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兆仁将军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特务大队

熊兆仁将军

艰苦奋斗 夺取胜利

——回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特务大队的战斗片断

熊兆仁

受挫折坚持斗争

一九三五年，这是凄风苦雨的一年。

由于王明的“左”倾教条宗派主义分子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头年冬天，我们没能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主力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中央苏区陷入敌人的魔爪，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四月，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九团(简称红九团)第一营、第三营和永东游击队，根据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成立闽西南第二军分区。从这年夏天起执行“开辟新的游击区与闽南红三团连成一片”的任务，半年当中，转战闽南各地，打了一系列胜仗。同时，因离开根据地，挺进新区，远途奔袭敌人，也吃了许多苦头，受了不少波折，后来部队在广东大埔境内行军作战时，一营营长赵群同志和三营营长郑树昌同志都身负重伤，部队不得不退回平和、长乐一带老根据地的山区。

十月里的一天下午，部队由三顶坪出发，来到海拔上千公尺高的金星岽。到了山上，部队休息下来。突然，团长吴胜同志的通讯员跑过来叫我：“熊班长，团长叫你去。”我听了，立即随通讯员来到身材魁梧、英气勃勃的吴胜团长面前。我偷看一眼吴团长严峻的面上，嘴旁、眼角已因疲劳和焦虑增添了几道深深的皱纹。我和他是同乡，都是闽西永定湖雷人。他见我来到面前，用浓重的家乡土音对我说：

“老弟，团部研究决定。让你同李排长留下来，一道照料赵群、郑树昌两位营长隐蔽在这一带山上养伤。等两位营长伤养好了，再一起归队。”

我说：“团长，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完成您交付给我的任务！”

吴团长双目炯炯望着我。我说完了，他似乎得到某种安慰，即以勉励的口气说：“好！你是参加革命已经五六年的红军老战士了，我相信你能够和其他同志同心协力，克服困难，一道完成党交给你们的新任务！”

他和我说完话后，随即命令部队集合，率领着大队人马向永定岐岭、湖雷方向进发。

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的，除两位营长各自的通讯员之外，还有一位医生，一个炊事员，一共是八个人。我们扶持着两位受伤的营长，恋恋不舍地目送部队隐没在山林深处之后，才背起团首长留下的米粮、蔬菜、炊具、武器，转到一个十分隐蔽的大山沟里休息下来。

这一夜，我们在大山沟的树荫遮蔽下，躺在冰冷的山土上面，双眼直直地盯着从浓荫缝隙里筛下的一两点星光，双耳烦躁地听着尖声呼啸的北风在摇撼着林涛树海。大家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我当时虽然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了，但仿佛自己成了初次离别父母的孩子，心里空荡荡的，很不是滋味。我参加红军五六年来，像这样离开部队分散活动，还是头一次。敬爱的团首长，亲密的战友们，何日我才能同你们重聚在一起，并肩同战斗呢？我就这样想着，辗转反侧，不知到什么更点才模模糊糊进入梦乡。

正当我睡梦方酣的时候，战友们把我叫醒了，我睁开眼睛，见熹微的晨光已从丛林外面透进来，黑糊糊的林萌地带已经可以看见清晰的轮廓。我们连忙翻起身来。冬天高山野林特有的奇寒，向身着单军衣的我们袭来。我似乎被冰碴雪屑撒了全身一样，冷得发抖起来。我们商讨说：“这高山野林天气这么冷，二位营长负了伤，躺在冻土上怎么能养伤？还是搭个山索吧。”于是，我们除留下炊事员做饭外，其余的人都拿起斧头柴刀，大家动手砍树劈竹，在一处地形隐蔽又便于转移的地方，搭起山寮子来。山寮以树干为柱，小竹子为墙，箬叶为瓦，既可避风遮雨，又可挡寒。有了它，我们在山上便算有了一个“家”。

几天过去了，团首长留下给我们的米和菜也吃完了。二位营长派李排长和我到三溪村去买油、盐、米、菜，打听山下的情况。我在部队是侦察班长，这一带的山村和群众，我都很熟悉。我和李排长下午下了山，傍晚时到达三溪村。进了村，我发觉群众对我们的态度有些异常，不象以前那样亲切，有的还故意回避我们。这使我心中起了疑团：莫不是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还是我们部队犯了什么群众纪律？我揣着一颗不安的心，走进一户基本群众家里，见桌上放着一份汕头出版的《星华日报》，便随手拿过来翻阅。不意之中，一则“共党头目朱森投诚国军”的标题，赫然跳入我的眼帘。“朱森”，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以前，他曾经担任过我们第二军分区的司令员，跟随过我们红九团在闽西、闽南各地活动；最近，他担任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参谋长，在张鼎丞主席的身边工作。他是我们闽西南军政机关的高层领导人物，受到党的信任和重用。这么重要的干部难道真会叛变么？不信罢，报纸上又写得确确凿凿，他是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命令，从永定出发去龙岩同红八团联络的，他一到龙岩地界，便没降了敌人，受到国民党驻龙岩军政头目的嘉奖。白纸黑字，岂容怀疑！我心中一想，渐渐明白了群众对我们疏远的原因。我们俩买好米菜后，立即赶回山上，向赵、郑二位营长汇报了从报上看到的消息。二位营长听了我们的汇报，也为之一怔，随即叮咛大家：要百倍提高警惕，谨防发生意外。

一天，我正放哨，看见远处山脚下有个人朝着山头爬上来，他时爬时停，东张西望，好象知道这里有什么秘密似的。我想起前几天报上看到的消息，立即警惕起来，把驳壳枪顶上了子弹，紧紧地盯着来人的身影。我心里想，他只有一个人，让他走近了再把他收拾掉不迟。等到那人走到跟前，我一眼看出原来是我们红九团一营的排长邱如富同志哩。我惊喜地叫道：“邱排长，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敌人的侦探哩。”

邱排长看见是我，高兴地说：“唉呀！我为了找你们，走了多少天路，爬了多少道山，到底找到你们啦。二位营长呢？”

我说：“"就在这山沟里，随我走吧。”

我们走进山索子，赵营长见是邱排长来了，高兴地轻轻捶了他一拳，问道：“老邱，你有什么事找到这儿来？我们的部队现在哪里活动？”

邱排长听赵营长这一问，脸色立刻严峻起来，气呼呼地用宁化话骂道：“朱森这个‘契子’，一投降蒋匪军就充当猎狗，带着三个师敌人来‘追剿’我们这些山老虎，我们红九团一到永定楮树坪，前面就被敌人堵住了，后面又有大队敌军追来。我们的吴团长激昂地对大家说：‘我们红九团是山老虎，难道要害伯国民党那一群狼！我们在饶平的时候，广东军李汉魂师来进攻我们，我们击溃了他一个营；在平和刷牛岗，我们又击退了蒋匪中央军一个团的进攻；在大小芦溪那一带，我们还击退了数路敌军的进攻。现在我们回到了永定老根据地，还伯什么，大家跟我冲呀！’他没有采纳张鼎丞主席分散隐蔽活动的意见，仍然实行硬打猛攻的战术，结果在湖雷大雪岽一带被敌人围住，全团四面冲杀，部队损失过半，冲出来的一小半人员也冲散了，吴胜团长、赖荣传主任现在也不知下落，我只好来找你们。”

“什么？我们光荣的红九团蒙受了这样大的损失……”同志们听了，一个个心情十分沉重，有的同志几乎痛哭失声。

赵群同志安慰勉励大家说：“同志们别难过，红九团虽然受了重大损失，但是，我们还有党，还有军政委员会的领导，还有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活着，就要坚持战斗，直到最后胜利！”

一天中午，又轮到我在山头上放哨，我向远处眺望，发现有上百个敌人向我们山寮方向走来，他们在山梁上走走停停，边走边搜索，走得很慢，我立即回到山索报告二位营长。赵营长沉着地叫我去把米菜和锅头隐藏起来，然后到下面小山沟汇合。接着，李、邱二位排长和两名通讯员，把他和郑营长扶着离开了山寮，走向小山沟。我和炊事员迅速把东西隐藏起来之后，也走下了山沟。那山沟长达数里，两旁荆棘丛生，林荫密盖，我们一钻进去，敌人根本无法发现。过了一会儿，我们透过荆棘和丛林往山顶上瞅，只见一群敌人正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然后架起机枪，端起步枪，哒哒哒哒，乒乒乓乓，毫无目标乱放了一阵枪。稍停片刻，我们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声嘶力竭地大喊：“九团的弟兄们，你们快出来吧，国军优待你们。不信，你们看我马赠林罢，我一出来自新，国军就优待我哩！”

啊，原来三营代理营长马赠林也当了叛徒。我们九个人听了，个个怒火填胸。郑树昌营长圆睁怒眼，拔出驳壳枪小声骂道；“狗叛徒，领导叫你代理我的职务，你竟敢叛变投敌，老子毙了你！”

赵群同志连忙劝他说：“老郑，不要急嘛，等我们把伤养好了，终有一天要收拾他的。”

我听着两位营长的对话，望着山沟里哗哗流淌的涧水，心里想：革命真不容易啊，一遇到低潮，就接二连三有人叛变投敌，多么象这山沟的沙石呵，每发一阵洪水，都有不少泥沙随山洪冲走，但是那些巨大的石块，却一块也没有动摇，反而越冲越发光泽起来了。我不能做那渺小的泥沙，我要做坚定的石块！

太阳下山了，山顶上的枪声和嘈杂声也寂静下来了。我和邱排长爬上山顶去侦察，只见敌人早已趔趔趄趄走下山去了。我们九个人的战斗小集体没有被敌人发觉，我们架在隐蔽处的小山寮也不曾被敌人看见。于是，我们回到了山寮，又开始了照料伤员隐蔽养伤的生活。

“找张主席去”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二位营长的伤口一天天好起来。一个漫长的冬天快要过去了。

两三个月来，红九团失散的同志中有五个人陆陆续续找到了我们。我们的小山寮成了收容失散同志的机关。

人增多了，时间长了，吴团长临走时留下来的钱也快用完了。今后怎么生活下去呢？大家都在思虑着这个问题，心情都极其沉郁。赵、郑二位营长看出了同志们的心情，经常商讨着解决的办法。一天，二位营长把大家叫到一起，老赵面带笑容说：“同志们，这两三个月来，你们为了照料郑营长和我养伤，担了不少惊，受了不少苦。现在，我们两个人的伤已养得差不多了，可是，团首长临走时留给我们的钱也快用完了。同志们不是担心今后怎么办吗？办法是有的，最好的办法是到金丰大山去找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主席。找到了张主席，就是找到了党的领导，就是找到了新的生命。”

“对！找张主席去，找张主席去！”同志们不约而同地应和起来。

于是，大家忙着整顿行装，打背包，把囊中少得可数的剩米装上，等到太阳一落山，就由两位营长领着大家出发了。天黑后，到了三溪村。这个村子，李排长和我都已经来过好几次，群众都认识我俩。我们走到群众家里对他们说：“乡亲们，我们部队没有吃的东西了，请大家帮个忙吧!”乡亲们听了，立即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拿了出来，没有米粮的，就拿来了油盐或蔬菜，不多时便把我们十多个人的干粮袋装得鼓鼓的。当他们知道我们部队要立即转移时，又连忙为我们做饭。让我们吃饱之后，乡亲们推举了一位四十开外的大哥为我们带了路。我们的基本群众是多么的好呵，有这么好的群众，我们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不能战胜呢？

我们一连几天昼伏夜行，绕大村，走小道，爬高山，涉河流，第六天终于到了金丰大山。金丰大山，海拔千余米，峰峦起伏，林木蔽天，周围数十里，革命基点村星罗棋布，散落在群山之中。早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张鼎丞、阮山、卢肇西、陈正等同志领导永定农民暴动时，金丰大山就是农民武装集结活动、打击敌人的根据地。一九二九年，毛泽东、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进军闽西，建立了闽西革命根据地。这年秋天，毛泽东同志曾经在粟裕支队的保护下来到金丰大山里的牛牯扑村养病，指导当地的革命斗争，并且为后来召开的古田会议中的“古田会议决议”的写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年前，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进行长征时，我们红九团为了牵制敌人，在永安、连城、宁洋一带东面战线同敌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后来遵照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决定，我团一、三营从岩、连、宁边区转到永、和、埔边区，去执行开辟新的游击区的任务时，我们就曾经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经过远途跋涉来到过金丰大山，接受张鼎丞同志的指示。金丰大山啊，您是革命的大山，闽西南工农子弟兵的母亲。如今我们来到了您的怀抱，多么象远离家门的游子又回到母亲的身旁啊！

然而，事情完全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到了金丰大山之后，一连三天，找遍了天子岽，雨顶坪、白腊坑……所有的山村以及所有能藏人的山沟、岩洞和那些游击战士双手搭起来的山寮，都不见游击队的影子，各个山村，只有断墙残壁，瓦砾焦土，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也听不到鸡啼犬吠之声，只是一片死寂。一天，我们来到牛牯㸨一个山寮子内，遇到一个六十上下年纪的老伯。我们一连几天几夜没找到人，如今突然遇见这老人，心里头好象是阴雨天露出了日头，豁然开朗，大家都围住他问长问短。起初老伯脸堆疑云，眼露惊色，望着我们这些身背枪弹的陌生人一言不发。郑树昌同志用永定话对老伯说：“老人家，你不用伯，我们是红九团的队伍。我是本县湖雷人，以前在这岐岭一带做过泥水工，现在是红九团三营营长，……”老人家见我们十多个人都穿着红军的灰军衣，个个疲惫不堪，又听郑营长说是本县湖雷人，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他告诉我们：金丰大山上的各个小山村，都被国民党反动派移民并村了，牛牯㸨被并到岐岭下山村。国民党实行“十家连坐法”，一家通红军，十家受牵连。反动派还颁布了“十杀令”，什么通“匪”者杀，窝“匪”者杀，济“匪”者杀，知“匪情不报者杀”，等等，动不动就杀人。他颤抖着声音说：“今日间看到了你们红军游击队，回去就要向保长、联保主任报告，不报告，被他们知道了，就会连累十家。”同志们听完老伯的话，阴云又锁住了心头。我们又问老人家：“老伯伯，最近这段时间，你还有没有看到其他红军游击队或地方工作同志呢？”老人回答：“没有！游击队和地方工作同志可能都随张主席搬到金砂、古木督那边去了。”

二位营长见天色不早，连忙让老人回岐岭去，免得被敌人怀疑。老人走后，二位营长安慰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干革命嘛，难免要受点波折，吃点苦头。我们不要因为还没有找到张主席，没有找到兄弟游击队就灰心了，我们要下定决心，继续再找。”“我们在金丰大山这边再找两天，若再找不到，我们就到金砂、古木督去找。”同志们听后，一致拥护二位营长的决定。

于是，我们又从牛牯㸨爬上了天子岽、雨顶坪，在周围山上再仔细找了两天，结果还是找不到张主席和红军的影子。

第三夜，二位营长打算带领大家向北转移到张主席的家乡金砂、古木督一带去。入夜后，我们开始行军，走到半夜，忽然在正前方闪来两个人影，向我方走来。当时，我走在前头开路，发现这情况后，立即叫后面队伍停止前进，并小声地向赵营长报告。他马上命令大家在路旁埋伏起来，静待对方走过来。

时届残冬腊月，夜色特别浓黑，对方两人，根本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依旧慢慢地向我方向走来。等他们走到跟前，我们一拥而上，三手两脚立即把他们抓住了。我们搜遍他俩全身，没有搜到武器。我们问：“你们俩个是什么人？为什么半夜三更摸进山来？”他俩尽管你怎么问话，只是一句不答。两位营长见打不开僵局，便叫大家暂且休息下来。郑营长用永定话向“俘虏”展开了政治攻势。听郑营长谈的多了，两个“俘虏”不觉开了口，原来都是永定人，从他们的口风中透露，他们曾经参加过家乡打土豪、分田地一类的革命斗争。郑营长断定他们是自己人，并且很可能就是永东游击队的，便问他们认不认识阮文松？

对方突然兴奋地反问：“你怎么认识阮文松？”

郑营长说：“阮文松同我是上下村的乡邻，怎么不认得，小时候，他是‘打铁佬’，我是泥水工，两侪都是穷弟兄，暴动后，我俩都当了红军。他现在是永东游击队的队长，我是红九团三营营长，我们红九团在湖雷一带受了很大的损失，现在面临着许多困难，很需要他相帮啊。”

他俩听了，亲切地握着郑营长的手说：“同志哥！我们都是自己人啊，我俩是永东游击队的侦察员。”

大家听了，无比高兴，连忙把他们俩拥抱起来。

天亮后，他俩把我们带进一个小山寮，把埋藏的锅头、大米找了出来，做了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给我们吃。我们已经几天没吃上饭了，现在吃起来，觉得特别香甜。回想前几天，我们爬遍了金丰大山的每个山头，找遍了每条山沟，怎么也见不着自己的同志。从三溪带来的米粮早已吃光了，只得到山沟边采苦菜，到竹山内挖冬笋吃，在雨顶坪的旱地里找到了一点番薯，算是最好的食粮了。现在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真比往常打土豪、杀猪宰牛会餐还要有滋味哩。大家一边吃，一边乐呵呵的扯谈起来。永东游击队的同志说：“今天是农历除夕，明天就是年初一了。”我们红九团的同志说：“要不是碰上你们，我们还得过一个饿肚年呢。”不知谁笑着说：“我们现在是急难之中遇亲人，从此逢凶化吉迎胜利啦。”说得大家都兴奋不已。我们就在这亲人相聚的欢乐气氛中，辞别了旧岁。迎来了新年。

第二天夜里，永东游击队的同志带着我们拐回金丰大山里，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找到了山寮，安顿我们住了下来。他们两人，一个留下，一个回永东游击队联系。第三天，永东游击队派来了两位同志，挑来了一百多斤大米和一些蔬菜。战友们见了面，又是一番亲热和高兴。过了几天，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来了两位同志和我们联系，他们转告了张鼎丞主席对我们慰问：“"红九团虽然受了很大损失，希望九团的同志们不要悲伤，不要气馁，要重整旗鼓，再上沙场，继承和发扬红九团艰苦奋斗、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大家听了张鼎丞同志的慰问，受到莫大的鼓舞，大家表示决心，一定继续坚持战斗，夺取新的胜利回答张主席的期望。郑营长兴奋地唱起了革命山歌：

打起红旗呼呼响，

工农红军有力量，

军民团结打天下，

反动派终归不久长！

黄泥坪首战告捷

过了几天，原一营教导员张清辉同志带领着几位战友，来到我们住的山寮。大家—必见面，高兴得蹦跳起来，互叙了分手后几个月的情况，人人都为红九团遭受的损失而难过，为吴团长、赖主任的处境而悬心。

“雨水”已过，春雨连绵，金丰大山上的苍松翠竹经雨水冲洗之后，显得更加青葱，竹鞭上长的幼笋，开始冒出土来。山花含着水珠，朵朵开放。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又是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一个雨止天晴的下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阮文松同志来到我们住地，他把我们担心了很久的不幸消息告诉我们：去年十一月，红九团在永定湖雷、小坪水地区遭受敌人重兵包围，一连三天没有吃饭，没有睡觉，经过连续冲杀，弄得弹尽粮绝，吴胜团长被俘牺牲。赖荣传主任带着几十个党团员和革命战士，冲出重围，转移到金丰的深山密林里，不久又在反“围剿”的战斗中光荣牺牲。因此，军政委员会决定，将原红九团保存下来的五十多名指战员改编为军政委员会特务大队，由赵群同志任大队长，张清辉同志任政治委员，仍然在永、靖、埔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郑树昌同志奉调永东游击队工作。大家听完阮文松同志告诉的不幸消息后，个个异常悲痛，对牺牲的吴团长、赖主任深为悼念，并表示坚决拥护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将部队改编为特务大队，今后要多打胜仗，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叛徒狗崽子讨还血债，为吴团长、赖主任及牺牲的战友报仇。

改编完成之后，我们大队挺进到平和、大埔边境，利用福建，广东两省反动派“进剿”步调不一，利害关系不同等矛盾，开展游击活动。这年六月，两广事变发生，广东军阀陈济棠等人发布了抗日反蒋宣言，蒋介石驻闽西的三师、九师、八十师、八十三师四个师中央军开到广东去了，我们大队决定利用这个好时机，狠狠地打击敌人，首先是打击地头蛇。目标选定了黄泥坪的反动民团武装。

黄泥坪是一个位于永定、平和、南靖三县交界的金莲山脚下的山村，属永定县湖坑地界，我们大队与驻金丰大山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联系，必须经过这里。自从敌人在这里扶植地头蛇，建立起民团武装之后，时常伏击我们的交通人员，对我们威胁很大。那个地头蛇——民团团总平日凶神恶煞，欺侮老百姓，任意抢掠群众的财物，随便杀害根据地人民，搞得周围群众没法生活下去，纷纷要求我们游击队早日把他干掉。

六月里的一天，大队长命令我带上两个侦察员扮成农民，混进黄泥坪去侦察敌情。我们一进村，那些革命群众便暗中热情接待，向我们报告土楼里民团的情况：那民团团总是当地一个年纪三四十岁的恶霸，他手下有二十多个团丁，依仗着十多支步枪，几支土铣，作威作福，横行乡里。随后，群众又带我们到民团驻防的据点——大土楼附近去进行实地侦察。只见那土楼是个四方形的三层建筑物，后面靠着很陡的山坡。敌人龟缩在那里，很少出来活动，我们进了村，他们也一点没有发觉。我们完成现场侦察后，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在一处偏僻的地方，研究了进攻土楼的战术。我们认为，土楼后面紧靠着笔陡的山坡，只要做上几个长竹梯，从陡坡架到土楼的屋顶，就可以攀登而上，先占屋顶，然后冲进土楼内。我们回到大队部后，向大队领导汇报了侦察的详情和作战的方案。大队长和政委立即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下定了歼敌的决心。

第二天黄昏，赵大队长和张政委率领部队沿南坡爬上莲花山。不一会儿天黑了，部队就沿着山中的羊肠小道，摸黑前进。由于山陡路黑，虽然路途不长，却也走了整个半夜，鸡啼时，我们到达莲花山北坡一个小山村，便在小山村宿营了来。白天，我们一边组编突击小组，一边制作攻击土楼的长竹梯。等到半夜，我们部队又摸黑行军，十多里山路，在二个小时内就走完了。我们摸到黄泥坪民团土楼的后山坡，大队长命令我带着由短枪队组成的突击小组，抬着长竹梯架到敌人土楼的屋顶上。当我们的竹梯一靠上土楼的屋顶时，被敌人的岗哨发觉了，他一面大声叫喊，一面向我们开枪。这时情况很紧急，不容许有丝毫犹豫，我便一冲而上，率先沿着长竹梯爬上土楼的屋顶，猛力撬开桷子板。那时，我们大队没有手榴弹，真不好办，我便抓起砖头瓦片当手榴弹猛砸下去，打得土楼内的民团哇哇直叫。这时，赖森标同志也沿着竹梯爬上了土楼的屋顶。我们两人趁着敌人乱成一团，还没有弄清我们的意图时，便从土楼的小窗口钻进了楼内，紧接着直冲楼下，把大门打开。冷不防那个民团团总躲在门楼边的一间房子里，手持驳壳枪，向我和赖森标射击，我的下巴中了一弹，鲜血直涌出来，赖森标的耳朵也被打穿，淌着鲜血。我因嘴巴受伤，喊不出声，只好向大门外的战友们招手，示意他们伙冲进来，并告诉他们门楼边那间房子里有暗藏的敌人。大门外的一名战友，从我的手势中领会了我的意思，连忙一个箭步冲了进来，端起步枪瞄准那间房子里的人影， “砰”地一声，便把那个恶贯满盈的团总结束了性命。其余的团丁，见团总已被我红军游击队击毙，都不愿替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纷纷放下武器。我们收缴到八九支步枪，一支驳壳抢，好几支土铳。土铳对于我们没有用处，我们便将它们砸了个粉身碎骨。战士们想到这伙国民党反动派民团平日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便于脆放了一把火，把他们的老巢——四角土楼烧掉了。

大队长叫人找来两副担架，把我和赖森标同志抬上，立即向黄泥坪后面的大山转移。当我们爬上高山休息时，才听得远处黄泥坪方向敌人“救兵”响起的阵阵枪声。有的战士对着远处的枪声嘲笑道： “白军弟兄们，你们的红军大哥已经走远了，不必再放鞭炮欢送啦。”

靠群众石洞脱险

部队转移到平和县境，赵大队长和张政委把我和赖森标两个伤员，交给了㓾牛岗基点村的接头户曾阿石大伯等人照料，并派了卫生员林祥生同志负责对我们进行医疗护理。㓾牛岗原是一个仅五六户人家的小山村，一年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移民并村并到初溪去了。曾阿石大伯一家夜晚被强迫住在初溪村变相集中营里，白天才允许他们回到㓾牛岗耕田种地。初溪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那里的保长是个明听国民党摆布，暗听我们党指挥的“白皮红心”的保长。曾阿石大伯因有这样的保长做遮荫树，便大胆地把我们安置在㓾牛岗村边一个有荆棘茅丛掩住洞口的石洞内养伤。当时，我下巴受伤，粒米难进，曾大伯就从初溪给我买来了炼乳罐头。至于粮食、蔬菜、木炭、食盐之类生活必需品，㓾牛岗的革命群众，更是源源不断地给我们送来。

一天中午，我们三人在石洞里突然听到一阵枪声响。糟糕，敌人来搜山了，跑已来不及，我们连忙给步枪压上子弹，警戒着洞口。时间一刻一刻地慢慢过去，太阳偏西了，敌人搜山的嘈杂声归于寂然。我们的心这时才安下来。老赖开口说：“今天敌人的行动好生奇怪，大半个山都被他们搜遍了，为什么近在村边山沟旁的石洞附近不来搜？”正在用木炭生火煮饭的林祥生同志也附和说：“是呀，真奇怪，真奇怪！”傍晚，㓾牛岗两个老乡跑进石洞来，开口就说：“同志，对不起，让你们苦急了一个下午。”他们道过抱歉之意后接着说：“今天敌人来得很突然，他们要我们带路搜山，我们只好带着那些黄狗古满山跑，累得他们上气不接下气。这会儿他们都回去了。同志们可以安心休息啦。”啊！原来是老乡们巧施妙计骗了敌人，救了我们哩。我们听后连声向老乡道谢。

我们两个伤员在㓾牛岗革命群众的细心关怀、多方照料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治，伤很快就好了，随即就回到了部队。

破重围缴敌机枪

一九三六年秋天，蒋介石耍弄权术，收买了陈济棠部下的将领倒戈反陈，陈济棠的反蒋阵线迅速崩溃，蒋介石立即又把他的中央军从广东调回闽西地区，继续疯狂“剿共”。当时，我们特务大队在平和官山一带活动。有一回，蒋介石的主力八十师派出一千多精悍部队，紧紧追赶着我们。我们就利用黑夜急行军，穿过老吴子山，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吃过中午饭，大家都感到非常困乏了，便放了警戒哨，在林子里躺下来休息。半晌，敌人发现了我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包围过来，轰隆隆……哒哒哒……机关枪、迫击炮一齐向我射击。在这紧急关头，我立即带着侦察班抢占了制高点，依着岩山、草丛作掩护，同敌人展开对射。忽然，张政委中弹倒地，鲜血从他的面颊上直淌下来，我赶忙爬过去，大声猛叫着：“张政委，张政委！”张政委一声未答，我用双手摇了摇他的身体，只见他睁开了眼睛看我，使尽全身力气挣扎着仰起头喊道：“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你……你们赶快突围，冲呀！”张清辉同志说完垂下了脑袋，停止了呼吸。大队长赵群同志听了张政委临牺牲前的嘱咐，顿时清醒过来，他向四周观察了一遍，判定老吴子凹方向是敌人的薄弱点，便指着那个方向，发出命令：“同志们！为张政委报仇，冲呀！”全体指战员听了赵大队长的命令，望着倒在血泊中的张政委，人人仇恨满胸膛，个个化悲痛为力量，象一只只下山猛虎，向着老吴子凹猛冲下去。老吴子凹上一个排的敌人，正端着碗，拿着筷子在吃饭，突然被我们扫了一阵排枪之后，望见我们以气吞山岳之势压过来，顿时乱成一团，闪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冲了过去。有的敌人被吓懵了，扔下枪支子弹就跑，我们缴到三支步枪，四箱机枪子弹，胜利地冲破了敌人的重围，钻到敌人包围圈外的大山上。

夜深了，冷月不时从云缝里透出寒辉，把群山照得忽明忽暗，显得十分凄清。赵大队长想念牺牲的战友，放心不下，他叫邱如富排长和我带上几个精明的战士，摸回老吴子凹上的山头去掩埋张政委的尸体。我们含泪把张政委就地掩埋好后，经老吴子凹上回来，见敌人锅里钵里还有许多饭菜，便用碗盛着饱餐了一顿，然后就在附近搜索起来。这时，淡淡的月光从云缝中露出脸来，给我们照明。我们见在山崖边有一个草丛，忙伸手到里面去摸，一摸，把一挺捷克轻机枪给摸出来了。原来，下午敌人机枪手被我们先缴了子弹，他的空机枪成了“烧火棍”，怕扛着它目标显著，狗命难保，便把它藏在这草丛中了。这真叫我们喜出望外啊！可是同志们还不甘罢休，再往草丛中摸去，又把一支轻机枪的预备枪管摸到了手。这一下，我们才乐呵呵地扛着机枪赶回到大队。

在三十年代，捷克轻机枪算是一种新武器。我们部队自从湖雷失利之后，就没有再使用上机关枪了，如今，大队有了这挺火力猛、射程远、使用轻便的捷克轻机枪，就使山老虎重新插上了翅膀，部队战斗力得到极大的加强。

上科岭为民除害

这年年底，我们大队经过几天几夜的行军，从永埔边境安全转移到南靖科岭附近。

科岭是南靖县北部的一个山村，与龙岩之适中、永定之龙潭相毗邻，为我大队与红八团联系必经之地。上科岭有一座三层的圆形大楼，住着由当地恶霸纠集起来的三十多个民团，这股反动势力，经常残害当地的革命群众和接头户，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一到科岭附近的中心洋，当地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就纷纷要求我们大队把这钉子拔掉。

大队领导召开了干部会议，研究当地党和群众的要求。那时，我已担任特务大队的副大队长，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都主张要接受当地党和群众的要求，坚决为民除害。于是我们在中心洋发动群众砍了几十根长毛竹。做成好几个长竹梯，并组织了突击班，进行了必要的战术训练。

一天晚上，部队从中心洋出发，拂晓前到达上科岭，将大圆楼包围了起来。我们一看，那圆楼楼高墙厚，枪眼密布，不易进攻。圆楼内的反动民团头子和他手下几名恶狗，便倚仗着乌龟壳坚实，指挥团丁们用步枪和土铳，土炮向我们不断轰击。我们一面用机枪、步枪把土楼的大门封锁起来，一面向守敌喊话，叫他们交出武器，保证一个不杀。可是这伙亡命之徒，顽固不化，不仅不交出武器，还不断地向我射击，组织顽抗。

天黑后，大队领导决定趁黑夜实行强攻。大队长把班组长们叫到靠近土楼的地方，面对土楼交代各班组的具体作战任务。布置停当之后，大队长发出攻击讯号，火力组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把土楼大门正面的窗口、枪眼，全部封锁得严严实实，将敌人的火力全部压下去了。突击组的同志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迅速地将竹梯架上了敌楼，随即攀沿而上，从窗口爬了进去，他们扳起驳壳枪的机头，向顽敌一阵猛扫。团丁们个个连忙跪下求饶，向我交出了武器。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圆楼内的敌人全部被我俘虏，无一漏网。当我们打开圆楼大门时，群众便蜂拥而入，向我们热烈祝贺胜利。我们在群众的坚决要求下，将平日无恶不作，这次又组织顽抗的民团团总等几条吃人狼，就地处决，为民除了大害。从此，我们大队在科岭一带打开了局面，扎下了深根。

不久，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反共，共同抗日”。半年之后，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爆发了全国抗日高潮。我们闽西红军游击队按军政委员会的指示，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我们特务大队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第三大队。后来，党中央、毛主席与蒋介石交涉，将我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我们大队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四团的战斗行列。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们在张鼎丞司令员、谭震林副司令员和军部邓子恢副主任的率领之下，离开了家乡闽西，浩浩荡荡开赴江南抗日前线，为抗日救亡展开了新的伟大斗争。（选自中共龙岩地委纪念“两个五十周年”领导小组办公室编《闽西的春天——革命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