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毛主席突然提到了林立果，丁盛和韦国清等人赶紧竖耳细听

老覃前些天在“覃仕勇说史”上发布了《1971年，毛主席首谈为何要安排彭德怀管军委工作，称：不这样不行》一文，讲的是毛主席在1971年南巡的一些见闻。

毛主席在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暂住的那段日子里，他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以及汪东兴、刘建勋、王新等人谈话时，说：“朝鲜战争后，我要管的事太多，管不过来，其中军委的事就交给彭德怀同志管了。到了1959年，交给林彪管。现在，有人说我缔造了军队，但不能指挥了。我不相信，我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抓一抓军队。”

毛主席到了湖南长沙后，先让汪东兴和华国锋代替他向应召而来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以及此前任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当前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卜占亚，传达他在武汉找负责人谈话的精神。

他本人于次日又对政治的谈话精神做了一些补充。

他说：“进城以后，开始时是由聂荣臻来管军队工作，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上林彪管不了那么多，主要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管军队不谨慎。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的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

毛主席明确摆出了自己纠正不正之风的三个办法：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他还说：

“在使用这程咬金的三板斧时，我主要遵守三条方针：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耐人寻味的是，毛主席说完了这些的时候，他深知丁盛的参军时间早，故意笑着对丁盛说：“你可不能摆老资格哦，更不要搞宗派喔！”

然而，他又扭头对韦国清说：

“韦国清，你是红七军出身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属于红一方面军。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哇！”

接着，毛主席谈到了去年的庐山会议，他说：

“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

毛主席随后把谈话内容转向“天才论”，他说：“世上哪有什么‘天才’哟，你们看，《国际歌》里面是怎么唱的？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嘛。你们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好的要表扬，对于那极少数不好的，也要给予适当的批评。批评不要一棒打死。表扬也不能捧得太高，捧得太高了，也会被摔死的。”

说到这里，他突然严肃地说：“现在，不但有人鼓吹‘天才论’，还把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吹捧成了‘超天才’，这事，你们都知道吧？”

早在一年前，也就是1970年7月，周宇驰、刘沛丰替林立果起草了一篇署名为“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文章，发表在了《解放日报》头版头条。

随后，王飞、周宇驰等人又替林立果一篇所谓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让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长达8个小时的报。

吴法宪称这个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和周宇驰、王飞、于新野等人一起称赞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

还把这个报告印刷了7万多册，吹捧成“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广为散发。

丁盛和韦国清等人突然听到毛主席说到“超天才”这三个字，知其所指，赶紧竖耳细听。

毛主席淡淡地说：

“把一个二十几岁的人捧到那么高的位置，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是害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