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诞辰140周年纪念丨虞云国：吕思勉史学的当代意义

今年是史学大师吕思勉（1884-1957）诞生140周年，上距他的成名作《白话本国史》出版已过百年，在其身后付梓的晚期代表作《隋唐五代史》也已甲子轮转。然而，吕思勉史学并非仅仅20世纪中国史学翻过的一章，其当代意义仍然值得重视。

一、对当代社会的人文意义

在后人的印象中，吕思勉只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者，而忽略了他对自己的祖国与民族，对全人类的命运与前途，怀着真挚的关切与通达的见解。这种大关怀与大悲悯，至今仍闪耀着烨烨的光彩。

1.孜孜追求的大同境界

吕思勉毕生都在探索与思考大同境界的可致之道。1952年，他在《自述》里交代自己思想的三次大变：第一期受康梁学说的影响，笃信大同之境与“张三世”之说；第二期，信仰开明专制主义，冀“以改善政治，为走向大同之第一步”，认为法家督责之术可以改良政治上的弊病；第三期，认为“今日之社会主义，实使人类之行动，转变一新方向”。

吕思勉的大同思想虽受儒家影响，他在《中国通史》第六编《结论》里指出：“大同的社会，在后来虽已成过去。然而其景象，则永留于吾人脑海之中，而奉为社会最高的典型。一切政治教化，均以此为其最后的鹄的。这是中国人的理想，所以能和平乐利的根原。”但他对通往大同的路径有自己最终的理解，其主旨简括如下:

（一）事权自少数人渐移至于多数，此自有史以来其势即如此。自今而后，事权或将自小多数移于大多数，移于公众性的社会组织。（二）交通范围日扩，密接愈甚，终必至与世界合流，此观于中国昔者之一统可知。世界大同，其期尚远，其所由之路，亦不必与昔同，其必自分而趋合，则可断言也。（三）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渐高，公众参与的范围就越广，专擅之少数人秘密政治也愈来愈难得逞，“天下”必为天下人的天下。真正的民主，植根于真正的教育。政治的解放，必先之以教育的解放。（参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第463—464页）

由此可见，他追求的现代“大同”社会，契合民主、自由与公正等价值观，既异于原始儒家的空想成分，也摒弃了法家的督责之术。吕思勉史学尤其关注社会风气与典章制度的历史变迁，“都是为了现在和未来社会的进步，也饱含着他对‘大同世界’的美好憧憬”（同上）。这种憧憬仍应是时代与人民不懈追求的理想。

2.执着坚守的平民意识

不同于家世优渥的陈寅恪与钱穆而倾向精英文化；也不同与官场、政界关系密切的梁启超，吕思勉出身下层士人家庭，始终生活在社会基层，从来不愿涉足政界，天然接近底层民众，在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中最具平民意识。在不同时段的时事评论与友朋书札里，都能看到他对国计民生的关切与忧心。所到之处，大至水利、赋役与吏治，小至生民的收支、物价与负担，他必认真调查，详细记录。在关心民间基层生活，重视社会经济问题上， 在同辈史家中，吕思勉的平民意识是少有伦比的。他对民众的苦难，始终感同身受。他指出：“社会科学其本在识。……而识之本，尤在于志，必有己饥己溺之怀，然后知世有饥溺之事，不然饥溺者踵接于前，彼视之若无所见也。”他有感而发道：“张横渠见饿殍辄咨嗟，对案不食者竟日。嗟乎，见此饿殍者，独横渠也哉？”（《吕诚之先生讲经世》）这种对民众苦难的真切同情，不是当今之世人所应有的人文情怀吗？

正是基于平民意识，吕思勉深刻揭露君主与官僚阶级绝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他在《生活的轨范》里指出：

（官僚阶级）他们专剥削被治者，以自谋其利益。要制裁他们，只有两种方法：一系上级的监督，是为法律制裁；一为人民的反抗，是为实力制裁。官官总是相护的，这是因为阶级利益相同之故，……所以上级官的监督，不甚可靠。最上级的监督，就是君主，……他并不能纯粹代表人民的，君主的性质，世系立于官僚和人民之间，而保持其平衡的，而究竟还略偏于官僚一方面，所以其监督之力，终不能彻底。……官僚阶级大利之所在，而要专靠上级的监督去防止他，老实说，这是等于以只手障狂澜。

在统治者与被治者的对立中，在强者与弱者的对峙中，吕思勉总是自觉站在被治者与弱者一边，不禁令人想起高墙与鸡蛋的著名比喻，这种人文良知的当代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3.“学问在空间”的现世关怀

吕思勉一再告诫学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自述》）。这一命题至少有三层内涵。首先，从书里纸上获得的知识，应该思考它在当时社会中究竟指哪些事实，也即他说的：“读书第一要留心书上所说的话，就是社会的何种事实”（《读书的方法》）。其次，纸上所得的学问必须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互相验证，此即他说的：“读书与观察现社会之事实，二者交相为用，而后者之力量实远强于前者。我们对于学问的见解，大概观察现社会所得，而后以书籍证明之。”（《张芝联<历史理论引论>案语》）最后，上述从空间获得的真学问还应履践在现实空间中，也即他说的，“真正的学术，哪有无用的呢？”（《蔡孓民论》）“学问在空间”的命题对经世致用的学术旧传统作出了创造性的转换，凸显了吕思勉史学的现世关怀，也为中国当代学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基于“学问在空间”的人文关怀，吕思勉对诸多社会问题提出了理性通达的见解或方案。这里仅举其早年与晚年的两个例子，来印证他“学问在空间”的实践。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他根据“吾国以农立国，故农民实据一国之最大多数，历代之治乱恒视农民生计之舒蹙以为衡，此征诸历史而可知者也”（《禁止遏籴以纾农困议》），在应征作文中主张采用社会经济政策，缓解农民生活的困难。1950年，鼎革之初，针对城市平民住房难题，他写了《论房地产税》，向政府建策利用级差地租原理，估定房屋平均租价，对溢出租价的地产课以重税，所得税金可在无利之地上建造民居，纾解平民的住房问题。

这种“学问在空间”的思想与实践，迄今仍不失其当代价值。

4.批判与改革的社会主张

吕思勉认为，“社会是时时需要改革的，然其改革却极不易。”（《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他指出，“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做学问干什么？所以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尤其是治社会科学者真正的动机。”（《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在他看来，知识人必须有对现实始于不满、终于批判的精神，做出来的学问才能对社会改革有所建议，推动社会不断进步。

在《吕著中国通史·绪论》里，吕思勉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状，表明了作为治史者“最大的希望”：“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预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他直言不讳道：“读了历史，才会有革命思想”，因为“若真知道历史，便知道世界上无一事不在变迁进化之中，虽有大力莫之能阻了。”惟其如此，他斩钉截铁地明示：“历史是维新的佐证，不是守旧的护符。”（《历史研究法》）

吕思勉认为，“惟知道历史，才知道应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历史研究法》）而历史学者当尽的责任，就是批判现实社会仍有的病态，推动现实的改革。吕思勉史学强调批判与改革的精神，在当代依然不会过时。

孜孜追求大同境界，执着坚守平民意识，以“学问在空间”表达现世关怀，坚持批判与改革的社会主张，吕思勉史学的这些遗产，其深邃的影响不仅溢出了史学的畛域，而且超越了学术的界限，对培育全体国民的人文素养都有不容低估的当代意义。

二、对当代学术的启示意义

吕思勉对社会有大关怀，对民众有大悲悯，他也认同，“学术之终极目的，总不外乎有用”（《蔡孓民论》），这种有用的学术当然包括他终生致力的史学。然而，在历史研究与史著撰述中，他却明确反对为开出急功近利的药方而将历史简单比附现实；警惕史学为政治与权力张目而过度宣扬错误的观念。这种秉持价值中立、尊重真正学术的原则，是吕思勉史学留给当代学术的重要启示。

1.真正的学术应只分真伪，真正的学者当绝去名利

尽管认为学问最终必能致用于社会与大众，吕思勉却坚决认定，在研究过程中真正的学术应将致用置之度外。他指出：“学术为国家社会兴盛的根源，此亦众所共知，无待更行申说。然要研究学术，却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他反对将学术与事功相提并论，以为这样“总不免有轻学术而重事功之见”，主张严格区分致用的事功与求真的学问，坚持“学问只分真伪”，只有这样的学术最终才可能“不外乎有用”。惟其如此，他倡导一种纯粹治学的精神，即“深嗜笃好，不能自已而为之”；在他看来，清代朴学原来颇具这种精神，但近代以来“因时局的紧张，反有舍弃其纯粹治学的精神，而趋于应用之势”，致使“中国近代需要纯科学甚亟，中国近代学者的精神，其去纯科学反愈远。”（《蔡孓民论》）总之，他认为，任何急功近利的趋用救世，既无补时局的转机，反失去真正的学术。

有鉴于此，吕思勉力主学术研究“不宜豫设成见”。这一主张与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守的价值中立原则两相契合。“五四”不久进入史界的吕思勉就绝不先验预设地排拒其他学说，他对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其宏阔的史家视野。他援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社会通史，既不涂抹政治的色彩，也不沾染激进的情调。诚如严耕望所说，吕思勉在这点上与新政权确立后的“一般趋附者大不相同”（《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1949年以前吕思勉的这种做法，与1949年以后陈寅恪“不要有桎桔，不要先有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学术”的宣示，看似殊途，实则同归，都出于不先验预设地排拒某家学说，而仅仅基于自己独立的思考，该信则信，当疑则疑。

吕思勉有一段真诚的寄语：“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其祥瑞。”他祈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他认为唯有“绝去名利之念而已”。他进一步剖别说：“名亦就是一种利；所以简而言之，还只有一个利字”，因此真正的学者“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摒弃名利的诱惑，求索真正的学术，难道不是当代学术界仍应身体力行的最高境界吗？

2.警惕民族主义的滥用，谨防爱国主义的过界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局，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吕思勉认为，仍应该自觉抵御其干扰学问的求真。为此，他清醒地提出必须破除“国拘”的成见：

治社会科学者最怕的是严几道所说的“国拘”，视自己社会的风俗制度为天经地义，以为只得如此，至少以为如此最好。此正是现在治各种学问的人所应当打破的成见。（《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

这种成见最易导致国民把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看得过高，而把其他的国家与民族看得太低，“偏重感情，抹杀理性”，导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泛滥。在他看来，假借历史过度宣传爱国家、爱民族不免有其弊端：

爱国家、爱民族，是确有其理的；而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然而天下事总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于矫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

在《史籍与史学》里，吕思勉揭露其弊有二。首先是因偏见而失真。此即他说的：“爱国爱族，诚未尝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见，致失史事之真，则缪矣。中西交接之初，史家此等谬误，盖未易枚举，今日读之，未见不哑然失笑者也。”其次是以愚民而惑世。此即他说的：“若乃明知非史事之真，而故为矫诬，以愚民而惑世，如日本人之所为者，则尤不足道矣。”他以近代日本煽动民族主义而兜售军国主义的覆辙警示国人，诚可谓语重心长。他还指出：这种“由矫揉造作的历史所致之弊，唯有用真正的历史，可以做它对症的药”（《历史研究法》）。

应该如何对待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吕思勉表现出高度的理性与控制力。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他离开上海，不能教大学，就到常州教中学，常州也被日占，他干脆到乡村去，在实践层面坚持了民族大义。《吕著中国通史》下册完稿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但他没让民族主义泛滥，仅在书末引用拜伦的《哀希腊》，隐喻中国这样的大国、古国，岂能“没有前途之理”来激励当时的国民。他的《两晋南北朝史》也完成在抗战后期，他日后反思，书中论五胡时为激扬民族主义而稍失其平，表示“异日有机会当改正”（《自述》）。吕思勉史学对历史理性与民族感情的正确把握，对当今中国人仍有启示意义。

3.批评史为前鉴的陈说，反对道德史观的流弊

在中国传统史学里，以史为鉴历来奉为圭臬，吕思勉对此却持怀疑与批评的态度。他在讨论历史学的作用时，力辩“历史是前车之鉴”的说法似是而非：“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那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他认为：“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执着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败的道理？”在他看来，“历史是一种学术，凡学术都贵真实。只要忠实从事，他自然会告诉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当遵循的途径”（《历史研究法》）；但绝不是说某个现实问题能引某个历史事件作完全的对照或借鉴，因为“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指出，一味以史为鉴，“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前后的事情，相类似的成分较多，执陈方以医新病，贻误尚浅，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就更难说了。”他痛陈拘执以史为鉴的后果道：“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我们所以应付之者，几于着着失败，其根源就在于此”（《历史研究法》）。

吕思勉强调，面对历史大变局，只有潜心学术，研究问题，才是应对之道：

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因为变局的来临，非由向来应付的错误；即由环境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摘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昔人于此，观念虽未精莹，亦未尝毫无感觉。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蔡孓民论》）

对崇尚重褒贬、寄寓惩劝的传统道德史观，吕思勉同样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这是将历史变为训诫之书，其谬误仍在于将史学视为有用之学。他认为，“此等史事的批评家，往往仅据往史表面上的记录，其结果，多不免于迂腐或浮浅，就不徒无益于求真，而反足为求真之累。”（《历史研究法》）

强调学术只分真伪与学者弃绝名利，警惕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滥用，批评史为前鉴与道德史观的失真与迂浅，吕思勉史学的这些原则不仅对当代史学，推而广之，对其他人文学科，都没有失去启发意义与警示作用。

三、对当代史学的垂范意义

吕思勉史学是通贯之学与专精之学的完美结合，他立志撰述中国社会通史则投射着史学的人文关怀。

1.追求“摄其全体”“观其会通”的史学“通贯之识”

吕思勉把学问分为三等：“凡研究学术，不循他人之途辙，变更方向，自有发明，为上乘。此时势所造，非可强求。循时会之所趋，联接多数事实，发明精确定理者，为中乘。若仅以普通眼光，搜集普通材料，求得普通结论者，则下乘矣。”他所推崇的上乘学术，即“学问固贵证实，亦须重理想”（《丛书与类书》），而“重理想”就是吕思勉史学的人文大关怀，只有这样才是上乘学术的最高境界。他多次申明其史学主旨在于“观其会通”、“摄其全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在《史籍与史学》里特别区分史学与史籍：“会通众事而得其公例者，可以谓之史学；而不然者，则只可谓之史籍”。也就是说，只有会通历史总相而获得公例，才是真正的史学。他还辩证区分了普通的历史与专门的历史，而对普通的历史评价更高：“严格言之，专门的历史还当分属于各科学之中，唯普通的历史乃是称为真正的历史。”（《怎样读中国历史》）他承认，学者因秉性差异而各有所择，分为专门家和通才，前者宜为专门史家，后者宜为普通史家，但专门史家应有普通知识，普通史家应有专精之学，两者看似分途，实质相资为用，这是史学演进的必由之途。他提倡史学“通贯之识”，既受郑樵“会通之说”的影响，又有章学诚“独断之学”的启悟。他借用章学诚的术语，以比次之业、考索之功、独断之学作为评论学问的分野：“学问之家，所以或事比次，或专考据，或则独断者，固由才性之殊，亦或以所值时势之不同，从事于其时之所当务也”（《文史通义评》）。但吕思勉追求甚高，治学甚勤，在考索之功、比次之业与独断之学上都留下示范，启迪后学。他的《读史札记》以新方法网罗史料，将札记范围拓宽到社会经济、典章制度、少数民族历史与学术文化诸方面，通过比次与考证，为通贯的史学奠立坚实的基础。他高度推崇《文献通考》，实为吕氏史学的夫子自道：“考索之功颇深，立论亦多能综贯今古，岂得侪诸策括之流邪？”（《文史通义评》）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白话本国史·序例》里就立愿：“我很想做一部《新史抄》”，“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又用极谨严的法子，都把原文抄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新史钞》在形式上融汇比次之业与考索之功，而注明其后的“自己的意见”则是蕴含“通贯之识”的独断之学。

吕思勉史学向往“观其会通”的理想境界，在融入考索之功与比次之业的基础上创立独断之学。这种学术追求对当代历史学而言，具有历久弥新的标杆意义。

2.立志撰述究明社会全体与历史总相的中国社会通史

上世纪30年代末，《吕著中国通史》完稿在即，吕思勉便着手撰著断代史系列第一种《先秦史》，直到去世后出版的《隋唐五代史》。他企望完成从先秦到明清的断代史系列，显然在实践其《新史抄》的计划，钱穆称其师的断代史系列是拟议中的“国史长编”。吕思勉应该立意在“国史长编”全部竣工后，再撰著一部比《吕著中国通史》更能体现其独断之学的中国通史，其最终目标是想从中国社会变迁方面写一部中国社会通史。

如前所述，在普通史与专门史的分野中，吕思勉更重视以普通史对社会总相作通贯的铨释。他认为：“社会是整个的，虽可分科研究，却不能说各科研究所得的结果之和，就是社会的总相。社会的总相是专研究一科的人所不能明白的，倘使强作说明，必至于卤莽灭裂”（《历史研究法》），相对而言，普通史家则无此弊。惟其如此，吕思勉自觉“引社会学以解释历史，同时即以历史证明社会学之公例，两者如辅车之相依”（《中学历史教学实际问题》）。在他看来，通史要想走出困境，应在与“社会科学”众多分支的相关内容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通向新的综合，这座桥梁就是“社会学”。因此，吕思勉史学以研究社会为枢纽，以考察社会变迁为主线，自觉向社会史拓展，力图开出新境界。

吕思勉的这一努力早在写作《白话本国史》时，就有充分的自觉。其“绪论”开宗明义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在全书里，他按时代顺序设立专门章节，论述社会进化、社会的政治组织、社会的经济组织、社会的革命、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社会和政治等内容。由此可见，《白话本国史》不仅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白话新通史，还是一部把一般通史转向社会通史延展的开拓性著作。这一探索始于《白话本国史》，到《吕著中国通史》臻于成熟。1941年，他总结道：“社会是整个的，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为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

吕思勉史学关于中国社会通史的构想尤其重视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和变动。他论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时认为，这次运动之所以起来，就是基层的社会问题累积到嘉道时期始终没能解决，列强东来更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其后，太平天国虽被平定，但社会深层问题仍然存在，直到20世纪国共两党的革命都面对着解决底层社会的历史性难题。相比其他史学大师，吕思勉更注重基层社会与平民问题是如何发展、衍变的，很多论述与观点的生发与展开也都立足于下层民众的立场，体现了他编纂中国社会通史所寄托的理想。

由于天不假其年，吕思勉拟撰的中国社会通史最终只能定格在《吕著中国通史》上，但他毕生致力于会通的史学精神，依旧是当代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当代史学在学科分支上日趋细密与专精，但史家仍应“观其会通”，对研究的对象作通贯的解释，而不是自我降格到“仅以普通眼光，搜集普通材料，求得普通结论”的下乘。在这点上，吕思勉史学仍向当代史学昭示着现实意义。

四、对历史教育的实用意义

1941年，吕思勉在《孤岛青年何以报国》里指点青年学子道：

讲到入手的方法，我们就不能不从最浅近、最简易的地方着眼了。大抵指示初学门径之书，愈浅近、愈简易愈好，惟不可流于陋耳。陋非少之谓，则不陋非多之谓。世惟不学之人，喜撑门面，乃胪列书名，以多为贵，然终不能掩其陋也。

治学应从浅近简易处入手，这是吕思勉作为教育家与学问大家对青年学子的经验之谈。他为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与史学研究者分别撰写了适合不同层级的中国通史与专题史著作，能让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与学人各取所需，各有所得。

吕思勉的史著在内容观点上周正平实，从不出格炫奇，对试图把握历史大势的普通读者来说是最值得信赖的读物。与此同时，吕思勉史学最具可操作性与可模仿性，对志在治史的史学新进来说，在方法训练上最具“金针度人”的示范作用。

1.史学后来者最易入门的进阶

自陈寅恪首倡“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得预新潮流”，中国史学主流就以此作为最高的评判标准，却不乏对“新材料”的误解。历代正史无疑是最基本的旧史料，但只要以新眼光作出新解读，研究新问题，也就注入了新内涵，在这层意义上说旧材料也能转化为新材料。即以陈寅恪而论，他在佛教史、敦煌学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固然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但双目失明后转向六朝隋唐史领域，使用的也是正史与《通典》等常见材料。因客观条件的限囿，吕思勉治史不在史料上出奇斗新，而以朴学札记法为基本手段，以问题为中心，广搜人所习见的基础材料，再借助扎实考证，对问题做出新阐释。对青年学子来说，这一方法最易于揣摩而行之有效，入门之后，假以时日，不难登堂。

在史学方法上，陈寅恪擅长出奇制胜，能通过曲折入微的辩析论证，获得出人意表的新解，其天才卓识确实叹为观止。但初学者一时颇难体悟；何况少有其天纵之才，倘若刻意模仿，即便不走火入魔，也容易画虎成犬，并非入门的上选。相对而言，吕思勉史学通过史料的缜密比次与通贯条理，抉发被遮蔽的历史实相，规矩方圆有辙可循。对初窥门墙的史学入门者，吕思勉史学才是较易进阶而值得效法的史学正宗，中等材质只要有心追摩，必能治史有成，自应尊为首选。

2.史学后来者最宜探掘的富矿

首先，吕思勉史学研究面之广，著述量之多，在中国同代大师中无出其右者。他的史学著述，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札记、教科书与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确乎“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黄永年揭示其师四部断代史的价值说：由于他“几乎每个问题的每一小点都下过功夫钻研，所以写出来的可说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东西。如把这几部书拆散，改写成单篇论文，恐怕要数以千计”（《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这些未写成专论的问题点，不啻是吕思勉史学为后来者提示了足资深化的论题；推而广之，包括其《读史札记》也都蕴含着诸多问题意识，有待后学认真领悟与深入发掘。史学新手倘能慧眼识珠，必能从中获取欣然有得的提撕，觅得富有深度的课题。

其次，吕思勉史学不仅面广量多，还在于“多所创获”。杨联陞曾以“广大而有意义”的赞语表彰吕思勉的史钞体著述，“广大”推许其有规庑，“有意义”赞赏其有史识。严耕望也说吕思勉“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咀嚼回味其看似平实的论述，你总能折服其论断的通贯性与穿透力，启悟多多，这些有意义的创见与史识，是吕思勉史学馈赠后来者的珍贵的遗产。

无论对希望了解中国历史的普通读者，还是对有志中国史学的年青学子，吕思勉史学不仅提供了最可信任的入门读物，而且指示了最可仿效的路径方法，在当代依旧葆有充满活力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