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地位最高的大将：实权大过粟裕，曾与八位元帅并列

新中国有十名大将，名列榜首的是战功极其突出的粟裕。

不过军衔也只代表某个时期，建国以后粟裕从来就不是大将里地位最高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排在第三的黄克诚权力就要大过他。

而黄克诚1955年能够成为排名第三的大将，有部分原因也在于当时他的地位太高了，有些方面甚至与元帅一致！

在战争年代，黄克诚虽然战功不算特别突出，但他有两个卓越的贡献：一是抗战初期建议恢复政委制度，二是日本投降后首倡全力全速抢占东北。

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之时，为统一战线考虑，我党就取消了政委制度，跟国军一样使用政训处。

然而这样弊端极大，基层战士一时搞不清我军跟国军的区别在哪里；中层干部失去政委监督后，思想也出现了松动，叛逃的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就是典型例子。

平型关大捷后，全国为之振奋，但八路军内部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黄克诚奉命到一线去调查情况。

这一看，黄克诚只感觉触目惊心，部队风气已大幅度往下滑，官兵之间还出现对立，连军阀主义、本位主义都开始抬头。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真成了国民党军队了。

黄克诚连忙将调研结果做成报告，呈给中央，希望尽快恢复政委制度。毛主席看后高度重视，与其他几位领导讨论过后，决定采纳黄克诚的意见。

人民军队跟旧军阀部队最大的区别，在于有统一的思想、有抓思想的人。

而政委就是那个让全军上下都凝成一股绳的角色，可以让中央的命令，有效传递到各个单位，并通过各种方式，保证命令能推行下去。

如果没有黄克诚的建议，很可能真要出了大问题，中央才能做出调整，他提前指出，就是防患于未然，属实是大功一件啊！

至于第二件事，东北对解放战争有多重要，想必大家都明白。中央虽然很早就有了争夺东北的想法，但毕竟在那边没有基础，该派多少人去、什么时候去一直没下定决心。

黄克诚则很干脆，日本刚投降不久，他便立即将自己的分析致电中央，表示应立即出兵东北，速度越快越好，兵力越多越好。

中央看过他的报告后，立马拍板从各大解放区调集精兵强将出关。这种关键节点哪怕是早一分钟都意义重大，所以在这件事上黄克诚也有重要功劳。

这两件事都能看出黄克诚的战略眼光，包括向东北进军之时，他的表现亦超过很多同志。

因为先遣部队传回的消息有误，大部分被抽调的队伍为节省时间，都只携带了很少的武器、衣物，以为一到东北就能马上获得补充。

然而东北的局势变化很快，国民党主力一过去，收编的伪军立马或散或叛，苏联的态度也来了个大转变，所以我军多数出关部队都吃了大亏。

只有黄克诚坚定自己的看法，认为不该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他麾下的第三师就是满装满配进入东北，战斗力堪称当时我军在东北之最。

而黄克诚在解放战争不那么耀眼，也是他自己高风亮节所致。到东北不久，他带过来的第三师被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属于绝对主力。

这支部队从抗战中期就是黄克诚在带，他要当纵队司令员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他看出我党在东北缺乏群众基础，决定亲自去打造一个大后方，让革命政权能在东北稳固。

他将目光放在了西满，随后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出任西满军区司令员，野战部队就交给原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刘震统帅。

这种在后方的工作，很难获取战功，但同样很重要，也显得黄克诚的无私。

东野入关时，黄克诚已接到命令要去担任天津的首任市委书记，负责接管工作。湖南解放后，毛主席又点名让他南下出任湖南省委书记。这两次重托，黄克诚都完成得很好。

1952年4月，彭老总因病从朝鲜战场回国，治愈后就留在国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很快黄克诚也调到北京，担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

虽然此时粟裕是第一副总参谋长，但彭老总是更信任黄克诚的。两人早在红三军团时就已搭档过，有很深的默契。

每当彭老总要外出考察或因病休息时，基本都是让黄克诚代为主持军委工作。所以名义上粟裕职务比黄克诚稍高，但实权比黄克诚要更大。

像1953年10月，彭老总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就说：我要休息一段，军委日常工作由黄克诚同志负责。黄克诚就成了首个主持军委工作的大将，这项重任，粟裕一生都未曾肩负过。

在官方出版的《黄克诚年谱》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1953年11月27日，军委准备召开军事系统高干会议，彭老总向中央递交了会议议程和会议主席团的名单，该主席团有9人，分别是朱德、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黄克诚和彭德怀。

在这九人里，有八位在两年后获得了元帅军衔，仅黄克诚一人是大将。能够跟元帅并列，可见黄克诚的地位超过了包括粟裕在内的所有大将。

1954年，粟裕和黄克诚的职务都有所变动，粟裕升任总参谋长，黄克诚则兼任第一副总长、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看起来粟裕成了黄克诚的上级，但黄克诚平时不在总参办公，主要在国防部和军委协助彭老总。1956年军委的一次例行会议中，黄克诚发言：

目前的中心问题，是要把总参的工作建立起来，总参现在存在着两个不好的现象，一是职责不明确，二是总参不敢大胆负责地工作，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全面原因。

这番话能看出一点，黄克诚是从军委的角度，对粟裕主持的总参谋部提出工作意见。换句话说，黄克诚所处的高度要胜过粟裕，这就是很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