大奖赛、“省港杯”歌唱大赛、“穗台杯”青年歌手电视大赛，还有各种KTV歌手大赛，有的成了品牌，有的只办了一届，就销声匿迹了。但在北方的电视台的经历，让他对这些比赛多少有点忌惮，类似一种创伤后遗症，总觉得那里面有无数说不清的关系，要有相当的靠山才能打通关节。而他要的还是一个传奇，干净利落的传奇，歌唱比赛不在传奇之列。

最后靠的不是传奇，还是人情。合作的乐手，把他推荐给了唱片公司企划部的老师。他带着自己录的小样，直接去了唱片公司，还怕老师们不会听小样，就直接弹着钢琴唱给他们听。他不敢参加歌唱比赛，却敢直接到唱片公司去展示自己，甚至敢于面对一群陌生人，不知深浅地说出“我会看总谱”，他起初觉得自己是在自信和不自信之间摇摆，后来慢慢领悟到，自己的自信和不自信是有选择的。

也还是没有那么畅快。断断续续商议、试唱、试录许多次，这期间，第一次见到SSL模拟录音台，第一次有人给配和声，第一次拍宣传照，第一次以“秘密新人”的身份接受采访，这样兜兜转转，直到一年后，他才终于签约。也是这期间，公司还拿了几首他写的歌，去给别的歌手唱，虽不至于引来恶评，却也并没有大火，所以，他有点意外为什么公司会签他。他们也非常坦白地告诉他，在那漫长的考核期的后半段，正好艾敬和陈劲出了专辑，他们也想培养一个城市民谣风格的歌手，他写的歌，曲风和他们比较接近。他心想，曲风接近，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是北方人，都是在下大雪的地方长大。

后来他并没有按照城市民谣的路数来做，还是做成流行乐。专辑名叫《我怎么让你知道我心底的真》，里面有六首他自己写的歌，四首选来的歌（其中两首是编曲老师的作品），又放了一首主打歌伴奏曲，一共十一首。专辑出来后，三首主打歌陆续上了“广东新歌榜”“岭南新歌榜”“广州新音乐排行榜”。上了榜，公司才肯给一首歌拍MTV。

他看出公司不是很有把握，没有进一步追加宣传费用的意思，自己跑了附近几个省的电台，自己到电视台要采访。南边的电台、电视台，作风和北方略有差异，但也大致相仿，终归没有难住他。他手边随时带着一个小笔记本，列着工作计划，写写划划，打过交道的人都说：“倒不像歌手，像个白领。”

终于到了四处都能听到主打歌的时候，五万张、十万张，销量慢慢升上去。企划部老师为他庆功，吃了饭，喝了酒。从KTV出来，已经是深夜，他在街边站定，却看见街边一道栅栏后面的一座老洋房的花园里，有一棵从没见过的树，挑着一树巨大的红花，朵朵都有脸盆那么大。在夜色里，似乎每一朵花都龇牙咧嘴。他被这一树红花吓得酒也醒了，有一瞬间，他几乎觉得，自己是出现了幻觉，定定神望过去，那一树巨大的红花，还是笃定地开在那里，像虚焦的镜头变清晰了，倒不那么狰狞了。他突然想起当年那位闯广州的同学说的话，有些相信了他描绘的广州是真实存在的，自己一直没有遇到那个广州，或许只是侥幸，像游戏人物，开了另一条故事线，就避开了原有的线路，生长出一个平行宇宙，但原先那个宇宙，始终是存在的。

第二天他特意路过那里，那树红花还在，被一点雨雾罩着，反而有点零零落落的意思，不像夜里那么凶悍。附近的音像店，正放着他的歌：“请让我，试着相信，好像生存必定要靠近水源；请让我，慢慢靠近，不要因为我是与忧伤同来就拒绝我。”

春天是来了，但和他想象的春天有点不一样，和他那年经历的春天也有点不一样。他不疲倦也不惊喜，更没有觉得自己焕然一新，他只是偶然觉得有点彩虹似的波光，像蛛网似的从自己脸上拦过去，痒酥酥的、似有若无的撩在身体深处某个器官上。也许是过敏呢？他想着。

“我有点感冒，嗓子痒痒的，怕影响明天演出，先回去休息了。”

坐在秦芳明旁边的歌手美树，站起来向大家告别，用眼神把全桌人扫过，像是在每个人脸上撩了一撩，这是经常上舞台的人的习惯做法。她的助理闻声从旁边的包厢赶过来，两个人迅速向着门口移过去，都不见脚移动，像是会某种神奇的武功，小陆慌忙追到门口，给他们调度车辆。

秦芳明瞬间有点恼怒，他已经把告别的话排演了许多遍，就是没有下决心说出来，毕竟，这里都是家乡人，就是这一犹豫，被美树抢了先，一旦错过这个离席的时机，就不知道下一个气口在哪里了。

“我陪美树姐一起回吧，就不用再安排车了。”

说话的是桌子那头的演员张洁洁，她趁着这个松动的气口站了起来，旁边包厢又跑出来她的助理，两个人又是一阵移形换影大法。秦芳明知道自己更加走不了了，这种酒桌上的气氛像一间玻璃房子，人越少，剩下的人越有义务撑着那间看不见的房子。

一会儿工夫，楼下一阵说话声和车声，车灯打在窗户玻璃上，随后又是一阵寂静，包厢里的人都没来由地觉出一种荒寒。马上有人举起杯来，没头没脑地说：“咱们预祝电影节圆满成功，开幕式演出圆满成功。我们这种二线城市的电影节，跟一线电影节不能比，又因为疫情，从夏天推迟到冬天，九九八十一难，还能请到各位老师，那可是太荣幸了，我们电影节全靠各位老师给撑着了。也请不到什么好片子，这两年也没人拍片子了，至少咱的开幕式都是大咖。”

旁边包厢里，又跑出一个人来，以为又是谁的助理，定睛一看，却是河澜。在动车上，他穿的是长羽绒服，这会儿脱了羽绒服，一身说唱歌手装扮，宽卫衣，肥裤子，脖子上圈着一个金色的耳机，有种现了原形的意思。河澜边走边大大咧咧地喊着：“都走了吗？后面不是还有烤全羊？”

负责陪客的几位官员，一阵哈哈，招呼河澜坐下，一位略微年长的官员，周围人都喊他周部长，用一种长辈的口吻对河澜说：“委屈小河了，坐小包厢，啊，不过你也别在意，这桌都是前辈，你们年轻人坐在一起，也有共同语言。”

秦芳明不大喜欢河澜的歌，但又觉得，他有几首歌，用中国神话作为说唱的材料，加入佛乐和圣咏元素，倒是很有想法，内容也跟得上形式，有些歌词非常出挑，跟别的歌手一味重复“整条街我最狂我最大”比起来，的确高出一筹。秦芳明能看出来的，别人也能看出来，所以，前几年说唱红极一时的时候，河澜借着说唱综艺顺利出道，三个月的时间，抖音粉丝涨到三百万。就在那当口，有人发微博爆料说，他恋爱期间出轨，还配了几段他在酒吧里和别人暧昧嬉戏的视频。他虽然发了个声明，说那是他们恋爱之前的视频，并不是发生在恋爱期间——“那时候年轻心不定，不知轻重”——但没能抢得先声，就败下阵来，有一年没声没息，看着风声略微过去了点，才又活络起来，可说唱却凉了。他立刻改了曲风，抱上传统文化的大腿，走古风电子乐路线，半红不黑地扑腾着，却又碰上这波新冠流行，演出稀少，演出报价折了一半不止。

这边的电影节之所以肯邀请他，大概是想取悦年轻观众，不能不点缀一点年轻人喜欢的玩意，加上地处偏远，不在旋涡中心，好也罢坏也罢，请来演出的人有道德瑕疵也罢，没有恶炒的价值，掀不起什么水花，反而有一种没着落的宽容。但轻蔑还是照旧轻蔑的，既瞧不起他的音乐风格，也瞧不起他的靠山不够硬，就安排他和助理坐一桌，还要大张旗鼓地点出来。老家的官员的这种做派，秦芳明非常熟悉了。

河澜倒是真不在意，一种北京长大的孩子的不在意。这种不在意，秦芳明倒是欣赏的——因为他没有。正准备招手让河澜坐过来，他已经大大咧咧拉开椅子，坐到秦芳明旁边来，双手往两腿之间的椅面上一拄。大概是喝了几杯，他开始倾吐衷肠了：“秦叔叔，起初看到演出名单上有您，我就特别想来。您知道我爸爸跟您是一拨的，他老跟我说起您，等您得空，跟我讲讲你们那会儿的事，我爸爸不爱讲，但我就是想听。”

秦芳明笑着说：“你爸爸也没少跟你说以前的事吧，你上《说唱青春》的时候，不是讲过你爸爸的事吗？不是还改了你爸爸的一首歌吗？”

河澜一笑：“您也看了？还不都是节目组安排的，说我最大的炒作点就是我爸爸，改一首我爸的歌，能争取评委的关注，增加记忆点，他们也好写稿子。我那不是刚上道吗？得交点东西表表忠心不是，连夜改了一首，说不行，不能是不出名的歌，就得是当年烂大街的、听吐了的。别高估观众的记性，更别高估观众的品味，你不能比观众高太多，就只能高一寸，就又改了一首，那首把我改得哟，那么酸的歌让我怎么改？我爸他自己都不爱听那首。我也得改，还成了，他们评估观众还是有一套的。您看我那么改成么？九十年代的歌，其实一点都不落伍，就看你怎么用。您那首《写给雷米杨的情歌》不就是吗？那时候国内还没人那样写歌、唱歌的吧？我第一次听那首歌，跟听外国歌似的，心想，这也太先进了，太前卫了，太牛了。所以您多给我讲讲你们那时候的事——对了，我这一口一个你们那时候，您不生气吧？”

秦芳明没回答生气不生气，只说：“那时候也不是没人那样写歌、唱歌，《女孩与四重奏》不就是？《寂寞让我如此美丽》也有点这个意思，张浅潜、舌头、左小，不都是那时候的？还有何静、杨炀、希莉娜依、曹崴，不知你听过没有。要是那个时代再坚持些日子，听歌的人就培养出来了，就敢放开手脚了。可惜了，网络歌一出来，彩铃一出来，就又回去了。不过，你听了以前的事又怎么样，要帮你爸爸写回忆录吗？我们都还没到写回忆录的年纪吧。”

河澜说：“就是我爸爸成天失魂落魄的，好像经过那事儿，不能唱歌了，就等于是死了。所以我就想，把他经过的那时候的事拼出来。这以后，我遇到当年认识他的人，都多问着点，恨他的、喜欢他的我都问，这么多年了，恨的也恨不起来了，爱的也没多爱了，都是客观评价。”

“拼出来又能怎样？”

“拼出来……也不能怎么样。就好像……”

“就好像？”

“就好像，他过去的生活有间鬼屋，我想看看鬼屋里到底有什么。”

“你……还不知道鬼屋是什么样的吗？”秦芳明本来想说的是，你这几年的经历，不就等于进了鬼屋么，幽灵总要以同样的方式敲两次门，敲过上一代人，也不会饶过下一代人，依然是同样的时机、同样的地点。但他还是硬生生咽了回去。

“我这……啊！这还不能算，我想看看什么事情能让人心灰意懒成这样，我还没有心灰意懒。”

正说着，桌上有人说：“又下雪了。”

一桌人都向窗外望过去，果然下着雪。窗外有一盏路灯，带灯罩，光线沿着灯罩，在窗玻璃上划出一条对角线，半明半暗的两个长三角形，暗处的雪隐没在黑暗里，明处的雪在光线里翻滚，像是从那条对角线上泼撒出来的。

“一下雪，就感觉快过年了，这一年过得太快了。”桌子那头有人说。

河澜嘴里随即噼里啪啦地模仿起鞭炮声来，这是说唱歌手的基本功。

秦芳明心想，有一种鬼，是鞭炮声也赶不走的。

秦芳明认识河澜的父亲何林杰，那是在他的音乐茶座时代，两人都在音乐茶座跑场子，常常打照面。

那时候，他们都已经看过几本《香港周刊》了，知道这叫“识于微时”，但这通常是要在发达了以后说出来的，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算不算，只当是种寄托，以为将来有一天，能坦然地说出“识于微时”来。

都是北方人，都是科班出身，声音相似，形象相似，歌路相似，甚至连性格也像，只不过，秦芳明圆熟些，何林杰有棱角些。比如说场面话这方面。有些场子有主持人，有些地方没有，即便有主持人的场子，歌手一旦登了场，也要说几句吉利话，在歌与歌之间做个连缀，秦芳明十分厌恶说这些串词，但也悉心学习，常用的句子记了些，应对自如，甚至渐渐能和主持人打情骂俏，说几句脱口秀。

何林杰就不，冷着脸上台，冷着脸下台，唱完就走。意外的是，这竟然也成了风格，时常有人夸他“够酷”。秦芳明就有点后悔了，原来这样也可以。但取悦别人这件事，只要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一百次，上台戴的第一个面具，就是下台前的所有面具，万万没有中途变脸一说。秦芳明只好一直笑下去说下去。

但他们之间最相似的地方，只有秦芳明才能看出来，他们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是永远的异乡人。何林杰的音乐启蒙，是大厂俱乐部吉他队，他对音乐的爱慕，是和大厂青年的友情搅拌在一起的，他不是一个人在唱歌，他从一开始就随身带着那些大厂青年的眼光、评判、笑骂、真心假意的嘲讽以及醉酒的夜晚，他身边有个随用随取的后援组织，他必然接受不了南方的听众的评估方式，他迟早要用北方的方式来唱歌。

秦芳明没有这种后援组织，自从十几岁战战兢兢地投身名利场，他就是独狼，没有人扳正他，他就渐渐接受了自己必将取悦别人的暗示。但他和何林杰的相似之处，就是唱了流行想做摇滚，唱了摇滚想做民谣，在这处想着那处，吃了五谷想六谷，这种永远的异乡人的妄念，始终没有被他消灭掉。他有点担心的不是何林杰比自己更快成名，而是担心他过早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后援的，更快出营而去，更早拥有唱歌的自由。

秦芳明之前从没觉得这个问题如此迫切，直到何林杰出现在他面前，并且展示出和他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他只能继续期望，自己一旦遇到大学时代的那种春天，那种焕然一新的机遇，涤荡身心的时刻，自己也能有棱角起来，成为一群更广大的人中的一个，甚至可以成为世界上的所有人。

后来都签了唱片公司，秦芳明签在梦时代影音，何林杰签在金经典唱片，也都改了名字，那时候的艺名，都要像普通人会用的名字，略微出挑一点、艳一点就好，也不能出挑太多、艳太多，何林杰却改了个名字叫“何赫克”，完全不是歌手艺名的风格，秦芳明后来才知道，何林杰是在向古希腊神话里的英雄赫克托耳致敬——可惜是个悲剧英雄。

秦芳明出了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何林杰才出第一张专辑，金经典唱片下了血本，给他拍了六首歌的MTV，虽然其中两首歌的MTV是用另外几首歌的MTV的多余素材剪出来的，可到底也算是用了心思。秦芳明的第二张专辑，只拍了两首歌的MTV，尽管这张专辑里，一口气出来五首有传唱度的歌。他就只能看着自己的歌，被专做卡拉OK大碟的公司配了泳装女郎的画面。

但是，那些泳装女郎还是惊到了他，都是从广东这地界上搜罗来的少女，这些可能是广东人或湖南人，也可能是北方人，个个来历不明，个个无名，却又个个美貌惊人，皓齿明眸、气息爽朗，比公司拍的MTV里所有的女演员都美、都妩媚。那种妩媚，得是相当充沛的自信才能撑得起来的。谁生的她们，她们怎么长大的，她们的妩媚平时都用在何处？她们应该也有春天吧，那种从里到外，把所有细胞都换掉的春天，出租屋也摧毁不了，五十一百的劳务费也打不垮。她们在那种境况里，又是什么感触？

“春天”这件东西，成就了秦芳明一生的迷思，他不停地找东西来喂养这种迷思，有时候是靠重温，有时候是靠强行体味别人的感触。一旦读取成功，就能让他想象出一条青草长堤，落花的大道，水边孩子的吵闹声，所有这些都被朦胧的金光笼罩，一旦这些形象接踵而至，他就又能活了，又停止那种快速的腐朽了。亲临青草长堤或者落花大道，都没有这效果。必须是某个瞬间、某些元素耦合出来的这个假想中的季节，才有这种焕新机制。“春天”成了他的能量库，无法言说，也不能交付给别人。

何林杰也会有这种能量库吗？是什么形式、什么味道？他觉得何林杰像另一个自己，他必然也有这样的季节，可能他的春天是秋天，他的青草是沙砾，他的焕然一新得凭借某种腐朽的事物，他的养料是肥料，他的一切都可能是他的对立面，但他必然也有一个春天。

开幕演出是在大剧院，门口铺设了红毯，在白雪地里格外醒目。秦芳明伸手按下车窗，往外看了一眼，没料到白雪竟这么晃眼，几乎睁不开眼，眼泪瞬间就出来了，又把车窗调上去了。

小陆转过头来，对秦芳明说：“您是想看雪啊，明天早上我们带您去，有一块地方特别好。待会儿啊，咱们就从这个位置出来，就是左边这个门，里边是贵宾厅，就是咱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咱们就在贵宾厅化妆。”如此这般交待了一番，又说：“这儿您都熟，我就是给您提醒一下，到时候我就不带您了，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找您。天气有点冷，您就辛苦一下，好在是下午，今天也没风。”

的确都熟悉。贵宾厅装修豪华，化妆间同时也是休息室，门口贴了打印的标签，写着演员的名字，大牌的一人一间，其余的两三人一间。休息室里，除了沙发和按摩椅之外，镜子、台子乃至衣服架子一应俱全，显然不是临时改的，应该是经常做演出。这倒让秦芳明有点意外，十年前回乡演出，还在老剧院里，十几个人用一间化妆间，门一开，厕所味马上就进来了。

化妆师拎着化妆箱进来，含笑打过招呼，说了些仰慕的话，又拿出几张CD请他签名。都是规定动作，秦芳明也一一配合，相应作出惊喜、不能置信、欣然应允等表情，问过化妆师是哪里人，中午吃饭了没有，没有吃饭的话河澜那里有零食，并且提前主动提出：“等会弄完了我们合个影。”

助理小高则窜进窜出，四下打探情况，一会儿又跑进来了，对秦芳明说：“颜雨宁正在化妆室咆哮呢，楼道里都听得到。”秦芳明不想在化妆师面前显得八卦，但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小高赶忙从头到尾交待一遍：“说是中午接受了一个采访，采访的记者是省电视台的，结果采访完了，记者说自己还有个视频自媒体号，有二十万粉丝，采访的画面和声音，公家也要用，她自己的视频自媒体号也会用，还要颜雨宁给录两个ID。”秦芳明问：“那他给录了没有？”小高说：“当时给录了，完了越想越生气，就说自己是被迫的。”秦芳明笑了：“能强迫他什么呢？这个年头了，都是末路狂花了，还在乎这个。”

秦芳明梗着脖子，被化妆师摆布着，没有听见那咆哮声，却像是已经听到了这三十年密布着歇斯底里的嚎叫，和卡通巨兽一样的咆哮，还有各种各样老鸨子似的阴笑。他突然想起什么地方，有类似的场景，而且是新近发生的，努力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是那封信里的一段：

前几天读到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普通读者》，里面有写斯威夫特和斯苔拉的那篇，斯苔拉死了，又过了很多年，斯威夫特老了，精神也不好，有时候会狂怒，然后又沉默下来。有一天，有人听到他在喃喃自语：“我就是我。”看到这段，不知怎么就流泪了。想象着他坐在黑暗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着打扰他的人吼叫，然后又喃喃自语。有时候想起你，就会把你套到斯威夫特身上。我想到的你，都不是舞台上的你，而是舞台后的你，一个人坐在化妆室里，不想开灯，就想一个人坐一会儿。有人推开门，打开灯，你就怒吼了：“你他妈的把门关上。”不知道这样假想好不好，但在我的假想中，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我们的生活里失踪的一个人，亦真亦幻。虽然你一直在，虽然大街小巷都有你的歌。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踪的呢？大概是从换了唱片公司开始。

三年签约期满，秦芳明没有和梦时代唱片公司续约，转签了华妙唱片公司，老板是香港人，秦芳明是华妙唱片公司在内地签的第二个歌手。签了两个月，事先说好的唱片计划并没有开始，只是吃吃喝喝，四下兜风，突然有一天，老板打了电话，要他去他的“花园”——他们都这么称呼他的别墅，轻描淡写，似乎什么事也没有。那时候是下午四点，夏天的下午四点，天还是亮的，蓝到无辜，似乎不会给任何坏事做背景，他却隐隐约约觉得，刚到广州时，没有给音乐茶座的老板说的“开场白”，可能要补上了。

华妙和梦时代，完全两样。梦时代号称商业唱片公司，底子还是国有的音像出版社，国企做派，加上一点出版社的气质，部门设置也和图书出版社相仿，总编、副总编、发行部主任、资料室主任，互相之间的称呼也是老师。社长一年到头难得见到几次，平时来往稍多的多半是企划和制作部门。只不过进进出出的人时髦些，但那时候的时髦，其实也很有限。

最出格的一次，也不过是上海的大音像商过生日，提前给社长打电话，点名让梦时代的几个歌手去“拉一拉气氛”，大约相当于唱堂会了。社长是国营单位的老好人，在“十七年电影”里演过海岛小民兵，念过大学，从编辑一步步走上去的，宁肯自己去烘托气氛，万万不肯让歌手去跑这个场子，他说：“要是正常演出，连夜坐卡车也得去，这种场合，这一去成什么了？”那边的音像商半开玩笑地丢下一句话：“我都把话说出去了，要是不来，咱们以后就不做这个朋友了。”秦芳明听说了，主动要求去唱这场。跟着社长去了，唱了，还收了红包，一行人被盛情招待着，又去杭州玩了几天，毫发无损地回来了，说起当初如临大敌，都有点不好意思。

华妙唱片公司，不像公司，倒像个……家族。秦芳明第一次看到老板许嘉伟，以为是钱小豪，仔细再看，又比钱小豪粗糙很多，脸色也晦暗些，能看得出一点江湖痕迹，做派也是江湖人做派，和员工打得火热，吃饭喝酒都要员工陪着，“大哥”“老板”乱叫。歌手不单要签唱片约，还要签影视经纪约，影视演出全部签掉。歌手录歌时，他会煲了汤让人送到录音室。

许老板在僻静的位置买了大屋，又在公司附近的大厦上置办了一层楼，既不像住处，也不像办公室，他时常喊员工去喝酒唱歌，除非他喝醉了，否则谁都不能走，然而他始终不醉。

许老板的别墅，秦芳明去过两次，地方宽敞，却疏于打理，说是“花园”，其实只种了红、白、粉、紫几种颜色的九重葛，又点缀了几棵矮紫薇和鸡蛋花，地上铺了些百日草和蝴蝶兰，都是广东最常见的花草，花树之间的杂草，也没有清理，由着它们生长。这些杂树乱草开花的时候，也异常热闹，但终归像荒野里的花木，有点趣味，但也是野趣。

到了别墅，来开门的是个小伙子，秦芳明从没见过的一个人，大概是新换的，也不问秦芳明是谁，默不作声开了门，让秦芳明进来，又锁了门，不知道是什么门锁，咣的一声，像是古庙里的声音。

许老板在客厅里，站在落地窗前，不说话，背着光，看不清楚表情。沙发上坐着一个女郎，倒是在亮处，只穿了一条牛仔裤，上半身什么都没有，就那么静静坐着，看到有人来，整个身子弹了一下，扭头看向老板，露出一个询问的表情，许老板走了过来，穿着一件睡袍，睡袍带子在身侧垂着，睡袍里面什么也没穿。女郎走过来，在他面前站住，垂着头，用蓬松的头发顶在他的下巴上，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腰上，他的呼吸全打在那些深褐色的卷发上，呼呼的，卷发顿时又热又湿，他感觉到了这点，就迅速屏住呼吸。他清楚地听到自己的脑子里，清脆的一声“啵”，像开了一瓶酒。

那天他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没有人送他，那个小伙子又幽幽地走出来，替他开了门，他打开自己的车门，坐到座位上，拉上车门，一下没关住，又拉了一把才关住了。打开车内灯，静静坐了一会儿，他才听到车外的虫鸣。

黄白线在车灯里交替着，路面在车灯里，是一种颗粒度很粗糙的青灰色，像是用最廉价的DV拍出来的。然而他的注意力全不在路上，交替的黄白线，反而倒带一样，让他回放刚刚经历的事，他慢慢觉得不对劲，觉得恶心。

他没有那么天真，到广州也六年多了，也有放纵，有将计就计，但当天经历的一切，还是让他觉得不对劲。整个场景里，不对劲的不只有那种混乱，还有一些细节，从混乱与混沌之中浮现了出来，像从沼泽泥潭里伸出来的惨白的手臂，挣扎着，也召唤着。

但许老板要的就是这种关系吧。性对他们来说不是必需，但又是必需的流程，是控制，但也是结盟，最原始的结盟。光有合约还不行，还得有这层结盟关系。

当天晚上，他反而睡得异常沉，似乎自己终于背叛了自己，终于不只是和世界的表皮维持一种体面又虚假的关系了，而是刺破了表皮，向着表皮之下的黏液伸出了根须。在模模糊糊进入睡眠的一瞬间，他还在想，他们会不会录像呢？

“还有多远？”

“平时也就二十分钟，今天得四十分钟吧。”

河澜问过司机，就安心往后一靠：“今天这场子还可以，条件比我想的要好。您知道吗？我这人虽然干着这行，但不知道怎么的，老有些古怪的想法，站在台上，就希望哪里出点事儿，跳舞的裙子给扯了，大灯爆了，舞台塌了，我自己刷一下掉下去，观众哄堂大笑，又害怕又希望，是不是有点变态？”

秦芳明说：“我也想说这场子还可以，你把我的话说了。”

河澜笑了：“那您当我没说。我小时候，我爸爸经常就说，我老是抢别人话，天生的话痨，话痨怎么唱歌呢？还好有种唱歌方式特别适合我，叫说唱，配乐话痨。”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对秦芳明说：“您知道我爸爸为什么不唱了吗？”

秦芳明是知道的，但他一直回避着，不肯去想更多更细，听了河澜这么一说，知道回避不了，就淡淡问了一句：“不是受了伤？”

河澜说：“受伤是受伤，但受的伤可太不一般了。”

秦芳明有些疑惑：“嗯？”

河澜低着头，两只手的几根手指对来对去，像在打架，然后把手一撒，说：“那天晚上是有演出的，演出完了，回酒店路上，他中途下了车，找地方去喝酒。您跟他认识，知道他是有这个习惯的，甭管在外地还是在家门口，演出完了，铁定找个地方喝一杯，还得是有演出的地方，有时候还上台去跟乐队一起演一段，这都是看外国摇滚乐队传记学的，以为这就特别率性。那天晚上正走着，就遇上歹徒了，五个人。但是那天遇上的歹徒，既没抢手机，也没抢钱，什么都没抢，几个人上来把他架住，先把他的卫衣帽子一掀，往路灯方向一扭，看了看他的脸，像是在认人。这当口，他也看清楚对方了，不认识，他就来劲了，上半身被架着，就跳着脚说：‘嘿哥们，认错了吧？’那几个人不说话，从头到尾都没说话，其中一个手往上一抽，朝着他胸口来了三刀，不是左胸，不是心脏那边，是右胸，还有一刀是在肚子上，都不在要害上，所以后来他还是自己去的医院。后来就没法唱歌了。他说，这肯定是同行找的人，我问他，可能是谁找的？他说不知道，他说谁都有可能。哦对了，他说，那五个人里，还有人用了香水，一九九八年！拦路行凶的人用香水！”

秦芳明始终没说话，到了这里，接了一句：“光知道是受了伤，不知道细节。”

河澜说：“他们公司不让说，连受伤都不让说，不让媒体报道，也不给周围人说，住院的钱都是公司出的，五个同事轮换着照顾了一个月，但就是不让说。那时候您知道的，出了这种事是说不清的。受伤了？嘿，怎么受的伤？情杀？仇杀？毒贩子？欠债不还？什么都给你安上。开始瞒了一段，结果没瞒住，说实话，开始不瞒就好了，这么一瞒，更说不清。消息一传出去，果不其然，各种版本都出来了，最离奇的一个版本，谁都想不到，说他傍富婆，又跟富婆的女儿好上了，富婆的女儿的男朋友气不过，找人来给他点教训。他这才知道厉害。在这个圈子里混，连一个趔趄都不能打，第一次受伤害，痛吧？苦吧？哭不出来吧？还有二次，第三次，比第一次挨刀还可怕。你有半步走不稳当，旁边盯着的，一个个跟秃鹫一样，立马就上来了。”

秦芳明说：“当时的确传得沸沸扬扬，搁谁都受不了。”

河澜说：“我爸这人您知道，挺混不吝的一个人，东北厂子里长大的，您也知道，出门背个绿书包，搁块砖，揣根钢管，书包就在脖子上挂着，脖子垂着，背弯着，书包在手里捧着，一不对劲就马上抽出家伙来，他跟我说过，那时候满街都是挂绿书包的小伙子。得亏跟着厂子里的俱乐部的人玩，学了吉他，后来搞摇滚乐队，凭着弹吉他上了大学，不然就进局子了。他后来算过，他们当初一起混的人，只有一个，进去得早，出来得早，反而保全了，现在那人还在，别的都不在了，他们中有枪毙的、混死的、抽死的、自杀的、病死的。这样长大的一个人，受了这个伤之后，人全变了，成天担心这担心那，有时候还哭，让人特别难受。”

说到“抽死的”，河澜做了个缩着脖子俯首抽烟的动作，秦芳明略微有点诧异，他们这个年代的人，怎么会知道这些，于是跟了一句：“你爸跟你说得还挺详细。”

河澜说：“他不给我说给谁说呢？唱不了歌，幸亏有点钱，早早在北京买了房子，伤好了以后，就在商场楼上觅了块地，后半辈子就干上吉他培训了，后来又拉了几个哥们儿，加上二胡培训、架子鼓培训，就敢叫音乐学校。开始没人去，就让我拉着同学去，当种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托。慢慢慢慢到现在。”

秦芳明说：“你也别到处说，别直播的时候播着播着说出来了。”

河澜说：“现在还是不能说。平台上说这些事，马上给你咔嚓了；上了综艺更加不能说，比以前还不能说。刚出事的时候，还能现场还原，现在人们看到的就是瞎编的版本，毕竟都觉得经过时间考验了不是，人们更愿意当真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们爱信这个，人们爱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我在综艺上提起我爸来，怎么说的？”河澜换个坐姿，端着一点，刻意用了一种娘娘腔的声音说：“我父亲热爱音乐，但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继续他的音乐理想，我想替他完成梦想。”

秦芳明笑了：“就算他一直唱下去，也干不了啥了，那一年是九几年？九八年，没过两年，都上网听歌了，谁都不买磁带、CD了，到了2003年，MP3播放器一降价，降到几百块钱，彻底没戏了。就各自扑腾吧。你爸要是没受伤，后来还是得心灰意懒地去教吉他。我都开了三年唱歌工作室，唱歌结合心理疏导，哈哈哈，心理疏导！光唱歌根本没人来，还得有实用功能。来学习的哪里知道，全场最有病的就是台上这人——我！”

河澜说：“您净瞎说，您还犯得着赚这个钱？您就是闲不住。您知道我为啥跟您说这些？一来您跟我爸认识，二来您太像我爸了，方方面面都像，就是比我爸混得好。”

秦芳明说：“也就那样吧，也没好到哪里去。好年月赚的钱，是留不下来的，因为都以为将来还能赚这么多，就使劲造。到头来一看，还是两手空空。”

秦芳明其实不能确定河澜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有点猜不透，河澜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他觉得自己像个凶手，虽然知道所有人都被美剧普及了凶手会重返现场是大忌这个常识，轮到自己成了凶手，还是忍不住要到杀人现场看一看，至少要在门口张望一下。在犯罪现场的逡巡，三十岁的时候是风险，五十岁的时候是生趣。

正说着，司机提醒说：“快到酒店了。”

河澜快速地对秦芳明说：“明天早上，咱们早点起来看雪去。”

秦芳明说：“小陆说了要带我们去。”

河澜说：“估计他们也就是那么一说，刚才我听见他吩咐事呢，说我们今天演出太辛苦，让酒店给单独备早饭，十点半再喊我们下去吃饭，吃早饭。”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河澜就发微信喊秦芳明去看雪，说他在大众点评上找到一个地方，非常空旷，能看到日出。秦芳明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不是怕影响河澜的兴致，而是想知道为什么单单要两个人出去，是想给他三刀呢，还是要把他推到河里，或者要在荒天野地里说出真相，然后把他丢在雪地里扬长而去？他竟有一种以身试险的期待。

在餐厅吃饭，下楼，河澜叫的车在门口，一辆七座车，和昨天送他们的车一模一样。上车，出城，不多时就到了城外，远远看见一片雪野，一片淳厚的白。在一大片白色中，有一片白杨树林，一条河，河边树上拴着一条小船，大概是夏天时候给人拍照用的。天已经有点亮了，太阳还没出来，四下里有各种蓝，灰白蓝、淡蓝、深蓝、墨蓝。

河澜下了车，又回头扶了秦芳明一把，下了路基，到了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秦芳明跟在他身后，越发觉得一场审判就在前面。他有点怜惜那片白雪，想着少踩坏一点是一点，就踩着河澜的脚印往前走。

到了雪野中间，河澜站定了，望了一会儿，深呼一口气，转头对秦芳明说：“来，要拍照不，我帮您拍照。”

那天晚上的事不是偶然，而是许许多多个夜晚堆积出来的。

许老板扳着指头算过。何林杰抢了原本属于秦芳明的《明亮明亮的眼睛》去唱，拿到当年全部重要音乐奖的最佳男歌手奖。抢一次不算，半年后又抢了一首《你是我的春日迟迟》。他还抢了秦芳明的电视剧角色，《北方记忆》里的张小林。最重要是，各处的演出，一旦请了何林杰，就不请秦芳明，演出公司的江老板说过：“两个人处处都像，两个都请，不如请一个，多唱两首就是了。”又听到一段谣言，说秦芳明十五岁就出来跑场子，学历都是假的，是女客人帮着买的。不知是谁造的谣，可能是何林杰的公司放出来的，终归也算在何林杰身上。

许老板这才发现，他高估了自己，也误解了内地的唱片业。他本以为，内地娱乐业也和香港一样，一通百通，唱出来，就可以接广告、演电影，唱歌在前，宝山在后。做了几年才发现，内地的唱歌是唱歌，演电影是演电影，没有那两所大学的背景，连电影圈子的一个口子都豁不开。总算商讨到一个角色，又被何林杰夺走，不由得把所有失意都算在何林杰头上。

那两天，许老板的屋子里，突然热闹起来，人来人往的。到了晚上，闲杂人都打发走了，许老板把他按在沙发上，拍拍他的膝盖，对他说：“坐。”许老板坐在对面沙发上，打出去一个电话，说的是广东话，但秦芳明全都听得懂：“唔使咁多人噶，两三个就够啦，又唔系李小龙，单嘢搞掂就由深圳翻香港，过咗关咪万事大吉咯。”

放下电话，许老板用手扶着额头，眼睛却在打量秦芳明，幽幽地开口了：“最紧要还是你开心，你要是不开心，我再拨一个电话，他们掉头就上楼。”

仿佛一道空气墙在两个人中间，旁边大厦上的霓虹灯，一下红，一下绿，一下紫，一下黄，颜色轮番打在许老板脸上。远远传来一声汽车的鸣叫，紧接着又是一声海上的汽笛。

秦芳明数着霓虹灯的颜色，红，绿，紫，黄，又数了一遍，红，绿，紫，黄，开了口道：“大家都要开心才好。”

许老板起身，过来拍拍秦芳明的肩膀说：“兄弟同心啦。”

“三十多年了，我们的变化都很大，我经常有种感觉，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和那时候的我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活了五十年，活出几生几世的感觉了。但有些事没有变，有些感觉也还是没有变，就是这些没有变的东西，让我还能爱惜自己。我想你也是这样吧。”

“看完了信我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我像个坏脾气的孩子不许别人打开灯啊，下一分钟又要登场就像无事发生过，轻轻地唱出的也许就是，写给你的情歌。”

“这些年你回过家吗？听说你把父母都接走了，那是不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明亮明亮的眼睛，好像是星星，/明亮明亮的忧伤，穿透我心灵，/牵着回忆的是你的身影。”

“华妙娱乐向地震灾民捐款300万。”

“1月3日，凤飞飞在香港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

初升的红日，像是刚刚生出来的，湿润，憨厚，纯真，没有一点杂质，雪地上的幽蓝一点点退却。一层贴地的风吹过来，脚踝有点凉意。秦芳明弯下腰，把袜子往上拉了拉。

河澜脸上出现了欣然的表情，“太阳出来了”，仿佛太阳的起落需要他的解说。然而秦芳明并不觉得河澜制造的各种声音是多余的，可能正因为有他们在一边观照，说些废话，太阳才是人世间的太阳。

秦芳明说：“你不想写首歌吗？”

河澜回答道：“写啥啊，看看就好了。”

想象中的一切都没有发生。秦芳明终于确定，河澜不知道，由此也可以推导，何林杰也不知道，甚至可能完全没有想到。知道不知道，又能怎样？死的人死了，失踪的人没有音讯，疲惫的人了无生趣。这个世界正在一点一点变成一个无我世界。消融，消失，分崩离析，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剩不下。

红日的纯真状态，只有十分钟，十分钟过去，它的上半部分就变成了淡淡的金黄，一弯红色沉淀在底部。风停了，不那么冷了，一点倦意涌上来。秦芳明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自己消失了，不存在了，自己看到的风景，是另一片风景看到的。

河澜慢慢坐下去，躺在雪地上，双手摊开。秦芳明也跟着他坐下去，一旦坐下，就仿佛在雪里扎了根，可以感觉到雪的暖意，他把手按在雪地上，印出一个深深的手印，然后对河澜说：“你知道吗？我跟你爸爸聊过一次，聊得挺深，但就那么一次。”

秦芳明和何林杰有过一次深谈，是关于失踪者。

那是在1996年的“南方风云榜”颁奖结束后，秦芳明凭借第三张专辑《我是真的相信人世间》拿到最佳男歌手奖。这张专辑之所以用了这样一个名字，多半是因为他第一张专辑里有个“真”字，卖得好，拿了奖。他们略微有点迷信，又觉得“真”字可以当做形象点，他的头三张专辑，收了五六首带“真”字的歌，专辑名字，也务必有个“真”字，宣传文案，一波比一波热烈：“世间最真挚的声音”；“明月遇见清风，真挚的他刚好遇见你”；“我为你生，我为你真”。

何林杰获得提名，没有拿到奖。那两天时间里，两个人在台上台下打过许多次照面，颁奖结束，何林杰奖项落空，一起退场的时候，对秦芳明说：“完了一起出去喝一杯？”

照例有庆功宴，还要一起唱卡拉OK，但秦芳明竟有些盼望这“喝一杯”。庆功宴结束，就随意找了个理由，出了门，让服务生喊出另一个包厢里的何林杰，一起找了家有演出的酒吧，坐定之后，何林杰拿出手机来，指指关机键，秦芳明立刻会意，关了手机。何林杰叫服务生过来低语几句，他上台去唱了几首歌，又把秦芳明也推上台唱了几首。秦芳明下了舞台，正有几个人围着何林杰要签名，何林杰又拉他过去签名。

这突如其来的友谊，这随性出游，兴许可以成为一段佳话，秦芳明甚至已经想到了娱乐记者会怎么写这段交往。

“过几天我想回趟家。”何林杰说得平淡，但秦芳明却觉得一种亲密感在酝酿。

“回去看家人？”

“不，回家去找一个失踪的人。我有个邻居哥哥，比我大十岁，中专毕业就在厂子里上班，人很帅，对我们都很好。他上了三年班，有一天留了一张纸条，离家出走了。他说他要走遍中国，走遍大地，走遍整个星球，让家里人不要找他。此后他再也没回来，也再没消息。这是十年前的事了。我想回去找找线索，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能找到吗？”

“可能找不到。他走了之后没多久，城边的垃圾堆里发现一具尸体，像是男的，烧得焦黑，大家都怀疑是他，也不确定是不是他，案子到现在没破。但是我觉得不是他，这十年时间，不管我做什么，都会想起他来，好像能看到他在公路上走，在小镇子上走，在沙漠里走，在废墟里走。一想起这些画面，我就什么都做不下去了，情绪特别低落。我怀疑他真的一直在走，然后就像有一个发射塔，把他到处走的画面传给我，干扰我，让我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那就找找试试，就当是了个心愿。”

太阳又升起来一点，阳光经雪地反射，让人睁不开眼睛，河澜闭着眼睛听着，说：“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件事。”

“这太怪异了，不太适合讲给亲近的人，亲极反疏。这种事就要讲给有一点点熟悉的人，讲完之后再也不见的人。”秦芳明没有告诉河澜的是，他们的确再也没有私下见过面，那次深聊半年之后，那个失踪者的画面也进入秦芳明的大脑之后，何林杰第一次抢了秦芳明的歌。

他突然想说点什么：“你知道我有个老板，香港的，叫许嘉伟。”

“嗯？”

“后来死了。”

“哪一年死的？”

“2009年。”

“怎么想起说这人？”

“当年的风云人物，突然就那么死了。”

“所有人都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