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
革命年代惊涛骇浪、人生起伏，毛泽东经历过战场的绝地生死，经历过被排挤出中央的冷落低谷，却都付诸笑谈，最让他感到“黑暗”危机的是另一件事：“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这话说得云淡风轻，实际上，当时的情景要凶险得多。从史料来看，张国焘至少有两次要加害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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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两河口胜利会师。之后，对于是北上还是南下，中央红军与张国焘产生了分歧。张国焘坚决要南下。
之后，中央决定在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事实上，张国焘对两河口的决议采取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回到杂谷脑以后，他立即召开会议，散布不满情绪，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
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央考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必须解决两军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问题，中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但张国焘对任军委副主席一职并不满意。他对秘书黄超道说：“中央见我队伍过于强大，不得不给我一个副主席，其实我一个副主席在开会时又形成不了多数。”当慰问团在杂谷脑期间，他煽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让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治委员。而陈昌浩又致电中央，要求让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目的是将一、四方面军统一交张国焘指挥。
很显然，此时的张国焘野心勃勃，要当红军的一把手，要掌控整个红军。
为了团结他，中央作出了让步，最后，让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一职，安排给张国焘。
但仅仅当个总政委，张国焘显然并不满足。
1935年7月28日，毛泽东等来到了毛儿盖。在这里，张国焘要求中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
为了统一思想，8月4日至6日，中央决定在毛儿盖以南20公里处的沙窝召开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博古等人参加了会议。
在讨论今后行动方向时，中共中央坚持一起北上，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双方相持不下。毛泽东说：“川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不利于驻军，而且那里还有大量的敌人部队没走，如果南下，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
张国焘说：“北进有很多不利因素，一则缺少群众基础，二则部队长途跋涉，已呈疲劳态势。南下川康则可抓住当前红军会师的有利时机，建立川康根据地。”
毛泽东解释道：“北进计划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来电指示制定的，去年红军撤出瑞金之际，共产国际就来电指示，如果红军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可以北进蒙古，靠近中苏边界，他们会相机给予支援。”
张国焘说道：“我主张南下川康，如果一方面军要北上，则四方面军单独南下。”
博古一听，气愤地嚷了起来：“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想飞也飞不起来。”
不料，张国焘腾地一下站起身来，指着博古的鼻子骂道：“你这党的败家子，配谈什么军事！”
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厉声斥责道：“国焘同志，这是党中央的政治局会议，你这样泼妇骂街似的恶语伤人，哪点还像个共产党人的作风！”
“老毛，”张国焘似乎余怒未消，“你们丢掉了中央苏区，把中央红军也搞得只剩下万把人，这表明不但是军事路线的错误，而且最重要的是政治路线的错误！”
毛泽东被激怒了，说：“现在不是总结这些的时候，实际上此前的遵义会议已有过总结。当务之急，红军要团结北上。这才是唯一的出路！”
张闻天见双方争执不下，便以党内总负责人的身份宣布举手表决。结果，只有张国焘一人反对北上。
这样局面，让张国焘有些气急败坏。他很清楚，中央实际掌控者是毛泽东，自己要上位，就必须要给对方一点颜色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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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这天，会议继续。张国焘找了几个心腹，开始实施他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