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茂红评《东亚模式》丨走向可持续的新东亚模式

Kyungkee Kim, The East Asian Model: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Routledge, February 2023

在战后世界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之一是东亚的崛起。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格局，促使世界经济的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然而，如何认识东亚崛起的性质、动力和未来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在是否存在东亚模式问题上，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无论从历史实际还是从理论探索上都形成了独特的东亚发展模式；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派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所谓东亚模式只是一个“迷思”，1997年的金融危机似乎从现实证实了不存在一个独特的东亚模式，从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也只能证明东亚发展只是过去苏联经济模式的翻版。就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言，存在着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和注重东亚传统文化作用等不同流派之争。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市场在东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凯恩斯经济学强调国家和产业政策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新政治经济学以发展型国家概念调和了产业政策和市场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文化派超脱国家与市场，发掘了传统文化在东亚经济起飞中的独特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区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发展。亚洲金融危机似乎证实了克鲁格曼的观点，但东亚国家迅速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甚至转危为机，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东亚模式是继续强化自己的独特性还是向欧美模式靠拢，是引领世界经济发展还是成为一个历史现象，这都是实业界、政治家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大问题。韩国国立庆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原院长金炯基教授在2023年出版的《东亚模式：转型与持续可能性》中给出了明确答案。

从东亚模式到可持续的新东亚模式

在金炯基的书中，存在着四种经济发展模式，分别是英美模式、莱茵模式、北欧模式和东亚模式。这四种模式的划分依据的是他自己开发的一个由五种因素组成的模型，包括国家（国家类型和政策范式）、劳动力（劳动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公司（公司体制和产品市场）、金融（金融体制和金融市场）等四个内部因素和一个外部因素——外贸（贸易体制和世界市场）。与欧美的三种模式相比，东亚模式的主要内容是：东亚国家是奉行经济发展第一的产业政策的威权型和发展型国家，区别于注重福利的莱茵、北欧模式和注重市场调节和总需求管理的英美模式。与欧美的公开公正的股东资本主义治理模式不同，东亚企业往往采用基于关系的契约和内部人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与欧美金融主要从股市直接获利或通过参与制造获取短期效益不同，东亚金融以银行为基础，以输送长期资本来支持产业发展。与欧美的激烈竞争就业和产业工会不同，东亚劳动力以长期稳定就业、年功序列和企业工会等方式参与企业内部治理。与已经处于世界体系核心位置的先发工业化国家不同，东亚国家的对外经济联系经历了从最初的保护或进口替代战略向基于产业政策的开放或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

然而，东亚模式并不是铁板一块，可以划分为先发的日本模式、追赶的韩国模式和独特的中国模式。用前述五因素模式来衡量，中日韩模式各具特点。首先，中日韩都是发展型国家，但中、韩、日的国家能力分别处于很强、强和中等的不同位置上，国家的产业政策也表现出指令（国家发改委）、指导（经济企划院）和协商（通产省）的不同性质。其次，中日韩主导企业的结构也不相同，日本是银行主导的J型企业集团，韩国是家族主导的K型财阀，中国是国企主导的C型集团公司。第三，就金融而言，日本主要银行理性贷款，韩国银行发放政策性贷款，中国国有银行支持国企。第四，中日韩的劳动制度也有很大差异，日本采用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度，在采用丰田制（反泰勒制）和企业工会基础上协调劳资矛盾；韩国采用长期雇佣但低工资制，采用泰勒制管理方法；中国广泛采用合同制、低工资制和泰勒制，提高工作效率。第五，就对外经济关系而言，日本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对资金实行中等强度的控制；韩国积极吸收外国贷款和先进技术，对资金实行严格控制；中国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资金实行非常严格的控制。总之，日本通过企业式规制推动协调的市场经济发展，韩国通过国家规制推动规制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通过国家规制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与东亚模式形成相伴的是东亚的高速经济增长，然而，东亚奇迹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相反日韩中经济相继转向中速甚至低速发展，展露出不可持续性。日本在1974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后，进入中速发展阶段，1991年泡沫破裂后，进入“失去的二十年”阶段。韩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也经历了二十年的低速增长。中国大约十年以来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了尽快走出危机，东亚国家相继采取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灵活化的改革措施，推动东亚模式的转型。就国家模式而言，东亚国家都强化市场的作用，弱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本把公营公司私有化，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削弱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韩国的市场化与民主化相辅相成，终止了经济企划院和发展型国家，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实现自由化；中国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让多种所有制并存，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国家都推动金融自由化。日元升值后，日本的金融自由化速度加快，其资本自由化指数一度与美国持平，资本的自由化带动企业资金由主要从银行获得变成主要从市场获得。韩国金融自由化最为彻底，其资本自由化指数超越了美国。中国采取审慎的金融自由化措施，主要增加利率的灵活性，同时增加和完善股市。就公司治理体系而言，通过引入股东资本主义把企业经营的主要目标变成了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日本企业的银行持股下降，企业集团逐渐衰落，机构和股东持股增加，形成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的控股公司体制。韩国由家族主导的财阀逐渐变成了多元股东控股、职业经理人经营的新型企业，其中外资占比显著增加，韩国企业股权民主化和国际化同步进行。中国不但壮大了私有企业，还对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形成了一些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就劳动制度而言，东亚国家都逐渐弱化了终身雇佣制，增加了合同制和非正式用工的份额，改革了年功序列制度，加大了绩效工资和奖金的份额。

显然，这些改革都是为了让东亚经济走出危机，同时解决社会和生态不可持续的问题。但现实情况是金融主导的粗放型增长会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失业率和贫富差距加大，资源密集的高碳型增长不但恶化生存环境，还会影响企业效益并造成国际负面影响。衡量经济是否可持续的指标包括：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国家竞争力、生产率增长与工资增长之间的关系、人口动态和财政可持续性，其中最主要的是前两项。就全要素生产率而言，日本从1990年、韩国和中国从2010年增长放缓，对经济发展贡献率下降。就资本回报率而言，进入新世纪后中日韩持续下降，2010年后甚至低于美国。就技术创新能力而言，东亚国家都比不上美（英美模式）、瑞典（北欧模式）和德国（莱茵模式）。这说明，东亚国家经济的竞争力有限，可持续性不足。衡量社会是否可持续的指标包括：就业平等、工资和收入差异、性别差距、区域平等、基尼系数等，其中主要的是就业和收入是否平等和基尼系数是否在安全范围内。就业领域存在的地区和性别差异、生产行业和服务行业的差异、大型垄断企业和中小企业以及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差异等等，都会造成工资和收入差距，导致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增大，尽管政府会采用税收转移支付和提升社会福利程度来平抑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和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之间的差距，但在投资和外贸驱动、福利政策服从于产业政策的经济发展中，比起其他三个模式，东亚模式中的两个基尼系数自1990年代以来持续扩大，两个系数之间的差距的改善并不明显。换言之，两极分化在扩大，阶级冲突加剧，社会凝聚力下降，在经济不可持续基础上发生社会发展不可持续。除此之外，更为根本的是东亚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可持续。衡量生态是否可持续的指标是绿色增长指标，主要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强度和二氧化碳生产率以及能源转换的动力和效果。在这些方面，日本已经达到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而韩国和中国总体上低于美国、德国和瑞典的水平。中国虽然在降低二氧化碳强度（千克二氧化碳/美元）方面成效显著，但仍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氧化碳生产率（美元/千克二氧化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生态不可持续不仅削弱东亚发展的基础，还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并加剧全球性环境问题。因此，东亚模式需要进一步转型。

体制改革是推动东亚从不可持续模式向可持续模式转型的推手。具体而言，就是从作为框架构成因素的五个方面进行改革，把增长机制从失业型转向就业型、从金融主导型转向创新主导型、从两极分化型转向福利制度型、从没有灵活性的劳动力市场转向富有弹性安全的劳动力市场，从不平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向公正繁荣的世界经济秩序，最终使国家超越发展型国家和新自由主义国家，转向福利国家。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东亚模式。就知识主导增长而言，创新知识将在经济发展全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保障形成使两极分化最小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和低碳的绿色经济。就市场经济而言，各市场主体的共生将成为其主要特征，创意经济、合作经济和清洁经济是其主要内容。创造性思维将克服资源局限等客观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信任和合作不但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还能促进公平，进而共享经济成果。清洁经济不但能够实现生产系统的去物质化和去毒化，还能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共生市场经济能够从某些方面超越东亚模式中的三种不可持续性。与此同时，国家在功能和制度建设上需要强化公共性，不仅要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还要在为全民谋福利方面更加主动作为，尤其是在教育上向低工资阶层倾斜，以便从源头上消除社会的两极分化。但是，这并不是要建设大政府，恰恰相反，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福利社会建设上尤其要注重地方和公民社会的作用，从而有效降低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形成国家与社会协调的福利-就业-环境友好-可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毫无疑问，金炯基用自己建构的框架分析了东亚模式的过去和现在，在全面衡量其可持续性之后得出结论，即现有的东亚模式尽管已经发生转型，但仍然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当然不会停留在找出问题的层面上，解决问题才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金炯基提出了解决东亚模式不可持续性的思路，那就是通过体制改革建设新东亚模式，这个新模式在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平衡等方面都是可持续的。

从经济学视角破解“欧美中心论”的新尝试

“欧美中心论”是世界史和东亚史研究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核心观点和指南。“欧洲中心论”主要指欧洲人和欧洲文明是优越的，以此为出发点从时间隧道来观察世界其他人种和文明，就形成了与欧洲的理性、进步、高尚等相对立的世界其他地方的感性、静止、堕落等二元对立思维，世界其他地方想要进步，就得学习欧洲。不同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等分别从人种、环境、理性、技术、社会等方面塑造了欧洲奇迹，制造了与其截然相反的非欧洲形象。显然，欧洲中心论不仅仅是把欧洲历史普遍化，还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成为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参看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欧洲中心论”的形成与从1415年开始的殖民主义、启蒙运动、东方主义等等相辅相成，使之从一种学术观点和大众认识逐渐变成了先发工业化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随着美国的崛起和霸权的建立，“欧洲中心论”逐渐演变成“欧美中心论”，其重心也从欧洲经验转向美国经验。“欧美中心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中心论”以新的面貌出现，那就是世界体系论、现代化和现代性以及发展论。毫无疑问，这些新变种都是建立在启蒙思想的基本原理基础上的，但都被赋予了与时代变化相适应的新内容（参看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例如，以罗斯托为代表的现代化论者所倡导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现代性就是以欧美价值观为基础的一系列被人为普遍化的特性（参看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发展逐渐成为西方的一种信仰，并以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为理论基础，以发展援助为手段，逐渐变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参看吉尔贝·李斯特，《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所有这些都把人类历史简化为欧美式的，非欧美国家要想现代化或发展，就必须走欧美走过的老路或按他们设计的模式走。因此，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福山乐观地提出了“历史终结论”，意味着欧美模式一统天下，“欧美中心论”真正、彻底变成了普世模式。

然而，无论是从历史现实还是从理论分析来看，“欧美中心论”都名不副实。欧美的崛起带给世界的是殖民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美好愿景。二战后，欧美的援助也没有让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其中东亚的崛起是个例外，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东亚崛起不是模仿欧美的结果。相反，那些完全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美国家的要求进行结构调整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反而进一步沉沦，理论与现实的严重反差促使对“欧美中心论”进行深入反思。其实，对“欧美中心论”的解构自它诞生之日就一直在进行，只是在非西欧民族主义兴起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而已。

亚非拉民族主义的兴起通常被认为是利用西欧的民族主义来寻求自己的独立，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实际上，亚非拉民族主义都是在发掘和弘扬自己光辉灿烂的传统基础上、以反种族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后来甚至走向“非洲中心论”等另一个极端（参看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思路并没有突破欧美中心论的逻辑，即萨义德通过采用权力话语分析方法揭示出来的东方学中存在的二元对立思维。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兴起后，反思欧美经验的普世性成为主攻焦点，萨米尔·阿明、J.M.布劳特等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发现欧洲在1492年之前的发展水平并不比其他地方高，约翰·霍布森和杰克·古迪等认为，西方的崛起具有先前被忽略的东方起源，查克拉巴蒂等或对欧洲经验进行“否思”，或把它还原成地方性经验，彭慕兰和贡德·弗兰克认为，1800年前西欧并不比亚洲先进，只是因为偶然的因素，西欧才超越了亚洲。

如果说前述主要是从起源和形成上解构“欧洲中心论”，那么对现代化和发展的解构就是从性质和传播上重新认识现代世界历史，并为观察未来世界走向提供了基本思路。雷迅马从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形成和执行方面，把现代化定性为意识形态，阿图罗·埃斯科瓦尔等解构了发展话语，S.N.艾森斯塔德和夏德明等提出多元现代性，从文化上颠覆了一元现代性的“欧美中心论”霸权。其中杜维明和杜赞奇更进一步，杜维明从东亚价值出发主张多元现代性，杜赞奇主张用亚洲传统价值克服现代性的危机，从而通向可持续的未来。不过，主张多元现代性的大多是从文化出发，在经济上是否可行仍是未知数。金炯基的《东亚模式：转型与持续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从经济上证明了多元现代性的存在。

金炯基不但认同存在东亚模式，还把欧美模式分成三个模式。英美模式、莱茵模式、北欧模式的存在说明欧美模式并不是完全同质的，欧美经验也并不整齐划一。进而言之，把欧美作为与非欧美对立的一极似乎也有点过于简单化。更重要的是，虽然东亚模式仍在转型过程中，也不断吸收欧美模式的优点，但这不是要向欧美模式靠拢，而是在东亚模式基础上形成新东亚模式。换言之，新东亚模式具有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性，仍然是不同于欧美模式的、具有东亚特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显然，金炯基从经济发展角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欧美中心论”，为重新认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复杂性和多样性及其未来走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基础。

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和可能的新思路

从可持续性角度衡量东亚模式并提出通向可持续新模式的制度改革措施无疑是本书的另一个亮点，但是可持续性仍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用于衡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也尚未有统一标准。因而，在这篇书评中，我采用日本学界的用词——持续可能性。就生态可持续性而言，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强度和二氧化碳生产率当然很重要，但并不全面，因为生态是一个由不同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水圈、生物圈、土壤圈和岩石圈与大气圈一样，都是人须臾不能离开的，也是不可忽略的环境。另外，尽管并不全面，但日本在环境治理中取得的成绩得到了肯定，而韩国和中国的环境治理成效虽然不如日本那么明显，但确实没有得到完整体现，这源于作者采用的比较单一的衡量标准。例如，中国在植树造林、降低沙尘暴发生率和吸收温室气体的成果、在利用太阳能和新能源汽车及其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治理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等都没有得到充分估计。

需要重点反思的是，作者的基本思路和理论基础还是国家与市场的博弈。尽管采用了五因素组成的分析框架，但基本上还是东亚模式是发展型国家主导、市场为辅的高速增长，当增长放缓之后就要转过来注重发挥市场的作用、放松政府管制，最终通过协调国家和市场通向可持续的新东亚模式。这个思路背后隐藏的是经济人和理性经济人（企业）的假说，即在规范市场实现个人和企业利益最大化，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如果市场不能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或出现市场失灵，那就要发挥国家的作用，规范市场。一旦出现国家失灵，就要再次发挥市场作用。换言之，就是在市场和国家之间摇摆，或调和。环境经济学试图把资源环境纳入经济价值创造过程，尤其是想把环境外部性内部化，从而把经济人和理性经济人假设变成环境人和理性环境人，进而实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尽管环境经济学尚未解决谁来代表后代人参与现在的经济的问题，但无疑它比传统经济学要更贴近环境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换言之，研究东亚模式的可持续性需要采用环境经济学的新思路。

另外，东亚模式再次转型后之所以依然是东亚模式，是可持续的新东亚模式，而不是欧美模式，关键在于其文化底色不同于欧美。虽然作者也曾提到文化在东亚模式中的重要性，但基本上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因素或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以文化为部分基础的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也没有得到重视。当然，在以统计数字和模型为基础的经济分析中，要把这两个因素纳入并不容易，但不考虑这两个变量肯定是不合理的。如果能形成环境、市场、社会、国家和文化合成的分析框架，对东亚模式的转型和新东亚模式的形成的分析将会更全面、更具说服力。

东亚经济发展改变了战后世界格局，对东亚模式的认识也正在改变理解世界历史的固有模式。金炯基的《东亚模式：转型与持续可能性》用自己的解释框架，重点分析了东亚模式的转型和未来走向，回应了关于东亚模式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欧美中心论”。然而，研究这样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问题，尤其是涉及持续可能性问题，在汲取环境经济学的已有成果基础上提出更加全面综合的分析框架和创新思路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个创新会很不完善，但却是值得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