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王造时等七君子被逮捕后引发举国抗议, 也引发国际质疑

苏州市道前街170号是南京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旧址，它曾见证了“七君子”事件的全过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同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称“七君子”事件。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对“七君子”提起公诉，江苏高等法院于6月11日、25日两次开庭审讯。“七?七事变”爆发后，江苏高等法院于7月31日具保释放了“七君子”。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检察处最终撤销了起诉书。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2日深夜，上海市公安局和租界巡捕房热闹非凡，派出了8个抓捕小组，轰轰烈烈地奔赴全国各地抓捕救国会负责人。不久后，就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等7位救国会负责人相继被捕。这就是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著名“七君子大案”。

国民党当局为什么下令抓捕七君子呢？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通过野蛮的侵略方式，占领了我国的东三省，作为当时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居然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方针。

蒋介石无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三省的占领，日本侵略者还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妄图将整个华北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

在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全国的抗日呼声非常高，各地的名人志士奔走呼吁，先后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救国会。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31日，代表18个省的60多个救国团体自发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代表大会，有50多位代表参加。在这次大会上，代表们选举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15人为常务委员。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会以沈钧儒为代表，发表了题为《团结御辱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目的就是促成全国各党派，各地方势力，团结一致，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并对当局和民众提出了六点希望：（一）希望蒋介石放弃“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共纾国难；（二）希望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三）希望宋哲元不再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不逮捕、殴打抗日民众；（四）希望国民党联合各党各派，主要是与共产党重新携手，为抗日救国共同奋斗；（五）希望中共实行《八一宣言》中提出的主张；（六）希望民众能与政府合作从事抗日活动。

公开信发表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抗日救国这是爱国的举动，社会各界都表示支持，8月10日，毛泽东在陕北，代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等先生，以及全体救国会成员发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这些文件已经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极大地同情和兴奋，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与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

上海的救国会与陕北的毛泽东遥相呼应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与反对内战的活动，让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救国会嫉恨交加，必欲除之而后快。不关心国家安危，只关心自己独裁政权的蒋介石，对全国救国会恨之入骨，在他看来这就是一起政变，想要联合共产党推翻他的独裁政权，那是不可能的。

距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五周年之际，为了纪念这个屈辱的日子，上海市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有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也参加了。

宋庆龄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19日早晨，鲁迅先生因病逝世了，宋庆龄提出鲁迅先生的葬礼应该由救国会来主持，因为伟大的鲁迅先生不仅属于文艺界而且属于全国人民，宋庆龄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全国救国会同志们的热烈的赞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22日，在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当中，鲁迅先生的葬礼隆重地举行了，上海全市的学生、工人、店员、作家、教授等各界人士近万人，大家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为这位革命斗士送葬。

救国会的负责人也都参加了葬礼，沈钧儒还书写了“民族魂”三个大字，覆盖在鲁迅先生的灵柩上，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悲痛之情和对鲁迅先生爱国精神的敬仰。

从殡仪馆到万国公墓大概十多里地的路，大家全部步行，不管是名人志士还是青年学生，不论是当地官员还是市井商贩，大家不约而同地步行。

在行进途中，救国会领袖和大家一道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口号，将送葬发展成为一次抗日大游行，发出了人民真实的呼声。

当时救国会的会员已经达到了数十万人，爱国救亡运动遍及了全国各地。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12日，救国会在上海静安寺基督教女青年大草坪上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和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更是开诚布公地宣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并批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的反动政策，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宣传抗日救国批判国民党反动派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热衷内战政策的大会。

为了遏制全国救国会的发展势头，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就发了一个通令，说救国会是一个未经党政机关许可的一群反动分子组成的非法团体。除了孙夫人宋庆龄以外，将救国会主要领导人，统统抓起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一个由蓝衣社分子组成的上海特区最高会议组织，在上海开了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竟作出了三条决议：（一）用暗杀的方法对救国会首脑处以死刑；（二）收买救国会的动摇分子；（三）绝对禁止救国会的言论、集会等活动。

最后，上海市政府拍板，除了孙夫人宋庆龄以外，将救国会主要领导人，统统抓起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2日夜里，上海市公安局和租界巡捕房，派出了八个抓捕小组，在没有拘捕证，又没有任何罪状的情况下，违法地将七君子逮捕了。

七君子

为了掩盖非法逮捕的事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表公报，捏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来达到迷惑舆论的意图。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3日，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人，被送到了位于北浙江路江苏高等法院的第二分院第一法庭接受审讯。

当时七君子都是爱国志士，各界的名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在开庭当天，法庭挤满了人们，法警和普探层层叠叠地维持秩序，空气异常紧张，像是大战在即，人们心中充满了怒火。审判长到庭一看形势不妙，这弄不好，还有可能被旁观的群众打一顿，为了自身安全和法庭秩序，宣布本案情节重大禁止旁听，这个时候法警进行了清场。旁听席上的家属和群众只能退出法庭，法庭上的气氛更加紧张了，原告席上，上海市公安局的代表进行控诉。

控诉内容苍白无力，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尴尬，不知所云，一会说他们几位有反动嫌疑，一会说他们鼓动工潮，说了半天也没有说出到底犯了哪一条哪一款的哪一个罪名。他们心里也明白，爱国行为算什么罪？

当时的沈钧儒、王造时等人对公安局的代表的污蔑之词进行了驳斥，并对非法逮捕行为进行了抗议，紧接着七君子的律师也轮番进行了辩论，要求立即释放。

因为公安局没有证据，也没有走逮捕的正规程序，完全违背了民国宪法，最后法庭也不得不将七君子保释改期再讯，就这样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几个人当庭释放了。

当法庭外，广大群众看到七君子被释放出来，都鼓掌欢呼致敬。

同日的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三人是在薛立华路的江苏第三高等法院进行庭审的，也以同样的方式获得释放。

七君子无罪开释以后，大快人心，群情激愤，民众奔走相告。

国民党蓄意已久的计划未能实现，他们能够善罢甘休吗？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3日晚，沙千里突然接到了一个神秘人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们赶快离开，因为法庭已经补发了拘票，很快将对他们采取行动，说完就挂了电话。刚获得法庭释放的沙千里，对这个神秘电话的内容真实性不确定，于是就找沈钧儒等人商量。找了一圈，这几个人都不在家，沙千里一无所获后，只能回到家中，但是，忐忑不安地心，让他决定去朋友家里，以观其变。没想到刚出家门就被门口蹲守的几位彪形大汉给捆绑起来，送进了上海公安局的巡捕房。其余的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等人相继也被秘密地抓捕，除史良事先得到消息逃掉了。

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再次被秘密抓捕，为了让广大的人民都知道，救国会立即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找上海《立报》主编萨空了，请该报发表救国会负责人再次被捕的消息。（二）聘请律师，出庭辩护。（三）发表《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

第二天，随着报童的吆喝声，七君子再次被抓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立即轰动了整个上海市。上海市许多著名大律师，如章士钊、江一平、陈锐霆、陈志皋等，他们都基于义愤，愿意义务为七君子辩护。救国会对国民党的污蔑进行驳斥，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营救，同时严正地表示，救国会抗敌救国的立场和坚决斗争的意志，是决不因领导人被捕而有丝毫改变的。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4日，北平的教育界包括李达、许寿棠、许德衍等109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即日完全开释，勿再拘传。北平的大学生救国联合会也作出决定要求释放被捕的救国会的领袖，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并停课两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暴行。但是，这些抗议没有起到什么效果，25日租界法院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七君子移送到上海公安局。

宋庆龄

宋庆龄发表声明说：“予以全国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之一，鉴于全国救联7领袖被捕，特提出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国际友好人士以爱因斯坦为首的十几位科学家也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七君子。

这一事件引起了公愤，甚至连国民党内部也看法不一，纷纷表示支持七君子。国民党中央委员，像于右任、孙科、冯玉祥、李烈钧、石瑛等20多个人联名致电当时在洛阳的蒋介石，要求对此事件进行郑重处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致电南京政府请求把七君子无条件释放。

但是，一意孤行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并没有因为群众的呼声而停止对七君子的加害行为，为了更好地审判，他们将七人移送苏州，离开上海这个救国会的大本营。

异地审判七君子，宋庆龄等请求入狱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用客车将七君子押赴苏州，交由江苏高等法院审理。江苏高等法院也不敢怠慢，因为这七人都是法律界、学术界里的名人，社会影响力非常大，而且还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

就在他们到达了江苏高等法院当天，连夜开了侦讯庭，沈钧儒是第一个被传去的，然后依次挨个地传讯。检察官强加罪名到七君子的头上，如组织救国会，危害民国紧急法这些罪名，反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内容跟上海公安局羁押他们所定的那些罪名，基本一致。

史良

本来史良没有被抓，逃出来了，她姨母去世，她回家办理丧事，等手头的事情都安排完后，她毅然决然地走进苏州高等法院，自动投案。在她看来，这件事情不能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让别人替她扛了，让不了解真相的人小看了她这个女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3日，法院送来了《起诉书》，还是以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

苏州高等法院的起诉书在各报发表以后，各界人士群情激愤，纷纷谴责和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又一次引起了救国会无罪，群众运动不断掀起高潮。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坚决反对起诉书，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上海的文化界包括叶圣陶、胡愈之、夏丏尊、艾思奇等近百名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七君子的自由，撤销对陶行知等的通缉令。全国的进步报刊都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对爱国人士的违法行为，要求释放七君子，停止镇压爱国运动。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11日，法庭第一次开庭审判，苏州城内如临大敌，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三辆车押送七君子到庭，下午两点钟，审判开始。在经过一番唇枪舌剑之后，第一次庭审结束，没有任何审判结果，七君子不仅反驳了法官的质询，还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弄得审判长和检察官尴尬无比。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6月25日，法庭第二次公开审判七君子。这次审判结果跟第一次一样，审判长被反驳得狼狈不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宋庆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5日上午，宋庆龄、胡愈之、张天翼、陈波儿等十几位上海知名人士，一起到苏州要求入狱。宋庆龄说：“那既然他们爱国，要求抗日，他们入狱，我也要求抗日，所以我也应该进监狱。”

法庭这时开始害怕了，包括院长、首席检察官，这些人都出来了，被宋庆龄一一驳斥，他们说什么也不让宋庆龄等人进入监狱，最后宋庆龄就要求探视他们。院长被迫答应，第二天，中外各报刊登了宋庆龄等自动入狱的消息，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

爱国都有罪，蒋介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全国都投入抗日斗争中来。

7月31日下午，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了关押了八个多月的七君子，但是并没有宣告他们无罪释放，而是在手续上，由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呈请停止羁押这个申请状，交给法庭进行开释。

由于抗日的战火迅速地蔓延，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2月江苏最高法院检察署将沈钧儒等危害民国案件，申请转移管辖权，将案件交给了四川高等法院。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26日，四川高等法院检察官赖毓灵就以被告等虽属组织团体，号召民众，但抗敌御侮，联合各界的救国人士，均与现在的国策不相违背，不能认为是以危害民国为目的，所以撤销起诉，最终了结此案。

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虽系政治公案，但透过该案的审理仍能窥见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概况。

南京国民政府法院系统沿用了三级三审制，依次设立地方法院（县市）、高等法院（省或特别区域）和最高法院。民国十六年（1927年）定都南京后，最高法院设在南京，江苏高等法院则设在苏州，因上海从江苏分出成为特别市，设上海地方法院。内乱罪、外患罪、妨害国交罪的管辖权属于高等法院。“七君子”的罪名是危害民国，属于内乱罪，故在上海逮捕后就立即移送苏州，交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羁押。其中，上海地方法院当初是以妨碍秩序罪将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移交，还闹了管辖错误的笑话。高等法院分置民事庭、刑事庭若干，均以推事三人合议。“七君子”事件第一次开庭由刑事第一法庭审理，第二次改为刑事第二法庭，审判长和推事均予更换，盖因辩护人以执行职务有失偏颇为由申请审判长方闻回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仅看守所附属于法院，检察官也附属于法院。最高法院内设检察署，任命检察长一名;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各设首席检察官一名、检察官若干名。检察官参与刑事侦查、负责公诉、监督执行，还可以参与民事诉讼。在“七君子”事件中，检察官即全程参与，作用甚大。起诉时，起诉书系检察官和书记官连夜炮制;庭辩时，起诉书系检察官翁赞年宣读，罗织了十大罪状；撤诉时，由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因苏州沦陷，经最高法院指定管辖）宣布。检察官既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开启者，也是终结者。撤诉无疑是还了“七君子”爱国无罪的清白。

南京国民政府自诩“保障被告之权益”。在辩护方面，一名被告最多可选任三名辩护人，没有选任辩护人的，法院可以指定公设辩护人。“七君子”的律师团阵容强大，延聘的21位律师中既有曾担任要职的职业法官，也有学术造诣高超的法学教授。开庭时，律师仗义执言，逐一驳斥了起诉书指控的十大罪状。在羁押方面，管束以维持羁押目的和押所秩序为必要限度，被告可以自备饮食和日用物品，可以与外人接见、通信、收受书籍和其他物件。因此，“七君子”在狱中还算优待，甚至还可以会见记者、与蒋介石本人通信。

在案件审理方式上，南京国民政府以公开审判为主、以秘密审判为辅。除妨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外，诉讼中的辩论和裁判均应当公开进行。但在审理政治犯时，法院为掩人耳目常常不公开进行。“七君子”事件原本定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4月29日公开庭审，法院后以申请旁听的民众过多为由推迟至6月11日。庭审当日有数百民众围堵在江苏高等法院门口，于是，法院以“恐妨害治安秩序”为由，贴出布告，临时决定不公开审理。此举遭到了“七君子”和律师团的强烈反对，他们拒绝陈述、拒绝辩护。最终，法院院长朱树生被迫同意新闻记者和被告家属进入法庭旁听。

“七君子”事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莫须有的危害民国罪。南京国民政府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先后颁布了两部刑法，为了内战的需要，同时还颁布了刑事特别法规。民国二十年（1931年）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就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反革命罪条例的基础上制定的，只是更为严峻而已。其第六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使得危害民国罪成为“口袋罪”，政治犯可以任意出入此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得以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删除，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七君子”事件撤诉。然而，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列特别规定危害民国等政治案件不得上诉，只能申请复判。

在刑事司法制度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借鉴了西方法律先进理念，成功地收回了治外法权，但其将政治问题法律化、刑罚化，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救国无罪”最无情、最有力的回击。

七君子大案是蒋介石赤裸裸地打压爱国人士的荒诞行为，爱国都有错，都要受到法律制裁，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件事也使得蒋介石自食其果，直接导致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将蒋介石在西安软禁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