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及文化

#历史开讲#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当中，曾经在全世界各地涌现出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文明，他们有的从数千年前便产生发展，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有的则早早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只留下一片片的遗迹留待后人搜寻探索，甚至有的连一点曾经存在的影子都未曾有过。

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前者，并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拥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国从古至今都对历史记载持极高的重视态度。也正是因此，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史官制度，史官文化也在此基础上诞生。

一、中国史官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源远流长的过程

1、史官职务在中国的诞生相当之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中华文明进入有组织的发展进程以来，史官这一职务便已经诞生了。在唐人刘知己所撰写的《史通·外篇·史官建置》当中有着这样的记载：“皇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也就是说，早在黄帝时期，仓颉和沮诵便成为了以记载事务为主要职责的史官，其发源不可谓不古早。

此后在夏朝和商朝统治时期，史官这一职务同样被继承了下来，前者设立了太史这一职务，后者则设立了内史这一职务。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夏商时期的中国还处于王权和神权合一的阶段，因此当时的史官还担负着占卜、祭祀等和神灵进行交流的任务，政治地位相比于后世的史官来说要高出不少。

周朝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发展更为完善的历史阶段。据《周官礼记》当中所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周朝时期的史官有了更进一步的划分，总共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和右史这六种分别负责不同职务的史官。

而除了周王室外，当时由周王室所分封的各诸侯国也都分别设立本国的史官。虽然他们的名字不尽相同，如太史、南史、御史，职责却都类似，那便是专门记载国君的一举一动，“某年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

也正是由于这些史官的存在，我国诞生了诸多记载当时事务的典籍，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有《尚书》《竹书纪年》《春秋》，它们都成为了今人了解当时那个时代的重要材料。

2、史官职务在秦朝建立后不断发展

秦朝建立后，专门设立了太史令这一官职来记录史事。有趣的是，太史令这一官职并非是秦朝独创，而是传说早在夏朝时期便已经出现。

汉朝建立后，由于汉朝承袭了秦朝大部分政治制度，再加上刘邦本人的政治需求，太史令这一官职同样被继承了下来，并且成为了一种家族内部世代沿革的官职，其中我们最为熟知的便是司马迁。

东汉时期，东汉政府新增了女史这一官职来专门记录皇帝的起居。另外，西汉时期的史官除了需要的记载历史事务外，还要负责记录天文星象，也是东汉政府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兰台令史才将这两种不同的职能分隔开来，此后也被历朝历代沿袭。

三国时代，虽然当时的中国处于乱世当中，但蜀汉、曹魏和孙吴三个政权却都分别设立了本国的史官。其中，曹魏设置了著作郎，孙吴设置了左国史等，蜀汉则有令史。也正是由于这些史官的记载，为后面陈寿完成《三国志》提供了诸多参考材料。

晋朝完成统一后，将史官改名为著作，此后的东晋也继承了这个称呼。有趣的是，虽然之后的中国尤其是北方大地陷入了少数民族彼此争斗混战的舞台，但这些少数民族在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后也大多都设置了本国的史官。

如汉的“左国史”，前凉的“儒林郎中”，就算是北魏以及之后的北齐、北周也都不例外，从侧面反映出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在思想上的影响之深远。

唐朝时期，中国的史官制度经历了一次相当颠覆性的改革，那便是史官从一个职务变成了一个机构。唐太宗统治时期，唐朝设立了国史馆这一机构，其中由宰相负责监督他人对史事的记载，著作郎则进行修史的具体工作。

此后，唐朝又增加了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官职，其职能也都是负责记载事务。此后虽然中国的史官制度也仍然在发生变化，但其总体来说只是单纯对史馆这一机构进行一些改革，如宋朝时期扩大了史馆的规模。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宋朝本身在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当中的势力最为弱小，但其修史机构的数量却是最多的。到了明清之后，翰林院开始成为掌管史事记录的官员，“史官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礼乐、兵制诸大政。”

二、中国的史官制度独具特色

1、史官设立向一个有序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古代早期，由于夏商时期的中国还处于一种神权和王权混合不清的状态，占卜是政治中的重要环节，史官因此不仅仅是记录人间事务的官员，也是人和神灵之间沟通的媒介，他的职务也显现出多样性。

当时，史官的职能大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种是组织宗教活动，这也是那时的史官被称为巫史的原因；第二种是整理总结和归纳前朝以及本朝所拥有的各种文字资料；第三种是记录当时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其中既包括人的一言一行。

这就是《汉书·艺文志》当中所描写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就连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在记录的范围之内；第四种则是掌管的天文历法并对星象进行日常记录，这显然就不是我们通常所想象的史官的职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早期的史官就成为了一种的集多种职能于一身的官职。久而久之，很难不对记录史事这种最本质的职能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另外，在史官内部，不同史官的职能也往往交叉混乱，并没有进行具体明确的分工，这显然不利于史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直到魏晋以后，这种局面才开始逐渐得到改善，史官从此分为了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官和记录政事的史馆史官。

之后，不同朝代为了方便史官职能的有效发挥，对他们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如魏晋时期著作官制度的确立，唐朝时期的设置史馆，都反映出了古代统治者对于分别设立记录不同事务的史官这一观点的坚持。

2、修史的职能从私人转变到官方

在中国早期，由于知识文化被政府所垄断，因此修史的工作也只能由那些在政府工作的人才有条件进行和完成。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私学的兴起和官学的落寞，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大规模发展，私人修史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开来，并且诞生了《春秋》《左传》等佳作。

而在记录了几乎整个中国几千年事务的二十四史当中，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而他们也都是来自于私人修史。但是，也正由于私人在修史时所受到的限制和修史条件各不相同，其修史的成书质量也不尽相同，这就导致了修史发生了从私人到官方的转变。

事实上，早在北齐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史馆这一机构，只是直到唐朝时期它才得到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出于对修史的重视，唐太宗李世民在史馆内部设立了修撰、直馆、楷书手、典书、庭长、掌固、装潢直、熟纸匠等职务，每一个的不同的职务又分别由不同的人负责，这就大大加强了人们在修史时候的专业性和组织性，使得修史成果的即便不说是个个精品，但很难出现质量低下的情况。

此后随着时间的发展，官方修史的习惯被历朝历代所继承。但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官方修史天生带有极强的政治性，所以往往会遮掩乃至是直接不写一些对本朝来说较为敏感的事情，这也造成了今人在了解某些事情时候的困难。

3、中国诞生了独特的史官文化

修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意义极为重大的事情。它既是古人对于时事的看法，也是今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途径，这就让修史在政治上一下就变得微妙起来。也因此，中国诞生了独特的史官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既能够看到那些面对危难仍然秉笔直书的刚直史官，也可以看到那些迫于压力而不得不采取春秋笔法的史官，更能够看到为了曲意逢迎而改变史实的史官。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中国的政治和历史才变得更为丰富多元，直到现在也未曾断绝。

三、总结

总的来说，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修史早已脱离了其本身记录事实的范畴，而是成为了一种在政治上都具有严肃意义的重大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出现了源远流长且内容丰富的史官制度，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在为了实现更好的修史的目的而不断对史官制度进行着改革。

也得益于这种史官制度的存在，我们不仅能够更加方便地了解以前，也看到了无数史官为记录史事而前仆后继、呕心沥血的传奇故事，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