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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 《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经济十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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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百年,是中国经济从“大分流”之后的落后回到现代经济增长路径进而取得巨大成就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走出历史低谷,不断前进的一百年;更是中华文明彰显活力和韧性,对世界不断做出贡献的一百年。

为更好地学习“四史”,更好地阐释党的百年经济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办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与实践系列讲座”。该讲座的主讲人中,有的曾参与起草中央重要文件,有的从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相关研究,有的以历史眼光关照现实当下,有的重视在实践指引下探索理论创新。他们叙述和总结了建党百年来的经济思想与经济实践,阐释了我党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经济现代化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

《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经济十二论》汇集了该讲座的部分文稿。全书各篇主题宏大,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读者理解相关领域我党百年来的经济发展脉络和经济思想演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下内容节选自该讲座文稿之一,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隋福民。


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与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文 | 隋福民

引 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国际风云变幻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面对国家前途命运需要进一步交出答卷的时代。其时,许多学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进行了思考,给出了不同的解读和答案,这段历史也被史学界称为“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论战中提出了自己的正确认识,即当时的中国社会应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于这样的社会,如果要实现中国的进步,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只有打碎旧有的桎梏,中国社会才能获得新生,才能完成近代以来中国命运的扭转,才能实现自己的工业化,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重要一员。这一认识对厘清当时国人的思想脉络,坚定革命信心,取得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支持,最终保障中国革命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引作用。

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证据。陈翰笙早年留学美国,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27岁回国后即任北大教授。在北大期间,他认识了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国际。后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陈翰笙取道日本,避祸于苏联。他在苏联的农民国际国际农村研究所(International Agrarian Institute)工作。匈牙利经济学家马季亚尔为他的同事。马季亚尔是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权威人物,他对中国社会的判断是:中国处于亚细亚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陈翰笙觉得马氏说法不够准确,但“由于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这促使陈翰笙回国后立志“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可以说,两人在莫斯科的争论是陈翰笙主持无锡农村经济实地调查的肇因。马季亚尔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判断实际上也内嵌在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

后来,陈翰笙终于等到了调查机会。1928年蔡元培领导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成立,初始共设有四个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所。曾经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很赏识陈翰笙的才华,遂邀请其回国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由于经费有限,社会科学研究所初定以农村经济为研究重点。因为在蔡元培看来,经济为社会演进的关键,而中国农村又是中国社会的主体。也如陈翰笙所言:“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因此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就拿中国的农村研究作为它的第一步工作。”陈翰笙由此开启了其领导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之大幕。

对中国农村进行调查也是当时很多机构和学者的一致选择。比如,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华洋义赈会、金陵大学、沪江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都在做农村的调查。因为大家都认为,调查是认识当时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步骤。

陈翰笙计划调查江南、华北和岭南三个地方的农村,因为这些地方都有其代表性。正如其所主张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工业资本的侵入,尤其是最近金融资本的侵入,已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其最大的影响即工业化和农产品的商业化,已渐次深入农村。这种社会的和经济的进化程序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上,逐渐的,也是必然的,要动摇旧社会的基础。因此,社会学组主张在江苏、河北、广东,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三省中,开始从事实地调查。”当然,由于一些原因,岭南的调查在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时并没有完成。

在江南调查时选择了无锡。无锡是陈翰笙的故乡,他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无锡也是当时中国民族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方之一,了解了无锡农村,就能了解帝国主义以及买办阶级是如何影响中国农村的。“无锡是纯粹中国工商业资本最发达的一个地方;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固然比他还更发达,但只是一些外国资本的市场。”“无锡耕地的零碎和田权的复杂也是一种特征”,“无锡农户每家耕田普通只有三亩至五亩,并且常常分散在四五处地方,每处田亩只有几分大小。这样零碎的耕地又往往为两家或三家所属有。在无锡的农民要得到充分的土地来耕种差不多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借贷、押当、起会、放账等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在无锡农村中具有雄厚的势力。十分之八九的农户差不多都负有债务。近年来因为战事和农村骚动的影响,乡村资本愈益趋向城市。农户借贷,更加困难。”这些都构成了选择无锡作为调查地点的理由。

在华北,原计划调查大同,但后来由于时局关系,改为保定。“以清苑之农村经济,颇足代表河北平原区域之一般状况,亦可称华北农业兴盛地方之代表区。”

对于选择无锡和保定作为调查地点,参与第二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张之毅有过较为全面的论述。他说:“无锡和保定一南一北,无锡在长江以南下游,是水稻、冬麦兼蚕桑的稻作区;保定在华北平原,是冬麦、杂粮兼棉花的旱作物区。两处正代表全国南部和北部(边疆除外)主要农作物区的情况,即均以粮食生产为主、同时经济作物有一定的发展。解放以前,两地都是商品经济较发达、殖民化程度较深的农村。无锡是丝织、棉织以及其他轻工业均较发达的城市,也是长江下游南岸一个重要米市,水陆交通极为便利,并邻近全国最大海港上海以及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有‘小上海’之称。无锡农村的茧丝和小麦均是商品作物,稻米也有部分当商品出卖,农村副业也极为发达。保定是京汉铁路沿线的一个军事重镇,工业虽不发达,但商业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相邻,东有水陆交通连接华北海港天津,北有铁路通内蒙古与东北,西面有铁路通山西,因而商业比较发达。保定的小麦、棉花都是商品性很高的作物,但粗粮不足,要靠山西、内蒙古、东北等地供给。保定属于全国著名的高阳手工织布区,农村副业相当发达。所以无锡保定都是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地区,两地农村都是商品经济作物较多,副业较多,并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影响较大的一类农村。由于这两个农村均位于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距离海港较近,农村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受帝国主义和商品经济的影响较早较深,殖民地化过程出现较早,所以这两地农村极易反映旧社会在殖民地化加深过程中的发展趋势。因此1929年、1930年的调查选定这两个地点,是有意要论证以下两点。第一,农业资本主义能不能发展?如果在这两个商品经济发展的地方农业资本主义仍不能发展,其他农村就更不待说了。第二,如果农业资本主义不能发展,那么在殖民地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农村经济的发展前途究竟怎样呢?总之是想通过这次调查研究,论证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趋势及其命运。确定了这两地农村的社会性质,就可以概括全国的社会性质了。”

具体的调查方法是从“每省之内,又选定农业最繁盛、工商业最发达的一县为调查地点。在这一县内用初步的经济调查去决定几个区域。在各区域内,又选定一定比例数的农村以为代表。在这样的代表农村中,每一村户都仔细的完全的挨户调查”,再“选定村与邻村的中心市场,亦加以概况调查,藉资参考”。

为了开展调查,陈翰笙大力聘请了一些年轻人才,比如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等。王寅生是陈在北大教书时的学生。他实际上是两次调查的主要组织者。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计划由陈翰笙、王寅生和王立我三人制定,以“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名义进行。王立我参与过金陵大学卜凯组织的调查,具有较好的经验。无锡的调查是从1929年7月初开始,至9月底结束,历时近3个月。调查团共计45人,实际工作由王寅生负责,他常驻无锡县城(陈翰笙并不常在无锡);王立我为指导员。总办公处设在崇安寺小学。调查团下设4个调查组,分别由张稼夫、钱俊瑞、秦柳方和刘端生担任小组负责人。每一个小组中都有文书、会计、交际和调查员,文书、会计、交际也都是由调查员兼任。据廖凯声、秦柳方等学者回忆,共有45人参加了无锡农村的调查。这些人大多数是生长在无锡或邻近各县的,因为对该地区的风俗和语言较为熟悉,会给调查带来很多便利。在这45人中,有1/3是国立北京大学、劳动大学、上海政法专门学校等研究农业或社会经济的毕业生或肄业生;有1/3是当地小学教员或者从事乡村改进、工人教育的工作人员;另有1/3是该县高级中学肄业生。他们在调查中是分工协作的,一般的入户调查工作由中学生担任,而小学教员由于语言便利且对当地情况熟悉担任沟通交流工作。大学者则除了兼做调查员外,还会指导调查工作。据张稼夫回忆,参加者还包括同济大学、无锡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

无锡挨户调查共计调查了22个村,分别为小沙头、唐家荡、曹庄(里)、垮上泾、任巷、白水荡、前章、小房巷、张塘巷、黄巷、龚巷、黄土泾桥、苏巷、张巷桥、东吴塘、西大房、前刘巷、邵巷、阳湾(里)、周家桥、新开河、毛村。挨户调查结束后又通过通信调查了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

保定(清苑)的调查是从1930年5月开始的,8月份结束。保定调查是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完成的,但领导者仍为陈翰笙,主要组织者仍为王寅生等人。“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团,由调查员、向导员、办事员,共66人组织而成。办事处设清苑城内。”具体就是在清苑县城西关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内。调查人员分组情况与无锡相仿,但为了增加工作效率,组长不再兼任调查员。据张稼夫回忆,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参与人员包括韩德章等人。参加这次农村调查活动的还有保定二师的石凯福、项世澄以及薛品轩等人。

保定(清苑)共计调查了11个村。这些村的选择是基于以下程序完成的。根据保定乡境、农产物情形之不同,把保定分为四个区:第一区是县南境唐河两岸,“麦产之丰,为全县冠。沿河数十村,向有‘一麦顶三秋’之谚语。但唐河每至夏秋淫雨连绵之际,河水泛滥,秋收泰半无望,历年皆然,绝少幸免,故该带在清苑农村经济上,颇具特殊情形,乃画定为第一区”;第二区为东南乡,第三区为西南乡,这两个区的特点是“麦秋均相若,而产高粱谷较多”;第四区为“县城附廓各村,为适应城市生活需要,种菜蔬者较多,并可查知城市与乡村衔接处之经济情形”。北乡距离徐水县较近,而且没有特殊情形,所以没有被列入调查范围。然后在每一个区内,选择3~4个代表村,以200户或者百余户为宜,进行逐户调查。保定(清苑)的逐户调查共计1770个农户。除此之外,还对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做了概况考察。清苑村概况调查表涵盖60多张表、130多道问答题。分户经济调查表共有27页,分为41个表,表的内容包括耕种、畜养、副业、农产买卖、税捐、田租、借贷、消费八大项,每一大项下又有若干小项。

调查结束后就是资料整理以及最终报告的撰写。陈翰笙、王寅生和钱俊瑞撰写了《无锡的土地分配与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无锡调查报告)。但报告被国民党当局搁置一直没有发表,后来丢失。保定的调查报告则没有完成。调查的其他成果也有发表,比如《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等。有些还以英文形式出版。《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开创性地发现无锡所谓的亩至少有173种,同一个村亩的差异至少有5种。该报告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中国本不能有统一的度量衡,并且积受了数千年分家、租佃、典押、买卖等习俗的影响,到现在差不多每一农户所谓亩也就都有两三种的大小”。这“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浮收田租”。这可说明中国至少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陈翰笙和邱茉莉(Elsie Fairfax Cholmeley)还编写过一本《农村中国》,其中第二章“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和第六章“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反映的是两种未刊报告——《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土地所有权的近代化》的思想。除此之外,还有秦柳方、钱俊瑞合写的《黄巷经济调查统计:本项调查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调查材料之一部分》、廖凯声的《无锡农村调查记略》和韦健雄的《无锡三个村底农业经营调查》等一些成果。保定方面的成果主要是由北平社会调查所人员所做,比如张培刚的《清苑农家经济》,但这一成果所运用的方法与陈翰笙的有所不同。

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比较系统的一次微观调查。从覆盖的区域和村庄看,他们将调查对象聚焦于南北两地的33个村,这具有较好的典型意义。调查层级覆盖到村和农户两级,也让调查资料非常扎实,有助于进行科学分析。因此,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中国土地关系是处于封建制度之下的且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了阻碍之结论,有力地呼应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判断。

由于有了这些调查,中国共产党人才觉得有必要再与托派分子理论一番,于是有了后来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大论战”。正如薛暮桥在回顾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时所言:“当时的论战主要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还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因而,论证中国社会性质仍留下许多空白和不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通过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和支持。

胡绳同志对于陈翰笙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评说:“30年代初还是中国革命的苦难时期,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冲突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与这种政治形势相联系的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也就是关于革命性质的大论战,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陈翰笙同志集中精力研究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特别着重研究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而且,恰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言:“陈翰笙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1933年,他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

(本文节选自本书文稿之一《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与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内容有删减)


书籍信息


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经济十二论

黄群慧 主编

2024年3月出版/定价89.00元

ISBN 978-7-5228-3273-9

书籍目录

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与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隋福民/001


中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形成与沿革 缪德刚/023


从“责任田”实践到家庭承包制 魏众/045


中国共产党的国有经济思想与当代国有经济的初建 赵学军/071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及其历史经验 黄群慧/109


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 朱恒鹏/133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与当代实践 张旭/165


中国宏观经济思想的演进 张琦/179


中国乡村的减贫努力和成就 朱玲 何伟/213


党领导市场化改革带来生产力大解放 张卓元/229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外汇体制的演进 李剑阁/241


术语的革命:中国开放型经济学
——在百年建党经验指引下探索理论创新之路 裴长洪/265

编后记/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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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张思莹

编辑:张思莹

审校:柳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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