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有人要把贺子珍送到西北，毛主席：人搞走了，思想能搞走吗?

前言

1959年7月，在庐山上见到毛主席后，贺子珍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牵挂毛主席了，也更加在意毛主席的安全了！

后来，在和曾志交谈这次见面的时候，毛主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她的思想不是很健全。她看见我的桌子上放着药，她将药瓶一抢，说，这药有毒，不要吃药，不要吃药。另外还谈了王明，要我当心王明会害我！”

毛主席：贺子珍是有思想的人

从庐山回到南昌后，由于没能和毛主席第二次见面，心中一直存在着疑问，便开始胡思乱想，固执地认为肯定有人从中作梗破坏她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面。

于是，贺子珍便翻来覆去地在心中思量着那个疑问，并多次重复说：“为什么要让我下山，主席说好我们再见面的……”

后来，为了将心中的疑问搞清楚，贺子珍竟然一个人来到江西省委大院，找省委书记杨尚奎询问。

由于卫兵不认识贺子珍，便没有为她通报。然而，贺子珍却不死心，在一个下雨的日子，再次来到江西省委大院，要求去见杨尚奎。

看到贺子珍从头到脚淋得湿透，头发上、衣服上、裤子上都滴着雨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难过，便给她的女儿李敏写了一封信。

从女儿李敏的口中得知了贺子珍病的情况后，毛主席十分着急，在心中想着帮助她的办法。

过了两天，李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通知，说已经准备好一架专机，把她送到南昌，让她去照顾妈妈。

临行前，毛主席又将准备好的两筐水果交给李敏，对她说：“你到南昌去，好好照顾你妈妈，一定要让她吃药看病，让她喝水吃饭。这两筐水果你带去，给你妈妈吃。她不喝水，吃点水果也能解解渴。”

紧接着，毛主席又说：“不知道你妈妈的病情怎么样，我怕你一个人去，有的事情处理不了，让一位管理员叔叔同你一起去。”

在把李敏送上汽车的时候，毛主席又叮嘱道：“好好照顾你妈妈啊！”

在南昌，得知这些水果是毛主席让李敏带给她的，贺子珍对李敏说：“我想吃水果。”

这时，贺子珍已经好久都没怎么吃东西了，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后来，李敏将父亲的话告诉了母亲，贺子珍便开始配合医生的治疗了。

在医生的治疗下，贺子珍的身体逐渐恢复了正常，神智也清醒了许多，也愿意到外面的大街上走走，看看外面的新事物。

那段时间，贺子珍每天都会跟着女儿在外面转。南昌的大街小巷几乎都让她走了个遍，见识了不少新的东西，贺子珍的心情也开朗了起来。一天，贺子珍对李敏说：“你离开北京一个多月了，也该回去看看小孔了。”

听到母亲的话说得十分好，也有了普通人的感情，知道关心女儿和女婿了，李敏十分高兴。

过了几天，想到父亲一个人在北京着急，李敏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南昌，回到北京，将母亲的恢复情况详细地告诉了父亲。

在后来的聊天中，李敏对毛主席说：“爸，我觉得妈一个人生活很孤苦，很寂寞，我又不能在身边照顾她。我想把妈妈接到北京来，同我一起住，也好有个照顾。”

对于女儿的感情，毛主席十分理解，他又何尝不愿意让女儿能够就近照顾毛主席呢！

然而，想到实际情况，毛主席还是无奈地说：“你妈妈到北京来，她能忍受得了江青的气吗？”李敏心里明白，爸爸说的话是真实的。

虽然，贺子珍并没有非分之想，但还是没能逃过他人从背后射来的冷箭。

1966年后，从汪东兴那里听说有人想把贺子珍从上海送到西北生活时，毛主席十分生气，说：“把贺子珍搞到西北去，人搞走了，思想能搞走吗? ”

那么，贺子珍到底有什么样的思想，是不会因为把她送到西北，就能搞走的呢？

紧接着，毛主席又气愤地说：“贺子珍是有思想的人嘛。每个人都是有思想的嘛。我不同意，这是谁出的主意？他们有本事他们干，我不同意。”

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在毛主席的心里，还是想让贺子珍在上海生活的。他不愿意让她贺子珍到西北去，更是担心她在西北回想起他们在延安时的那些难过往事。

当时，贺子珍走得太坚决了，毛主席的挽留，也最终没能将贺子珍留在身边。对此，毛主席也百思不得其解。

水静：大姐，你为什么要离开毛主席去苏联呢

1959年7月，毛主席终于在庐山，再次见到了贺子珍。见面时，毛主席特意问贺子珍：“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听了毛主席的话，触动了贺子珍藏在心底的痛，她流这眼泪，哽咽着说：“这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虽然没有从贺子珍的口中得到答案，但见贺子珍这样说，毛主席也十分难过，叹了一口气，也不好再说什么。

那天，毛主席和贺子珍大约在一起待了一个多小时。临别的时候，毛主席对贺子珍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听了毛主席的话，贺子珍点了点头，在思想里认为还会有机会再见到心里挥之不去的丈夫。临走时，看到毛主席那里放着安眠药，贺子珍便顺手带走了。

想到贺子珍在谈话中的表现，毛主席十分担忧，便把水静叫进来，请她帮助自己照顾好贺子珍，并特意嘱咐道：“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从毛主席十分担忧的表情中，水静体会到了毛主席对贺子珍埋藏在心底的那份让人感动的感情，便认真地答应道：“好，我会办妥的！”

然而，水静也知道，这件事情办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此时的贺子珍大姐时非常敏感的，不知道会因为哪句话中的哪个词就引起怀疑。

关于这件事情，水静在后来回忆说：“我很清楚，这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我怎么开这个口呢？大姐是很敏感的，如果说话不当，引起她的怀疑，那就糟了。要是不能从她手里拿下来，后果更为严重，主席睡眠不好，有个吃安眠药的习惯，他吃的安眠药是高敏的，如果服用不当，特别是在精神失常的时候，肯定出问题。否则，主席也不会这么着急呀。”

因此，在陪着贺子珍回到自己住处的路上，水静的脑子一刻都没有停，不断地思索着能够完成毛主席嘱托的好办法。

然而，越是着急，便越是难以想到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因此，水静只好决定随机应变了。

回到房间里后，水静努力让自己静下来，而贺子珍却因为见到毛主席而感到非常兴奋，不停地对水静讲述着什么。

然而，此时的水静将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如何完成毛主席的嘱托上，根本无法听清楚贺子珍大姐说了些什么。

为了不引起贺子珍的心里波动，在贺子珍向她讲述的时候，水静便偶尔说一两个字，表示她在听贺子珍说话，并准备在贺子珍服用安眠药的时候，随时将它夺下来。

随后，在听贺子珍提到毛主席在过去的生活时，水静问：“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

听到水静问毛主席的变化，贺子珍回答说：“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从贺子珍的话里，水静听出了满满的关怀，更是确定了贺子珍夺走毛主席安眠药的动机，是担心毛主席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想到贺子珍主动提到安眠药的事情，水静决定一次作为突破口，完成毛主席交给她的任务。

于是，水静用平静的语气对贺子珍说：“是呀，主席太忙，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尚奎也是这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

紧接着，水静便装作突然想到安眠药的事情一样，说：“对了，听说大姐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

原本，贺子珍便没有想要把毛主席的安眠药夺走自己服用。因此，听了水静的话，贺子珍没有任何怀疑，将那三瓶安眠药找出来，递给水静，说：“你看嘛，就是这种。”

水静赶紧将贺子珍手里的安眠药接过来，故作很感兴趣地说：“啊，这种呀，我还未见过哩。哎，大姐，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对此，贺子珍并不吝啬，友好地说：“好嘛，你拿去就是了。”

得到贺子珍的同意后，水静赶紧将那三瓶安眠药收起来，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由于完成了毛主席的嘱托，水静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下来。开始和贺子珍聊起了天。

看到水静愿意听自己说话，贺子珍也十分高兴，对她说：“我是1928年在永新和主席结婚的，当时还不满19岁……”

水静看得出来，说这些往事的时候，贺子珍的心情时那样好，就连脸色都好了许多，脸颊上还显示出少女般的羞涩。

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

那天，在袁文才的带领下，贺子珍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得知贺子珍是永新的干部时，毛主席看和袁文才，笑着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紧接着，毛主席握着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后来，随着接触的增多，毛主席对贺子珍也来越欣赏，告诉了她许多革命的道理。对此，贺子珍听得十分认真，并将这些都用在了革命实践当中。

期间，贺子珍也从毛主席的口中得知了他的爱妻杨开慧和三个儿子的事情，对他们之间的感情十分佩服。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越来越红火，各项工作都开展的有声有色，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毛委员。”

那时候，毛主席派吴福寿到长沙区打听杨开慧的情况。吴福寿回来后，见到毛主席脸色不好，一句话也不说。

看到吴福寿这样，毛主席的心里非常着急，多次向吴福寿询问。吴福寿才伤心地说：“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

听了吴福寿的话，毛主席心中顿时升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又问到底是怎样的情况？然而，吴福寿却只是难过地摇头，再也不愿意多说。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终于明白了，爱妻杨开慧已经不在人世了。紧接着，毛主席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两行泪水。

过了很久，毛主席才走到窗前的桌子旁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细毛边纸，坐下来用毛笔填上一首词，默默无言地交给吴福寿。

接过毛主席递过来的纸后，吴福寿看到上面写着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看过之后，吴福寿向毛主席要了一张细毛边纸，又回填了一词：“霜染层林叶红，总匆匆。无奈朝沐寒雨晚穿风。关山重，心里话，恨难穷，长夜梦念亲人难觅踪。”

看过吴福寿的填词后，毛主席点了点头，说：“福寿，知我者算你呀！”吴福寿则安慰毛主席说：“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

想到毛主席的心情需要平复，吴福寿站起来准备离开。临别时，吴福寿说：“毛委员，这字笔留给我作纪念吧。”

听了吴福寿的话，毛主席点了点头，说：“不见弃的话，你拿去吧。”

然而，关山重重，消息闭塞，毛主席只好强忍着心中的痛苦，继续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出力。

那时候，看到毛主席的心情不好，贺子珍经常出言安慰。后来，在工作的过程中，贺子珍和毛主席逐渐建立了感情。

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在见到贺子珍的时候，朱德和陈毅都十分好奇，袁文才见毛主席没有主动介绍，便说：“她叫贺子珍，是毛委员的……恋人吧！”

5月，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副师长余贲民的婚礼上，袁文才当着众人的面问毛主席：“毛委员，哪一天喝你的喜酒呀？”

听了袁文才的话，朱德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陈毅则笑着说：“是呀，两情相好，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眼下军务稍弛，喜结良缘，正及时候！”

陈毅的话说完后，贺子珍的脸上逐渐升起了如桃花般灿烂的红晕，显得十分迷人。

听了战友们的起哄，毛主席便转向贺子珍，看着她不说话。在大伙希冀的目光中，贺子珍点了点头。

见贺子珍同意了，王佐高兴地拍起了手，笑着说：“嚯，又有喜酒喝咯！”

5月28日，袁文才准备了一些花生、糖果等美味小吃，来到象山庵，还在这里布置了几桌丰盛的酒席，为毛主席和贺子珍举办了婚礼。

期间，毛主席和贺子珍拿着袁文才为他们准备的糖果和花生，分发给前来贺喜的战友们……

婚后，仅仅在象山庵住了两天后，毛主席和贺子珍便开始各自忙碌起红军给农民分田的事情了。虽然没有什么蜜月，但在贺子珍的心里，这样的日子是幸福的。

后来，由于革命的需要，贺子珍跟随着毛主席从井冈山到瑞金，又从瑞金长征到延安。

期间，虽然经历了万般苦楚，但贺子珍和毛主席的感情一直很好。他们之间并没有超脱人间的烟火，就像几乎所有夫妻一样，也会发生一些争吵，吵一回，再接着好一回……

在给水静讲述这些的时候，贺子珍显得神采奕奕。

这时，水静将藏在心中多年的疑惑问了出来：“大姐，你们感情这么好，为什么你要离开主席到苏联去呢？”

听了水静的问话，贺子珍谈了一口气，说：“那是到延安以后的事了……”

提到在延安负气出走的事情时，贺子珍激动地说：“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

紧接着，贺子珍又说：“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既然如此，我就不得不认真想想了。”

对于贺子珍所说的往事，水静感觉到自己不曾经历，也无从评论，便没有说话。

接着，贺子珍倔强地说：“我哪一点不如那些洋学生呢？我16岁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便挎枪上火线，她们比不了。只有一件比她们差，就是文化低些。可这是可以学习的呀，那时，我还只20多岁嘛。正巧，这时有位同志刚从苏联回国，我打听了一下，就决定到苏联学习去。”

然而，这一走便造成了两人之间永远的分离。对此，贺子珍十分后悔。

那时候，当在苏联听到毛主席已经再婚的时候，贺子珍始终不敢全信。她觉得她和毛主席是炮火中结成的患难夫妻，一直是同甘共苦的，坚信毛主席还是爱她的。要不然，在到达苏联之后，毛主席为什么还要打过电报催她回去呢？

听了贺子珍的讲述，水静才知道了两人之间的真实情况，也知道了贺子珍的脑中到底有什么样的思想。那就是：贺子珍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爱！而且，这种爱，是不会因为不能见面，就减弱或消失的。

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贺子珍那种搞走了人，也搞不走的思想。只不过，那些人不能理解而已。

当天晚上，想到已经完成了毛主席交给她的拿回贺子珍夺走的那三瓶安眠药的任务，水静觉得倍感欣慰。

第二天一大早，水静便打通了封耀松的电话，对他说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毛主席放心。

后来，按照毛主席的嘱托，水静将贺子珍安全地送回了南昌的住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