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丧子后，国内传来消息：主席结婚了！她才明白自己的错误

1938年1月，贺子珍抵达莫斯科。

她来到了她的第一个栖身之地——东方大学。这里学习和生活的紧张程度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开的课目繁多，有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世界革命史等。由于语言上的阻碍和疾病的侵袭，几天下去，贺子珍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

贺子珍极不习惯这里的作息制度，但其实倘无身孕，她还是能支撑住的，可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搅得她头晕神乏。幸亏比她迟来莫斯科的王佑（方志纯）同志，作为贺子珍这个政治学习班的班长，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王佑总是把贺子珍每天早晨缺席的第一节课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给她听。

正当贺子珍潜心学习的时候，一双罪恶的黑手正在向她伸过来。这个人就是王明。

王明这时担任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和东方部的部长，常驻莫斯科。他把毛泽东看作死对头。在遵义会议上，执行王明路线的人受到了批判，毛泽东重新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上，这一切，都使得他恨得咬牙切齿。他同贺子珍之间虽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这使他感到无法忍受。他要把他那一腔怨恨发泄到这个无辜的人身上。

当时，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中国党的同志是比较友好的，对来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都提供比较好的学习条件，每月还发给七十个卢布的生活津贴。对各个兄弟党领袖以及他们的夫人，还有一定的照顾。

王明对贺子珍迫害的第一手，就是对她的到来不予理睬，不予照顾，用生活的困难折磨她。

贺子珍有一般学员没有的困难：她刚分娩，带着一个新生的婴儿，要喂奶，要料理孩子的生活，晚上，还要把孩子从婴儿室接回来，自己带；她住在集体宿舍里，没有保姆分担她的生活担子，晚上复习功课，往往要等到孩子睡着以后，而这时候，她已经是精疲力尽，眼皮都睁不开了。要知道，她是拖着羸弱多病的身子，到苏联来治病的呀！

杨开慧所生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比她早一两年到达苏联，是上海的党组织设法把他们送去的。他们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学院学习。贺子珍到莫斯科后，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关心他们。两个孩子差不多每天下课后都要到东方大学找他们的贺妈妈，教贺子珍讲俄语。有时候，三个人还一起打扑克玩。

贺子珍刚到苏联不久，毛泽东就发来了一份电报，请贺子珍回延安去。后来，从国内陆续到苏联的同志，也多次给贺子珍捎来毛泽东的口信，请她回去。这时，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的情绪早没有了。于是她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上说，她在苏联生了一个男孩，放在婴儿室里，长得完全像他。她在信上说，在这里的学习已经开始，不可半途而废，要等两年后学成再回来。这封信的语调是和解的、诚恳的。

然而，病魔却在吞噬着婴儿的肉体，他日渐羸弱，病因是缺乏营养，扛不住风寒，又患了致命的肺炎。孩子最终死在母亲的怀抱里。失神的母亲傻痴痴地盯着长眠不醒的儿子。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她在校园里找了个荒凉而僻静的地方，用自己的双手替儿子挖了个小坟，把希望和欢乐埋葬在这个小小的土堆里。

就当她正沉浸在丧子的哀痛中时，国内又传来了消息：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把贺子珍从迷糊中震醒。直到这时候，她才明白，自己一时的轻率行动，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她将永远失去毛泽东！

贺子珍是个非常要强的人。在她柔弱的身躯内，跳动着一颗刚强的心。接连遭到不幸，她并没有被生活打倒，而是顽强地生活着。白天，她和同志们一起上课、学习，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只有和她同宿舍居住的同志才知道，她得了严重的失眠症，思念儿子和爱人，常常使她辗转难眠。清晨起床，同房的同志经常发现，贺子珍的枕头和被子浸湿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