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吉尔、中西比较与注疏传统：专访《维吉尔全集》译者翟文韬

采访者按：翟文韬，牛津大学古典学硕士，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现从事法律工作。文韬翻译的《维吉尔全集》是汉语世界第一次用无韵诗体完整译介维吉尔的作品，包括《牧歌集》（Eclogues）、《农事诗》（Georgics）和《埃涅伊德》（Aeneid）。这套书计划由世纪文景于年内出版，届时维吉尔作为田园诗人、教谕诗人和史诗作家的复杂面相将在汉语世界得到完整呈现。我与文韬是多年好友，希望借着出版的契机请他谈一谈翻译的历程以及他对古典学研究和中西方比较研究的一般看法。作为史学工作者，我对文韬在第二节中的若干宏大表述是有保留的，但我依然认识到这些表述的精彩与价值。第三节谈到西方古典学的注疏传统，体现了文韬严谨细腻的精神气质，也说明他的翻译一直在追求准确性与文学性的平衡。除了“务虚”的文学与学术，我还有意询问了翻译与出版过程中一些事务性工作的细节，希望能帮到有志于翻译的朋友们。

采访人：高文斌，学人团队志愿者团队成员，现在耶鲁大学攻读意大利文学和文艺复兴的双博士学位

01 .《维吉尔全集》的翻译与出版过程

学人： 能不能 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缘起 ？

翟文韬（下称翟）： 2014/15年的时候我上大二，当时拉丁语课上读《埃涅伊德》的第七卷，我觉得翻译成中文对复习比较有帮助。最早我只翻译了卷七，后来我觉得好玩儿，就又翻译了卷一和卷八的一部分。再后来到牛津读书，我因为研究田园诗，就把《埃涅伊德》搁置了，转而翻译《牧歌集》。之后我回到《埃涅伊德》，翻译了卷四。再之后就是和出版社签合同，一口气全译完。

对于翻译的具体技巧我不想谈太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我在一个英文网刊上写的一篇文章：How Should Virgil Speak in Chinese (https://antigonejournal.com/2023/11/virgil-chinese-poetry/ ）。我在这里面谈到如何通过翻译策略让汉译维吉尔变成一个东西方文化接触的契机。比如说我在翻译里用到了《庄子》中的一些意象与故事（鲲鹏、庖丁解牛等等），但说实话这都是雕虫小技，不过是在个别地方增加一点趣味。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用这个机会把西方文学的根源引介到中文世界里来。我们在做西方古典文学汉译的时候可以有两种动机，一种是丰富汉语文学的表达可能性，一种是做一本对古典学界有用的工具书。如果仅是后者的话，翻译工作就完全和文学无关了，只要像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一样做字面直译就行。我想做的并非单纯是后者，而是想同时让中国读者更深入了解西方文学的根源与精神。

《洛布古典丛书》内页，左侧为古希腊文原文，右侧为英文翻译。《洛布古典丛书》的目标人群是具有一定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知识的学生与学者，因此翻译务求清晰准确，以起到帮助读者理解原文的作用。《洛布古典丛书》一直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翻译的文学性欠佳。

学人：我们先说说翻译的具体工作。我很惊奇为什么以国内这种论资排辈的出版生态，为什么有人愿意出版你翻译的《维吉尔全集》？你又不是长江学者，怎么能轮到你来翻译维吉尔这样的经典作家？我之前积攒了一些莎士比亚的译稿，当时委托业内的朋友去问，对方告诉我根本没戏，不可能有出版社出版我这种无名小卒翻译的莎士比亚。

翟： 我这个过程走得还比较顺。 我猜测可能是因为国内古典学人才比较稀缺。 如果是英语翻译，论资排辈现象也许就严重一些。 我拿着这个项目找到世纪文景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全稿的三分之二。 他们觉得还不错，就请了在美国的古典学家刘津瑜教授来审。 她的意见也很正面，就做下去了。

在我拿到正式合同之前，因为出版前景不明朗，我都是 断断续续在做。 当时我把一些片段的译稿交给美国一个文理学院狄金森学院（ Dickinson College ）去出版了网页版，但是我还是想出书的。 跟文景签了合同之后就一鼓作气做完了。

我和文景的合同细节不方便披露，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个信息。 国内翻译的定价是以千字为单位，这个系统对于拉丁文尤其不合理： 翻译一千字英语能和翻译一千字拉丁语一样吗？ 所以我要求抽成，这其实是要求出版社把我当成作者而非译者，好在出版社同意了。

美国文理学院Dickinson College创建了著名的“狄金森注疏”（Dickinson College Commentaries），这个免费的网站汇集了大量古典的学习资源，译文与注释具备，方便读者浏览，是美国古典学界“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工作的杰出代表。

学人： 你是如何在学法律的同时完成了这么一个大工程的？

翟： 熟悉美国法学教育的人都知道，法学院的后两年大部分人都在划水。 我就是在哈佛法学院的最后一年把这件事情做完了。 我当时在古典学图书馆的时间比在法学院的时间都多。 疫情期间在家上网课也因祸得福，给我充足的业余时间可以坐下来推敲和打磨译文，那段时间我真的是每天八小时坐在书桌，要说费脑子的程度，可能比我在律所还要劳累些呢（笑）。

对于我这个版本的优劣，我也坦白交代一下。译文本身我是不太满意的，因为翻译腔比较重，而且时间很赶（我是9月1日完工的，9月15日我就入职律所了），措辞难免有些芜杂。与翻译相比，我反而觉得我做的注释比较精彩。例如第四首田园诗中婴儿的身份，还有史诗第六卷结尾幻梦之门的含义，都可谓众说纷纭，我做了总结和评估；一些罕见的专有名词，比如史诗中交战双方小人物的名字，我也臧否了多种考证意见，给出了自认为合理的说法。国内的很多前辈， 比如杨宪益、杨周翰，他们的很多注释其实是有问题的。我的注释比前人好一些，《牧歌集》的注释尤其下了功夫，因为一部分关于田园诗的研究是我在牛津完成的，可以说一些文献综述、甚至课程论文的内容，最后被我翻译和精炼成了一个脚注。此外还有一些原创的论点在里面，我都用“译者以为”这样的字样标出来，也是希望能启发读者的思考。

现在我已经脱离学术界了，但是我将来还想回到古典文本的翻译。除了维吉尔之外，我还曾试着用格律限制更严格的体裁，翻译了贺拉斯的一些短诗。未来我的一个梦想是翻译白银时代的拉丁语文学，因为这方面国内完全是空 白。

02 .西方古典文学汉译与中西比较研究

学人： 我们刚才提到了西 方文学的根源与精神。我觉得这些词儿太大、太空。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翟： 我这么说吧。当代中文读者与作者都背负着两座大山，一座是传统中国文学的大山，一座是西方文学的大山，在这两座山的重压下想走一条自己的路是格外难的。中国的文学传统很有特色，是人类文明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而且它的连续性特别好，从《古诗十九首》到晚清基本是一个连绵不断的传统，江山代有才人出，基本没有空档。对于在这个传统中长大的人来说，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古典文学终究是一个异质性的东西。你怎么让中国人读懂荷马史诗？

西方古典文学的翻译必须在地化，必须用汉语世界中固有的资源，比如可以用京韵大鼓的形式翻译《伊利亚特》，再比如用昆曲的形式翻译古希腊悲剧《阿伽门农》。我们当代中国人都经过了西化，我们的汉语是不纯的、没有根的，但是京韵大鼓艺人的精神世界不仅更纯，而且它反而可能和荷马的精神世界更相通。

学人： 你说得还是太大，我不确定是否赞同。

翟： 我觉得我们的翻译太强调西方文化的异质性了。虽然维吉尔写的是文人色彩很重的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从荷马与口头表演的传统当中汲取养分，因此放到中国来，我们也应该利用中国传统口头文学当作素材。中国传统口头文学和荷马史诗肯定有共通之处，但是这些共通之处往往被现代知识分子忽略了。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所以意识不到外来的东西可以和这个传统沟通。数来宝啊，京韵大鼓啊，这些东西我也不懂，因为我没有经过艰苦的学习。所以我翻译的史诗，严格而言依然囿于翻译文学的窠臼，搞的是个异质性的东西。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一个窘境，我们处在一个既不懂中国也不懂西方的悬浮状态。但是即便如此，中国人学拉丁语终究比西方人学中文容易，所以中国的译者处在一个相对优越的、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位置。而且把话说回来，翻译荷马的人没必要非得做京韵大鼓专家，那个的确太难。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学习，融入一些戏曲元素。比如我有一个喜欢戏曲的朋友，他就游戏式地把《阿伽门农》中第一幕的一两百行翻译成了昆曲 的形式。

学人： 这种翻译的准确性怎么保证？

翟： 西方人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翻译就往往采取”为我所用“”融会贯通“的态度。比如德莱登（John Dryden，1631-1700）翻译的维吉尔、蒲柏（Alexander Pope）翻译的荷马都是深刻扎根于英诗传统的。

英国大诗人Alexander Pope翻译的《伊利亚特》因其极高的文学性而被誉为英诗历史上的里程碑。但是因为不够准确也长期受到古典学界诟病。

学人： 对，但是蒲柏翻译的荷马被古典学家骂得狗血淋头。

翟： 没错，因为不准确。但我觉得这是比单纯翻译荷马更有意义的文学活动。我们当代的普通话文学多匮乏啊，这就需要引入一些西方元素来和更古老的中国传统对话。我再举个例子，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前446-前386）的汉译做得一塌糊涂，因为翻译者都是一些古典学学究，他们意识不到喜剧必须很直接、很接地气，单纯的“准确”是不够的，何况那种文绉绉的表达已经跟原著南辕北辙了，没有“准确”可言。在英语世界里，阿里斯托芬翻译做得最好的也是一些剧作家，比如Paul Roche的版本，把里面的文字游戏、低俗笑话，都找到了英语中的对应物，让英语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其乐趣。

学人： 我还是觉得这种讨论太大太空。我不知道什么叫西方传统，什么叫中国传统，这两个“传统”之间又怎么对话。

翟： 对，西方学界现在也很警惕宏大叙事。但我今天的确想谈一些宏观问题。西方学界中西比较研究做得很不够，一本比较少见的优秀作品是Wiebke Denecke的Classical World Literatures: Sino-Japanese and Greco-Roman Comparisons，这本书比较的是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罗马对希腊文化的接受，虽然是个二阶（second-order）的比较，但还是很有意义的。

一阶的比较做得比较好的是Geoffrey E. R. Lloyd对中国与古希腊科学思想的比较。

Classical World Literatures: Sino-Japanese and Greco-Roman Comparis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书影

Ge offrey E. R. Lloyd对古代中希科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汉学家Nathan Sivin合写。

学人： 真的吗？对于这种宏大层面的比较我在方法论上很警惕。我对Lloyd做的研究略有所闻，但我不太相信非科学家可以做一流的科学史。李约瑟、庞加莱、薛定谔可以做一流的科学史，因为人家本来就是一流的科学家。现在很多像Lloyd这种科学史家，我总怀疑他们的工作不扎实。再加上脱离实证的宏大叙事，就更危险了 。

翟： 也许吧。但是最重要的是开拓一个方向。实证细节可以由后人补足。而且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科学都有很强的哲学色彩，还包括伪科学的成分。我不确定受过正儿八经的自然科学科班教育会不会起反作用。

既然都说到宏大叙事了，我就再下个宏观论断。西方文学的根儿是摹仿（mimesis），比如你看奥维德（Ovid），他之所以有那么高的成就，就是因为他摹仿的本事特别强，不仅作为男性诗人模拟女性女性口吻，甚至在诗里摹仿疯子、变态狂。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比较匮乏，特别是对“边缘人格”和“边缘心理”的探索。我们有另一个寓情于景的传统，这是我们对人类文学的伟大贡献；西方人直到浪漫主义时代才开始大量刻意写这种东西，但是不如中国人彻底，在他们的文学理论中也没有那么核心的位置。所以我翻译维吉尔，就是希望中国人能够从寓情于景的传统中跳出来，也学一学西方的mimesis。mimesis的好处在于它可以拓宽人的世界观，教给人怎么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哪怕是一个疯子、一个变态，我也可以模拟他的口吻说话。

我翻译的《维吉尔全集》既有田园诗也有史诗。中国读者接受史诗比较困难，读《埃涅伊德》可能就是读个情节。但是说实话《埃涅伊德》的故事写得比较一般，比如第三卷、第八卷，有许多流水账的段落读起来难免乏味，因为维吉尔不是个原创天才很强的作家，他很多东西都是对前人的创造性挪用，甚至于照抄。举个有趣的例子:史诗第五卷里的葬礼赛会，最精彩的几个章节，比如赛船、拳击，在希腊文学中都能找到原型；属于他原创的部分是描写一个骑马盛装舞步的游行，可能是最没意思的，但诗人自己很得意，把它放在压轴的位置。

相比之下牧歌集、农事诗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因为维吉尔有些片段很切合寓情于景的审美。他在寓情于景这方面算很超前的，比浪漫 主义者早了一千多年；不过他那个情是叙事者（narrator）的情，不一定是自己的内心感情，这个和浪漫主义还是不一样的。

03. 注疏传统的重要意义

翟： 关于《维吉尔全集》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翻译古典文学和一般的文学翻译不一样，因为有个语文学问题。 未受过语文学训练的人即便拉丁文很好，他的翻译仍可能有问题。 在去牛津之前，我在语文学方面没有入门，但是在牛津的学习过程中我就知道什么是好的语文学研究了。 当代的文学批评家喜欢用一些比较虚的理论，甚至为了出版就独辟蹊径，说一些比较牵强的话。 我在牛津的教授会很直白地告诉我这些都是扯淡。

学人： 哪些教授呢？

翟： 比如奥维德专家 Llewelyn Morgan （现任古典系主任）、卢克莱修（ Lucretius ）专家 Barnaby Taylor ，还有研究普罗佩提乌斯（ Propertius ）的 Stephen Heyworth 。 普罗佩提乌斯是黄金时代诗人中最难懂的，文本讹传的问题最多，很多看起来不通顺的地方困扰了读者千年。 Heyworth 以他的校勘学（ textual criticism ）天才做出了巨大贡献。 只有懂校勘学的人才会对文本有真正的敏感。 我做不了校勘学，因为我拉丁语不够好。 但是我通过观摩好的校勘学者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

牛津是传统学术的堡垒，比较扎实的语文学工作依旧占主流。 他们的资源得天独厚，因为手稿本很多，这种优势美国人没法想象。

学人： 我还是想听你具体讲讲什么是好的语文学工作。

翟： 现在很多学者太喜欢写专著（ monograph ）。 抓住一个概念往死里用，好像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 以语文学的方法写注疏就不能这么搞了。 注疏要求你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一个作者身上，用各种角度去考察他、诘问他，用非常批判的态度对待各种解读，尽量要做到巨细靡遗。 不能像太多现代学者一样以自己的学术兴趣为中心。 比如说你是一个研究女性主义的学者，你就写维吉尔与女性主义、奥维德与女性主义、西塞罗与女性主义。 可能你写了十本书，其实都是一本书。 拉丁语里有句老话， Timeo hominem unius libri! 只知道一本书的人是最可怕的。

学人： 不过注疏可以无限产出吗？还是说到了一定程度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翟： 进步空间还是很大的。 比如很多十九世纪注疏都在做所谓的 Quellenforschung ，也就是找到一句话、一种句法的出处，或者是把不同文本中类似的话放到一起，然后抽象出一个模型（ model ）。 这些学者当然很渊 博，但是搞来搞去就会这一招，到平庸些的学者笔下甚至会沦为文句 的罗列，缺少分析思维，让人厌烦 。

学人： 我的意思是荷马、维吉尔这些作家已经逝世了这么多年了，关于他们的注疏可以无限制地永远做下去吗？

翟： 维吉尔的注疏确实太多了。 但是一些不那么显要的作家还是有太多工作可以做。 比如卢坎（ Lucan ）的《内战纪》（ De Bello Civili ，又名 Pharsalia ），十卷（最后一卷未完成）中也就三四卷有完善的现代注疏。 我这里指的是英语学界，意大利学者做的工作更多，但是我只粗通意大利语，没法评价他们的工作质量。 比卢坎更次要的作者可能一点儿现代注疏都没有。 一本好的注疏能把很烂的原材料点石成金。 可能作品本身没什么价值，但是优秀的注家能把文本放到当时的社会情境以及文学传统中考察。 我希望现在有更多人写注疏，可惜这是很多人不愿意坐的冷板凳。

学人： 什么是好的注疏？能不能举个例子？

翟： 我们举个中国语境下假想的例子吧。 我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最大的微词就在于咱们的注疏还是太像 Quellenforschung ，是一种机械的、寻章摘句的工作，搞不好将 来就被 AI 取代了。 以”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这句诗为例，传统做法可能是去找” 春草“” 鸣禽“ 等词组的例子，或者类似的”青草“”春花“等例子，有时候甚至十分牵强。 但是让我来做的话，我就会先从语法学的角度讨论这个 “ 变 ” 字的具体含义，然后我可能在比较的视野中讨论春草向荣这种很符合人类直觉的意象与荷马说的” 人类的世代像叶子，每年落了又长出来“ 有什么异同。

学人： 这些内容都可以容纳在注疏的体例中吗？

翟： 一个罗马诗人的一章诗歌就可以写十页的注疏。 注疏是无所不包的学问，可以无限扩展，也可以很有特色。 比如维吉尔《农事诗》最好的注疏是 Sir Roger Mynors 的遗著。 这本巨著就有他很强的个人色彩。 他把《农事诗》里对农业技术的描写和英国的农业联系起来。 比如因为气候原因，英国农民的种植方法和意大利有什么异同，还会讨论某种花草在英国叫什么，跟诗人的描述对不对得上。 可能是因为他作为绅士出身的学者对乡村生活有很深的体验与热爱。 这种注疏现在的学者受生活经验所限，恐怕很难写出来。

Sir Roger Mynors《农事诗》注疏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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