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对华战略竞争评析

摘要

在中美双边关系总体平稳发展的情况下，美国战略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将中国视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界定为主要竞争对手后，拜登政府公开将对华战略竞争扩展至中东地区，此举主要是美国总体对华竞争态势、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地缘战略布局，以及对华科技战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中的重要性所致。为实现对华竞争目标，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以争取或影响“关键国家”为主要战略路径，确立了选取“关键国家”的标准，并基于此锁定以色列、沙特和阿联酋三个“关键国家”，将其视为美中战略竞争中的“第三方”，在继续巩固与这些国家既有双边关系的同时，通过制造舆论、胁迫、利诱等手段促使其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

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战略界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在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并不断评估此类活动对美国的中东战略和国家利益的影响，但在拜登政府之前，美国从未正式将中国视为其在中东的竞争对手。2022年7月，拜登总统在出访中东期间正式宣布，中东是大国竞技场之一，美国将在中东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意味着美国正式将对华竞争扩展到中东地区。

一 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推动对华战略竞争的动因

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地位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潜在合作者到潜在竞争者再到战略竞争对手的演变过程。 同时，美国政府也逐步将中国因素纳入其制定中东政策的考虑中。 在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后，美国在中东的对华竞争意识逐步增强，拜登政府更是正式将中东列为美中战略竞技场，此举背后有较为深刻的战略动因。

（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对华政策调整过程

从21世纪初到拜登政府就职前，美国对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评估和应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1世纪初至2012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对中东的能源需求不断增加，逐步强化了与中东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联系。此现象引发了美国战略界人士的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在中东的活动以确保能源供给为核心，旨在满足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能源需求；而中美在中东如何相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关系的总体发展态势，中美在中东的互动又会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中美关系。在此阶段，中美关系总体上处于平稳发展的态势，双边经贸增长强劲。

在此时期，美国政府并未对中国逐步在中东提升影响力持有异议或采取任何应对之举。

第二阶段是2012年至2017年。这一时期，中国为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继续与中东发展以能源合作为重点的经贸关系，并提出以“西进”为导向的地缘战略调整原则和“一带一路”倡议；而美国则在这一时期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同时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 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中美在中东地区存在竞争或合作两种可能。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和反恐事务上寻求与中国合作，中美积极促成了“P5+1”协议； 而在组建打击“伊斯兰国”联军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的支持未达美国预期，进而对中美在中东地区的合作前景产生消极看法，但尚未对中国在中东提升影响力的活动采取实质性应对举措，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很大程度上仍然并行不悖。

第三阶段是2017年至2022年。在此期间，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日益增加在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并逐步涉及安全领域和信息、舆论宣传领域，影响力得到持续、全面的提升。

特朗普政府曾明确宣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大国竞争为导向，并将中国定位成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开始更多从大国竞争视角考察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动机。此时，美国政府已着手将大国竞争因素引入其中东战略举措。这一时期，美国开始呈现出在中东地区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苗头，但美国政府尚未公开作出表态。

（二）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推动对华战略竞争的具体动因

2022年7月，拜登在出访中东期间多次强调，该地区是美中两国竞技场之一。这是美国政府首次正式且公开地将对华战略竞争扩展至中东地区。拜登政府在中东进行对华战略竞争的动因包括：

首先，全球大国竞争态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要将对华战略竞争扩展至中东地区。拜登政府总体上继承了其前任的国家安全战略，继续强化大国战略竞争。美国战略界强调，随着大国竞争的扩展和深化，在印太和欧洲以外，中东、非洲和拉美也将被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美国将无法回避在中东和其他次要地理区域实施对华竞争。由于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地区之间高度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中东事务与印太、欧洲等其他地区事务自然密切关联，美国应该以全球视角处理中东事务，与中国和俄罗斯在欧洲、印太地区展开战略竞争将不可避免地波及中东地区。

其次，拜登政府将对华战略竞争公开扩展至中东地区，源于其力图扩展和深化大国竞争的地缘战略布局。拜登政府积极推行“印欧对接”战略，即有机整合欧洲和印太地区的战略资源，以同时应对中俄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中东地区不仅是连接印欧的重要走廊，还是“印欧对接”战略中关键的地理枢纽。拜登政府认为，有必要在中东地区实施对华战略竞争，阻止中国在中东继续提升影响力，为其顺利且有效地实施“印欧对接”战略提供地缘战略保障。

最后，拜登政府此举还源于科技战在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的重要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扩散。拜登政府继承其前任以中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家安全战略，继续强调对华科技战在对华战略竞争中的重要地位。鉴于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以色列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该地区其他盟友如沙特阿拉伯王国、阿联酋等因从美国购买武器而掌握某些先进军事技术，美国需要在对华科技战中联合这些国家，阻止其对华转让武器，增强对华科技战的有效性。

二 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路径

拜登政府将“选择性竞争”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实行对华战略竞争的路径。“选择性竞争”与美国战略界人士长期信奉的“关键国家”概念一脉相承，是指通过特定标准在中东等次要地缘战略区域选择“关键国家”并对其施以影响、与对手展开竞争的一种策略，旨在间接“拒止”中国在这些地区提升影响力。

（一）“选择性竞争”与“关键国家”的概念

2023年3月16日，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兰利（Michael E. Langley）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所谓“选择性竞争”（selective competition），亦称“精准竞争”（targeted competition），是指在新的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在次要地理区域的政治、经济、外交、宣传甚至军事活动不断增多，但由于美国将战略资源重点投放到印太和欧洲，导致自己在次要地理区域开展大国竞争活动需要在战略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做到有的放矢、重点突出，不必在次要地理区域的国家逐一展开对华战略竞争，而是需要依据一定标准，在每个区域内选择“关键国家”，并对其运用特定的战略工具，以实施对华竞争。

在同一听证会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库里拉（Michael E. Kurilla）强调，由于美国继续在中东保持战略收缩，且其面临的首要挑战是伊朗的地区扩张和恐怖主义，这就使得美国难以对中国在中东提升影响力的活动一一做出反应，而是在该地区选择性地进行对华竞争。“选择性竞争”的核心则是美国在该地区选择、确立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国家”。“关键国家”的概念源于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特·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20世纪初提出的地缘战略学说，是指依据一定标准筛选出的在一国对外战略的优先排序或对外政策议程中占据相对重要地位的国家（影响战略平衡的大国除外）。其判别标准也不断发生变化。

（二）选择中东“关键国家”的依据

具体来说，当前美国在次要地理区域对华战略竞争中选择“关键国家”的标准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标准是有助于确保美国在特定地理区域中的国家利益和战略优势的国家，涉及地区影响力、盟国关系以及地区准入、战略通道三个指标。

其一，地区影响力标准，即该国需要在中东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与国家领土面积没有必然联系，主要涉及一国特定的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和外交能力。美国的地区战略包括中东战略往往强调与具有地区影响力的域内国家建立、发展盟友关系，进而借助这些盟友发挥力量“倍增器”作用，而中国在中东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往往也是将这些具有地区影响力的域内国家视为重点合作对象，因此美国更加重视这些国家的作用。

其二，盟国标准，即该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美国在长期干预中东事务的过程中，与该地区的特定国家建立起密切的安全和外交合作关系，这对其维持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优势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国与中东地区某些国家的伙伴关系得以迅速发展，有可能削弱该国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进而动摇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优势。美国将那些与中国关系不断得以发展的传统盟友视为实行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国家”。

▲2023年3月10日，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宣布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

其三，准入和战略通道标准，即该国位于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通道。获取、控制地区准入和战略通道是美国在中东建立和保持军事存在的重要前提，也是美国维系地区影响力和战略优势的根本。如果中东某国建有美军基地和设施（尤其是海军基地），且中国有意或已经在该国修建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那么该国就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进行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关注对象和极力争取的“关键国家”。

另一类标准则涉及有助于确保美国更为广泛的国家利益和战略优势的国家。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点之一是科技竞争，涉及在全球范围内网罗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国家，组建对华技术打压联盟。这类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国家散布于世界各地。例如，位于中东地区的以色列具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海湾国家由于大量进口先进美式装备而获取了美国技术。

近年来，中国增加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尤其是技术领域的投资，引发了美国的担忧。美国认为此类投资有助于中国利用与海湾国家的关系从其手中获取美国技术。因此，技术因素成为确立美国在中东地区选择“关键国家”的重要标准：如果某国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或因进口美式武器拥有先进技术，且中国积极投资于该国相关技术领域或从事其他有助于获取技术的活动，那么该国就被视为“关键国家”。

三 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举措

美国以上述战略路径为指引，近年来选定了在中东地区的“关键国家”，并力图通过对这些“关键国家”施加影响来实施对华战略竞争。

（一）锁定“关键国家”

结合近年来拜登政府的言行以及相关研究文献可知，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关键国家”包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二）具体竞争举措

美国在中东地区主要是借助“关键国家”间接对华施压，其具体规划是在维持、巩固与“关键国家”的盟友或伙伴关系的同时，以各种手段促使“关键国家”采取与美国协调一致的对华竞争举措。拜登政府一方面主要以外交手段增进、夯实与“关键国家”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将这些国家嵌入美国地区战略轨道；另一方面则通过舆论造势、胁迫和利诱等手段，促使“关键国家”采取配合美国的举措，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倍增器”。

1.美国针对以色列的举措

一方面，美国高度重视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拜登总统在2022年出访以色列期间不仅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保证，且通过新的协议和机制来扩展、深化美以合作，防止以色列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偏离美国的战略轨道。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在以色列的基础设施营建和技术投资，自特朗普政府后期以来，美国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促使以色列配合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2020年和2022年，美国多家智库先后发布有关中国在以色列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状况的报告，认为中国通过投资从以色列获取技术，使以色列成为美国全球对华技术打压的薄弱环节；中国在以色列的基建项目靠近以色列国家安全敏感区域，对以色列乃至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报告呼吁以色列采取举措，封堵中国通过投资从以色列获取技术的管道，消除中国基建对美以两国国家安全的负面影响。这些报告及信息披露为美国政府的竞争举措奠定了舆论基础。

针对中国的技术投资，美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以色列按美国模式建立严格的外来投资审查制度。特朗普政府为此向以色列政府施压并以中止情报交流和安全合作相威胁。迫于美方压力，内塔尼亚胡政府在总理办公室设立了处理外来投资的顾问委员会，但该顾问委员会不仅没有强制执行力，且未将对私营技术公司的投资列入审查范围，美国认为此举远未达到要求。拜登政府就职后，敦促以色列建立与美国一致的外来投资审查制度视为美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但不再采用特朗普政府那种简单粗暴、一味施压的做法，而是采取更为迂回的路径。

拜登本人没有公开向以色列领导人提出对华技术打压问题，也未就以色列按美国模式完善、严格外来投资审查制度对以方持续施压。美方倡导美以双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此问题定期磋商，并围绕美以技术合作成立若干工作组。针对由中国公司掌控海法港营运的问题，拜登政府不断向以色列政府施压，要求后者定期检查该港口的设施，防止其被用于收集附近以色列海军基地的情报。迫于拜登政府的压力，以色列政府同意及时向美方通报与中国签署的任何协议，尤其是涉及技术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议，并将应美方要求重新考虑这些协议。

2.美国针对沙特的举措

特朗普政府后期，美沙关系因“卡舒吉事件”陷入低谷，2022年拜登中东之行的要务之一便是修复美沙关系，巩固美沙联盟。拜登重申美国对沙特安全承担的义务，强调沙特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重要性。针对中国在沙特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利诱措施来促使沙特配合美国的对华策略。尤其在中国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复交后，拜登政府加快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和解的步伐。由于沙特并非美国的条约盟国，其对美国承担的安全义务仍然有所怀疑，尤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战略收缩后，沙特对美国的担忧加重。基于此，拜登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方式拉拢沙特。

其一，拜登政府试图利用沙特政府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以更高程度的安全承诺，将其纳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轨道。美方曾提议沙特放弃与中国的某些合作，尤其是军售和“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用来换取美国向沙特提供更高程度的安全保障。其二，针对中国在沙特推进5G网络建设，美国力图以替代方案抵消中国的影响。2022年7月，拜登访问沙特期间，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与沙特通信和信息技术部签署了联合备忘录。美国在备忘录中支持在沙特使用开放式无线电接入网络（Open-RAN）部署5G技术，以及通过类似技术开发6G技术，试图以此改变沙特电信市场过度依赖单一供应商（尤其是与中国实体有关联的公司）的局面；沙特则在该备忘录中承诺，为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部署这些技术提供资金。拜登政府力图以此将沙特纳入其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对华竞争的轨道。

3.美国针对阿联酋的举措

一方面，2022年7月，拜登总统在出访中东期间对阿联酋在地区乃至全球事务中做出的贡献褒奖有加。拜登政府不仅强调阿联酋对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意义，并且组建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的四方机制，试图将阿联酋纳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轨道。

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在阿联酋的基础设施和5G网络建设，拜登政府则倾向于采取胁迫手段予以制止。针对中国在阿联酋哈利法港（Khalifa Port）修建多用途的港口设施一事向阿联酋政府提出警告，迫使后者终止了该项目。2023年3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拜登总统提名马丁娜·斯特朗（Martina Strong）为美国驻阿联酋大使举行的听证会上，斯特朗声称，她将与拜登政府和国会一道，抵制中国在阿联酋和海湾扩展影响力的活动，并强调已经就中国在阿联酋港口修建军事设施一事向阿政府表达了美方立场，而且将继续敦促其阻止类似活动。在特朗普政府后期，美国决定向阿联酋出售F-35战机，在国内引发争议。反对此项军售决定的舆论认为，中国会通过其在中东地区建设的5G网络从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国作战平台上获取技术情报，这将危及美国的地区战略优势及更为广泛的国家安全利益，阿联酋必须在中国5G网络和美国F-35战机之间二选一。迫于国内压力，拜登政府于2021年与阿联酋就出售F-35战机事宜进行谈判，并私下向其施压，以阿联酋放弃中国5G网络技术作为向其出售F-35战机的条件。在阿联酋政府表示本国有权决定使用中国5G网络技术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和北非事务协调员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威胁，该地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会迫使美国放弃某些选择。随后拜登政府中止了与阿联酋政府就出售F-35战机进行的谈判，但谈判中止后，阿联酋政府继续选择与华为合作部署5G网络，并转而寻求从中国购买武器。

结语

拜登政府继承其前任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并基于现实需求，公开将之扩展至中东地区。从地缘战略上看，印太地区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区域，中东地区则处于次要地位。在战略资源有限、美国在中东继续维持战略收缩政策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在中东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时，避免面面俱到，而是以“选择性竞争”为手段，参照地区影响力、盟国、准入和战略通道以及技术等标准，选择“关键国家”，在巩固和强化与这些国家盟友或伙伴关系的同时，通过舆论影响和强制外交，促使该地区国家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拜登政府看来，美国在中东的对华战略竞争实际上就是美中争夺该地区“关键国家”的竞争。

原文标题《拜登政府在中东地区的对华战略竞争评析》，文章来自公众号“当代美国评论”，作者张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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