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公主：李治的亲妹妹

1994年10月由法国巴黎的“陕西历博之友”协会筹款出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历史博物馆对唐太宗幼女，也就是唐高宗李治的嫡亲妹妹新城公主的坟墓进行二次挖掘。

对其坟墓中的壁画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壁画中的侍从面部全部被抹去，专家对此进行研究，也正是这一研究使得千年之前的一桩皇室丑闻，曝光在了群众眼前。

新城长公主，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女儿，唐高宗李治的妹妹，真是因为身份尊贵，从小便是娇宠万分，未到及笄，便封为衡山郡公主。（以下为方便理解，全部用新城公主作为称呼）

不仅如此，年仅8岁的新城郡公主，便有了自己的实封，并且还增赋。

据史书记载，唐朝公主只有到出嫁的年龄才能拿到汤沐者，而新城公主却能早早拿到汤沐邑，正是由于父亲的宠爱。

正是有这样幸福的童年，两代君王的宠爱，所有人都认为她以后一定是婚姻美满，阖家幸福，却不想，她的人生悲剧，始于父亲唐太宗，终于兄长唐高宗。

三十年岁，早早离世，各种曲直酸楚，何人知晓。

剧照示意图

新城公主第一个婚约是唐太宗李世民定下来的，当时，她的封号还是衡山郡公主。

还未到及笄时，便有很多大臣向李世民表达了求娶之情，可是李世民一直迟迟没有做决定。

直到，贞观十七年作为李世民镜子宰相的魏征，卧病在床，李世民与太子李承乾，新城公主前来探望，面对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股肱之臣，李世民落泪问魏征还有什么未尽的心愿。

魏征半闭着眼睛说：“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

李世民听到魏征的话，对于这个一直直言进谏，鞠躬尽瘁的老臣，自然是十分感动，于是指着一起前来的新城公主，说道：“魏公，勉强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儿媳吧！”

病入膏肓的魏征，面对如此厚重的赏赐已经没有办法起身谢恩了。

就在这样，新城公主还未及笄就被指给了魏征的儿子魏叔玉。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次联姻是利国利民，巩固江山，提升魏家地位，李世民更是如火如荼地准备着婚事。

谁曾想，太子李承乾意图谋反，陈国公侯君集参与其中，作为太子左庶子的杜正伦也遭到贬谪。

而魏征曾经举荐过侯君集和杜正伦，李世民这个时候在心中就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再加上后来发现魏征还拿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看，目的是为了“以图在史书上标榜自己”，这令李世民十分生气，便写了诏书叫停了新城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至此，横山公主第一段婚约也就作罢。

在此之后，唐太宗又为女儿细细挑选夫君。

因为新城公主，是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最小的女儿，对于这个掌上明珠夫婿的挑选也是慎重慎重。

最终，李世民在千挑万选下择定了长孙诠（也作铨）。

长孙氏在唐朝就是大户人家，又有从龙之功，还有长孙皇后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加持，这门亲事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长孙诠与长孙皇后自身便有血缘姻亲，再加上太宗格外关照长孙家族，算上长孙诠，长孙家一门已是四尚公主。

因为长孙诠尚主的原因，唐太宗特意将其父长孙诠升为了岐州刺史，以便长孙诠的官位也不会太低，委屈了公主。

一切妥当后，便开始筹备新城公主出嫁的事。

但是由于公主出嫁过程过于繁琐，爱女心切的李世民又事事求尽善尽美，却不想自己的身体支撑不住，在五月廿六己巳日（649年7月10日）去世。

唐太宗逝去后，唐高宗李治继位，李治与妹妹的关系更为亲近，公主年仅3岁时长孙皇后便去世，唐太宗因为可怜她年幼无依，便让李治负责照顾妹妹，兄妹二人朝夕相处，关系极为亲密。

所以对于妹妹的婚事，李治十分关心，不想妹妹的婚事一直耽搁着。

永徽元年正月（650年）除丧服后，唐高宗便下令继续准备先前未完成的婚礼，打算到秋天公主守孝期满一年后就让她成婚。

此举却遭到大臣们的坚决反对，大臣们认为准从礼法，身为子女遇到父丧必须为父守孝期满三年方合礼仪，也可以表示李治以孝治天下。

唐高宗再想坚持，于志宁就提出了“心丧之内，方复成婚，非唯违于礼经，亦是人情不可”。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唐高宗还依旧让妹妹现在就成婚，那么就不仅是违反了礼法，更是违背了人伦情理，对太宗不孝顺。

此言一出，分量十足，纵然是疼妹心切的唐高宗也无可奈何了，他只能选择妥协。

于是，在三年期整的前三天，他便下旨将妹妹衡山郡公主封为新城郡长公主，并增邑5000户，以此当作公主的新婚贺礼，让妹妹风光出嫁。

从此，她便成为了真正的新城公主。

初为人妇的新城公主与夫君琴瑟和鸣，未来生活一片大好，在这一片安详舒适的日子中，做着二人的美梦，他们都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却不想，因为长孙家族变故，竟然牵连到了驸马长孙诠。

当时在位的皇帝还是唐高宗李治，作为夹在李世民和武则天之间的皇帝，很多时候他的政治策略会被看轻。

但是，纵观一下他为政期间，为了抑制自己母族的影响，显庆四年，许敬宗等人受武则天授意诬告长孙无忌意图谋反，而作为外甥的李治竟然连审问的流程都懒得走，直接定罪。

面对此情此景，长孙无忌十分沉默，连一句辩解都没有，这样的沉默，直到他自尽。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从接过托孤辅政的重任那一天起，长孙无忌就知道自己的最终命运，会是如此。

自古外戚，焉能有几善终？

唐太宗何等心性，对于长孙无忌将来的结局，他多少是能够料到的。

为了保全长孙无忌一命，他还当着李治的面告诉褚遂良，将来若长孙无忌遭遇构陷，要帮助他，保全他。

这番话与其说是在叮嘱褚遂良一个没有决定权的外臣，不如说是在给还是皇太子的李治讲述：不要对你舅舅下手，他不容易。

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长孙无忌眼见唐高宗如此果断的做派，自然就知晓自己的生死，也犯不着多费唇舌。

长孙无忌死后，长孙一门自然受到了惩戒，毕竟谋逆是大罪，所以新城公主的夫婿长孙诠也被流放。

可悲的是，待事情了结，唐高宗竟然下诏书重新追封长孙无忌官爵，将他重新陪葬昭陵，并恢复齐献公长孙晟的祭祀之礼。

唐高宗的野心，就是如此的一目了然。

对武家也同样如此，像武思元，武则天这边皇后之位还没坐稳，她这位堂兄就立马被唐高宗连贬两次，流放外地，最后客死他乡。

可是，作为一个不懂制衡之术的新城公主来说，对于兄长这种不经判断就将自己的夫君减死配流巂州的行为强烈不满，而在流放期中，长孙诠被武则天杀害，更是引起了新城公主对兄长的不解。

墓碑上记载：“虽然遵从了大义，不与反叛的人为同一党羽。但是内心里，依旧专一，不使自己内心有所亏欠。兰泽相互叠加，是使明镜蒙尘，铅华洗尽，依旧是和丈夫有鸾凤的情谊。对于公主形容的最后一句，更是贯秋柏以居贞，掩寒松而立劲。”

新城公主对于唐高宗是有愤怒的，但是这份愤怒她不能够表现，因为李治除了是她哥哥之外，也是万人之上的皇帝。

她能够做的，就是不再梳妆打扮，日日憔悴，用最无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对于妹妹，唐高宗是心存内疚的。

纵然纵横谋划，但是自小的兄妹情谊做不得假。

或许是为了帮助妹妹走出第一段婚姻的悲剧，唐高宗在唐太宗第九个女儿东阳公主的力荐之下，将新城公主许配给了韦正矩。

虽然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亲不在，长兄为父，但是公主心里还是有不满。

但皇帝一言，如何违抗，新城公主还是嫁了。

但因内心抑郁，加之对于长孙诠的思念，让她难展笑颜。

随后，新城公主的身体日渐虚弱，知道最后，香消玉殒。

龙朔二年冬天，身心俱疲的新城公主一病不起，撒手而去。

当唐高宗得到消息之时，悲伤且震怒。

他无法理解素日鲜活的妹妹为何就这么过世了，于是便牵扯出了韦正矩的冤案。

唐高宗自然不会承认自己是害得妹妹早早离世的元凶，所以当他听闻韦正矩伤害新城公主的传闻之后，仿佛找到了发泄的口径。

好似，一切都说得通。

韦正矩由于尚主，短时间内他便由奉冕大夫升为正三品的殿中监，连升八级，一时朝野羡慕，他自己也得以平步青云。

经过婚前的接连升任，韦正矩认为公主会对他的仕途有很大帮助，所以一开始对公主十分尊敬。

但慢慢的，韦正矩发现，因为新城公主和武则天结怨很深，严重的妨碍自己在仕途上的地位；再加上因为公主总是怀念自己的第一任丈夫，这段婚姻始终不如前一段婚姻那般和谐，这也就导致韦正矩对公主的不满之情越来越厉害。

后来，这份不满慢慢积累，韦正矩内心变得变态起来。

他何尝不知道这是公主，可婚姻带给他的诸多不利令其开始张狂。

对于新城公主，他逐渐失去了容忍之心。

于是，他开始试探性的言语上侮辱新城公主。

新城公主从第一段婚姻到当时已经经历了太多，出于息事宁人的态度，她选择了忍让。

韦正矩可不是什么光正伟岸的好人，眼看新城公主的做派，他的气焰更加嚣张。

当言语凌辱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变态心理以后，家庭暴力便随之而来。

在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折磨之下，新城公主的身体愈来愈差，最终离世。

一切前因后果，仿佛成为了逻辑闭环，唐高宗选择处死了韦正矩。

其实，这不过是“顶罪”，韦正矩给了唐高宗一个开脱的借口，真正的凶手，或许唐高宗也心知肚明。

处死了长孙无忌，流放了长孙诠，害得妹妹抑郁而终。

韦正矩被斩首，而韦氏一门全族牵连被流放。

三十岁大好年华的新城公主不会死而复生，从小宠爱集聚一身的新城公主就这样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更是在其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唐高宗李治为了弥补自己作为兄长的失职和内心的愧疚，下诏以皇后礼下葬公主，陪葬昭陵，为了表达重视，皇帝亲自主持仪式，皇后，皇太子以及亲王，王妃皆须服丧哭陵，为公主的离去表示难过和思念。

气头之上的李治，只想让所有让妹妹受到伤害的人，都受到处罚，所以就有了将新城公主所有陪嫁的宫女太监全都处以流放，将公主墓内壁中的侍从面部都统统毁掉，表示他们没有脸面在地下见新城公主。

举荐过韦正矩为驸马的东阳公主一家也被流放到集州。

帝王一怒，伏尸百万，唐高宗的行为，完美诠释了皇权的可怖。

不过细细思索一番，韦正矩是否真的有这个胆量如此欺辱新城公主？

毕竟封建王朝，皇权至上，加上新城公主的地位，一个小小的驸马爷就算有再多怨气，也绝不可能不清楚中间的沟壑利弊。

倘若真的为了一己私欲对新城公主加以伤害，韦正矩就真的是活够了。

所以，唐高宗当时对韦正矩的定罪，也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而《新唐书·宰相世袭表》及《册府元龟·总录部·智智识》都能够证明这是一件冤案。

因为唐高宗后来又将韦正矩与新城公主合葬了，如果真的欺凌过公主，唐高宗恐怕也不会让他与公主合葬，而且驸马碑至宋朝还存在。

不过，不论如何，当时因为新城公主的死，确实牵连了很多人，所以，这桩皇室丑闻令唐人对于尚公主一时开始忌惮。

我们如果站在千年之前的那个时代，会觉得唐高宗对自己的妹妹十分的仁至义尽，为妹妹寻找门当户对的男子作为丈夫，为了不让夫家看轻了妹妹，还给妹夫连升8级，保障妹妹的生活。

但是她的不幸也确实是由于父兄的安排。

无论是与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口头婚约，还是一嫁的长孙诠，和二嫁的韦正矩，都带着浓烈的政治联姻色彩，新城公主始终是随波逐流的浮萍，纵然享有泼天的富贵，到最后，也只能将苦楚吞咽入喉。

公主是皇权制度的产物，既是封建王朝制度的受益者，也往往是受害者。

皇权的盛衰兴亡，皇帝的糊涂指数主导着公主的生命走向和苦乐年华，根据史实真是苦多于乐。

联姻之下，如果公主的夫家有反叛之心也是一定会牵连到公主，一不小心，就是一桩惨案，流传到后世，就是一个皇家丑闻。

千年之后，当专家们打开新城公主的墓穴，将这血淋淋的事实剖露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人们只能感慨一声：“可悲可叹。”

纵然李治将亲妹妹新城公主以皇后礼下葬，但这不过是死后哀荣，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