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后的初期发展，阶级斗争的历史，永久铭记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的第一个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特别是它的最高领导人——中国革命的杰出领袖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早在1950年5月1日，新中国诞生刚刚半年，中央人民政府就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任所长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的第一个研究所。

1953年9月，依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提议，经中共中央设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议决，以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名义正式划归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

不久恢复原名，改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最后才慢慢的变成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该所草创之际，研究人员并不多，不过10 多人，主要成员都是一些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培养起来的历史研究者，后来陆续吸收了一批旧中国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有成就的从事历史研究的老专家，以及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青年历史研究工作者，很快就发展到了100 多人，成了内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

其间，还有不少省、市、自治区，如上海、天津市和湖南、广东等省也成立了历史研究所，其中不少人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

此外，众多高等院校历史系都设有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聚集了一大批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研究人员。

仅仅10 多年，总计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研究机构及高等院校历史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人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远远超过了旧中国，足见新中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视。

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广大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初步建立了独立的科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长期以来，包括中国近代史在内的中国历史学未能走上科学的道路，总是以统治者的“英明”“圣贤”与否来解释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盛衰，用各种唯心主义谬说来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

虽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历史学家也在疑古辨伪的口号下，批判过帝王家谱式的传统历史观和历史体裁，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由于他们始终否定生产力对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因而也否定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仍然无法揭示中国近代历史的真相。

组织历史学家，对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分别编辑专题资料，陆续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及研究实践，明确了“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虽然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某些具体问题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但对中国近代史的上下时限、基本线索和研究方法等学科体系问题的认识则基本趋于一致。

大多认同中国近代史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改革开放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下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其次是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资料，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核心和基础，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

因此，还在筹备阶段就把搜集、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资料列为自己的头等大事。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负责筹备中国史学会的范文澜已开始谋划这方面的工作了。他提出要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组织历史学家，对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分别编辑专题资料，陆续出版，对新中国来说，是一伟大举措。

趁1950年纪念义和团运动50 周年之际，由翦伯赞主持编辑、出版了《义和团》专题资料一种。

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后至1959年，他们按计划先后编辑、出版了《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戊戌变法》《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捻军》《洋务运动》等专题资料10 种，其中多者8 册，二百几十万字，少者4 册，也有一百几十万字，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历史学界编辑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套资料集。1954年又创办《近代史资料》杂志，专门刊发中国近代史资料。

帝国主义侵华史、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辛亥革命的深入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还仅仅是其中几种比较突出的大型资料集，限于篇幅，其他如罗尔纲主持编纂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全国政协编辑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军事科学院编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选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选编》等众多篇幅不一的资料集，不能在此一一列举。

但是，仅此已足可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这时对资料建设的重视和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

最后是对帝国主义侵华史、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辛亥革命、资本主义经济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及专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史，首先面世的是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钦本立的《美帝经济侵华史》。

随后又出版了丁名楠等人集体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这本书虽然只写到中日甲午战争，但对晚清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压迫我国，反对独立，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作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综合叙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这一时期研究进展最为显著的领域，发表论著最多。

专著方面，出版了罗尔纲撰写的纪传体通史《太平天国史稿》及《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公历对照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7 种在史事考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文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就虽不及太平天国，但从“文化大革命”前《历史研究》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也达到22 篇，居于第二位。

更重要的是在研究方向和重点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像旧中国的史学那样仅仅侧重于孤立的政治事件的叙述和少数知名人士的个人活动的研究，转而强调经济背景和阶级关系的探讨、强调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了，把辛亥革命看作是清末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产物，从而大大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的内容，有助于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首先是研究成果丰硕，“文化大革命”之前，仅出版的重要专著就多达61种，如吴杰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尚钺的《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魏子初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傅筑夫等人的《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张郁兰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杨培新的《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等等。

其次是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关于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农产品商品化、新民主主义经济、少数民族经济，以及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都是这时才引起研究者重视，而且取得了一定进展的新课题。

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能取得如此显著的进展，除如前所说有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外，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有个相对安定的读书研究时间。任何一项科学研究，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自身两方面具备一定的条件。

在艺术和科学领域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前者最要紧的是要解决一个理论、方法问题，一个资料问题。如前所说，既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又有了一定的资料准备，自然不是什么问题了。

关键是后者，即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有无积极性，有无不受其他无关之事的干扰而专心治学的时间问题。

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洗刷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屈辱，宣告国家分裂和战乱状态的结束，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素负盛名的老专家，还是之后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都与全国人民一样无不欢欣鼓舞，无不希望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贡献最大力量，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真正的关键便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无读书研究的时间了。

“文化大革命”之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虽然也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打退所谓资产阶级思想进攻的思想批判运动，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必须改造世界观，因而研究工作常要为思想批判运动让路，以致中断研究之事也时有发生，但是，相对此后而言，毕竟时间较短，规模不大，仍可说是个相对安定的时期。

许多研究者凭着自己对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颗赤诚之心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爱，利用这一相对安定的环境，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工作，是这一时期取得显著进展的原因之一。

还有另一原因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显著进展，是大致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3年8月，毛泽东为推动历史研究的发展，亲自为即将创刊的《历史研究》杂志，格局之大，迄今所不能比。

1956年5月2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宣布，在艺术和科学领域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方针，不仅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