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唐武宗时朝廷破回鹘、平刘稹，声势颇张。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李德裕所选用，在平定回鹘、讨伐刘稹等军事行动中都服从李德裕的调度。
会昌灭佛期间张仲武迫于压力，亦不许五台山僧人往幽州避难。
1、对待河朔三镇的失策
大中初，张仲武卒，其子张直方袭位。张直方游猎无度，不得众心，不久张氏家族内部爆发争夺权位的流血政变。
张仲武侄张德辅起兵攻杀张直方，战斗异常激烈，甚至还一度攻入“寝宫”，在阎好问等宿卫守军士的拼死抵抗下才未能得逞。
这次未遂政变仅仅是幽州内部争权夺利的开始，此后张直方无法控制局势，惧怕祸及己身，次年冬以游猎为借口，举族逃至长安。
对朝廷来说，藩镇内讧是朝廷培植亲中央势力，扩大影响的绝好机会，宪宗朝李绛利用魏博田氏家族矛盾促使田弘正举地归朝，武宗朝李德裕利用幽州内讧，授予张仲武旌节，也赢得幽州的顺命。
宣宗君臣昧于幽州形势，对于这次幽州内部的流血冲突没有做出任何公开的干预，而是循例授节，白白浪费这一大好机会。
张直方惧乱不敢归藩，朝廷既不举兵讨贼，也不责其失律之罪，仅仅在朝中安置其为金吾大将军而已。
在应付藩镇突发事件上，宣宗君相的颟顸无能在此次幽州事件中暴露无遗。
张直方出走后，军中推牙将周琳为留后，周琳卒，军中又表请张允伸为留后，皆为朝廷所许可。不仅如此，白敏中等不识大体，反而出于偏见，对河朔归顺之人多方歧视。张直方入朝后，裴休等怕被指责为“杂交”非类，不敢与之交游，甚至对其偶然延誉都惶恐不已。
随张直方入的幽州旧属，亦遭白敏中排斥。阎好问随张直方入朝后仅授宿州司马，郁郁不得志，最终又重仕幽州。
张直方事件暴露出宣宗君臣视河朔为化外之地，务行姑息的政治态度，此后河北三镇的分离倾向更为严重。
大中五年(851)，党项寇边，魏博何弘敬趁机要挟朝廷，请求统步骑一万五千“助讨”。宣宗不得已，加封其为太保。
大中九年(855)正月，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薨，军中立其子节度副使王绍鼎，绍鼎卒，军中复立其弟绍懿，宣宗皆准其奏，仅以昭王汭遥领节度使，代表朝廷的存在而已。大中时期朝廷威信急剧跌落，咸通年间，幽州等地墓志中公然出现张庄王（张仲武，“庄”为其谥号）、燕灵王（刘济或其子刘总)、燕昭王（张仲武）等伪号。
这些均是宣宗君臣将河北视作化外之地，不管不问所造成的恶果。
2、在张议潮归顺事件上的失误
不仅对河北藩镇，即使是对关系唐朝腹心安危的河陇之地，宣宗君臣也无积极经营之意。
大中三年(849)正月，吐蕃宰相论恐热以秦、原、安乐三州及萧关等七关之地归还唐朝，这就是宣宗君臣所夸耀的“复河湟”伟绩。
会昌中，吐蕃政权瓦解，河陇地区论恐热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相互混战不已。
大中二年(848)，论恐热以兵二万略地，尚婢婢大败之于南谷。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论恐热主动归还三州七关，既可纠集三州七关的吐蕃守军，补充兵力，又可与唐朝建立某种同盟关系，解决后顾之忧。
对论恐热来说，归还三州之地可解兵力匮乏之急，又可助其摆脱孤立困境；对宣宗君臣来说，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完成宪宗夙愿，收取三州之地。
但是面对送上门的好事，除彻底投靠宣宗的白敏中外，周墀等臣僚们并不积极，反而谏阻宣宗开边“生事”，最终只是委托泾原、邠宁等缘边方镇自行收复而已。
由于得不到朝廷强有力的支持，泾原等方镇直到六、七月才陆续完成接收，接收进度的迟缓再次证明牛党官僚的腐朽与无能。
会昌中，吐蕃王国瓦解后，青藏高原陷入混战状态，武宗君臣审时度势，密令缘边诸镇窥探吐蕃虚实，联络河陇遗民，为收复河陇十八州积极做准备。
而宣宗君臣则满足于元和末宪宗所请求的三州之地，“今则便务修筑，不进干戈”，这种情况下，河陇诸州只能依靠当地汉人自身的力量来摆脱吐蕃的统治。
大中二年(848)，沙州土豪张议潮率各族僧俗百姓赶走吐蕃守将，占领瓜、沙等州。
大中五年(851)八月，张议潮献瓜、沙、甘、肃、伊、西、鄯、河、兰、岷、廓十一州旧图。
朝中宰相白敏中、崔铉等人俱不晓兵机，对此新附地区应变乏策，遂据图授地，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
大中十二年(858)，张议潮发兵东讨凉州，此次军事行动朝廷方面，也没有任何接应，朝廷和归义军只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宣宗君臣对归义军的态度与对幽州等割据藩镇并无二致，潜意识中仍将其视为化外之地，只求其不与自己敌对即可。
3、对地方官员的纵容
除河朔割据藩镇外，对朝廷所能控制的防遏型和财源型藩镇，朝廷的控制力也有很大的后退。
会昌五年(845)六月，武宗为强化中央集权，命天下州县按户税多少量裁佐官，并罢州县吏二千余员。
大中元年(847)十二月，宣宗在即位第一年即将会昌所减州县官内复置三百八十三员。有的学者认为武宗时裁减员数不切合方镇使府职繁任重的实际状况，故而宣宗以后方镇使府僚佐又有裁而复置的倾向。
大中六年(852)十二月中书门下奏称：“近者所在军府，多称穷空，因缘增添，费用滋广。”
朝廷不得不对方镇使府所请俸料、职田、禄粟、时服等进行厘定。大中初各地使府何以热衷于广添属员，我们或许在墓志中可以找到某些答案。
会昌三年(843)五月武宗曾对移镇随从将校人数进行严格限制，规定节度使移镇军将至随身不得过六十人，观察使四十人，经略都护等三十人。
曹翠任曹州刺史约在大中八年(854)，其随从将校竟然高达六十人，达到会昌时期节度使级别的规格。材料所称虽是刺史，但我们相信，大中时期诸道使府大肆添置属员，情况大体如此。
据墓志所云，朝廷所给各地使府俸禄是有统一规定的，使府俸给有优简之别，关键在于随从属员身上。“职之卑高，唯所制置”，节帅开府时所置属员越多，则其所请俸禄也就更多，这些属员俸禄多被长官私自侵吞。
大中初复置官吏即可保证士族有足够的官职可授，又可直接增加上层官僚的俸禄收入，整个官僚阶级都可从中受益，这就是牛党不顾朝廷财政困难，急于废除会昌省官政策的根本原因。
与增置官属相对应的还有官僚俸禄的增加。
户部因而又丧失了这方面的财政权。唐后期诸州司马已成闲散虚职，“凡仕久资高耄昏软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实莅之”。
大中六年(852)十二月，牛党官僚奏请提高诸州司马的俸钱，中下州添至一百贯，紧上州添至一百五十贯，雄望州添至二百贯。
总的说来，大中时藩镇节帅乃至诸州刺史都攫取了更多的人人权和财政权，朝廷在控制地方的能力上有了很大的衰退。
在西北和岭南等沿边军事重镇，宣宗君臣务行纵容，统御失序，因此边疆武臣多贪婪不法。
大中早期西北边帅利党项羊马，数欺夺之，并妄作诛杀，结果激起党项反叛。
大中末安南都护李涿尤为贪暴，强市蛮中马牛，不偿其值，又贪戍卒衣粮之利，擅罢峰州六千防冬兵，境上群蛮不堪其虐，遂引南诏入寇，自此边患不止。内地使府节帅在歌舞升平的粉饰下更是极度腐化。
郑光为宣宗国舅，目不识丁却连镇平卢、河中等镇。
杜悰在西川任上唯知游宴，狱囚不决，民间称为“秃角犀”，归京时竞用狱状包裹漆器，随意丢弃。
大中中杜悰迁镇淮南，任内同样荒湎酒宴，日常五餐，夜间亦有一食，每日食费竟至万钱。
因杜悰不理政务，淮南狱囚积滞者常达数百，治下贿赂公行，官衙被呼为“狱市”。
杜悰之后崔铉又继镇九载，同样荒于政事，法令一设，无复改动，被称为“九年老”。因曾为宰相，崔铉在镇也以门阀自耀，广作威福，出入仪仗引马军将，少亦不下二百蹄。
由于藩镇节帅同朝中权贵乃至宦官集团关系错综复杂，宣宗也不得不多有纵容。大中初，河东节度使王宰自河东入朝，结交权倖，求为宰相，被周墀所劾，宣宗不治其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