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王使臣陈谦被杀一事考论

鲁王使臣陈谦被杀一事考论

引言

陈谦是鲁监国政权的一名总兵，曾率领部曲参与宁波抗清运动，大多数南明史籍均记载其在隆武二年（1646）曾奉鲁王命出使福建。

《明季遗闻》记载陈谦在使闽过程中的身份为“鲁王使”，《小腆纪年》称“鲁使臣”，《所知录》为“奉（鲁）监国使”，《南明野史》作“奉鲁藩使”。

另外《思文大纪》称呼裘兆锦、林必达为“鲁藩使臣”，《东南纪事》称呼柯夏卿等为“鲁王使臣”，均意为“奉鲁王之使”。本文承之，称陈谦为“鲁王使臣”，非谓“鲁地之使”，相应地，福建使臣均以“唐使”相称。

由于同时期鲁王监国于绍兴，从地域来源看鲁王使臣亦可作浙东使臣，又有《鲒埼亭集选辑》称陈谦为“越使”，以与“闽使”相对。

陈谦在使闽期间被唐王诛杀之事，使唐、鲁二藩政权间的关系进入紧张阶段，并成为唐王政权灭亡的前奏。

陈谦被杀原因的两种说法与不足

隆武二年五月，浙东派遣使臣陈谦造闽，不料反为唐王所杀，究其缘由，各本叙说不一，其中以“不称臣”说和“挟功”说流传最广。

早在福建派遣刘中藻劝谕鲁王称臣时，浙东大臣分为两派，一派以郑遵谦、黄宗羲为主，多倾意于闽浙相助，甚至希望鲁王能听从唐王的号召，黄宗羲尤为激烈，他反对鲁王拒却唐王诏谕的做法。

华廷献则从相对中立的角度痛斥闽浙相怨，借侯若孩之语感叹：“此时宜枕戈待旦，勠力一心。乃处累卵之危，而修笔舌之怨；忘敷天之愤，而操同室之戈，吾其济乎！”

这些士人所撰写的文献多重视唐王，但又不可否定鲁王，于是在叙说鲁使陈谦被杀事时采取简写方式，省略其被杀原因，将罪责直指钱邦芑。

另一派以张国俊、陈函辉、熊汝霖、张名振等为代表，主张鲁王不接受来自福建的诏谕，力求独立以保证浙东人心不散。部分士人将闽浙对立矛头直指唐王，对“隆武独与鲁王为仇”极表愤慨。

伴使考与外媾说

鲁使陈谦使闽的其中一个不明之处在于他的伴使，尽管南明时期勋将势力逐渐凌驾于文臣之上，但是君主授任使命的人员仍以文臣为主。

如唐使刘中藻、陆清源、王之栻，鲁使柯夏卿、夏惟才等皆为文官。

究其缘由，弘光政权的江北四镇桀骜不驯，南明君主在军事上虽依赖于武将，但仍忌惮之，潞王降清就很可能与惧怕马士英及其部曲来杭有关，而鲁监国有方国安、马士英，唐王政权有郑芝龙、郑鸿逵诸辈，皆不听各自君主的管制。

另外，在重文的明朝，君主最信任的莫过于自己选拔的文臣，世宗凭借兴王世子身份登基皇位，利用大礼仪之争排挤出旧臣，重用倾意于自己的中下级文官。

唐王即位，虽提拔故内阁大臣、耆儒为大学士，“一时耆硕，尽列卿贰”，然而“翰林、吏部专循资格”，尤其是“翰林一席，资格独重”，以至于当时有“重翰林、轻宰相”的评论。

唐王在派遣陆清源出使浙东时，以陆为正使，“听其自择一人为副”由此可知，正使为文官已是约定俗成之事，而副使可由正使自择。因而按照明制和唐王重文的特点，鲁王所遣使者不当止一武将。

福建沦陷后，福建失地曾短暂归于鲁监国，鲁监国文人在反思闽浙抗清失败缘由时，虽客观认识到闽浙两地不和是失败的主因，但多数仍认为唐王乱杀使臣是间接因素，而未反思陈谦因何而死。

钱邦芑关于陈谦密结郑芝龙的奏言是基于自身对客观事物的建议，应较真实。除大部分由浙东士人在蔽鲁王耻的思维引导下撰写的文献外，仍有少量史料尽力摒弃主观情感，用简笔叙说陈谦被诛的原因。

这些文献主要是倾意于闽浙合作的浙东士人所作。其中华廷献的论说最切中要旨：“御史钱邦芑劾其外媾有状，逮下诏狱。”华廷献是鲁监国大臣，他在撰写著作时虽多取材于传言传闻或他著，但言陈谦“外媾有状”是经过一定的理性思考。

受业于黄宗羲的邵廷采，归并了《思文大纪》中的林必达使闽事件和其他浙东文献中的陈谦使闽事件，在《东南纪事》的“唐王”卷中将陈谦因未称臣而死的细节详加叙述。

但在“鲁王”卷中又将陈谦之死放置于整个闽浙纷争中，如此完美解释了陈谦被杀的原因。

《东南纪事》是为数不多公开将陈谦之死与闽浙拉拢勋臣相联系的浙东文献，说明作者受黄宗羲影响，也倾意于闽浙交好，但又不否定唐王的反面形象，这在该著以“唐王”卷为卷首即有所体现。

陈谦之子追击说与陈谦使闽有无考

清史档案无鲁使陈谦记录，而官修明史又多借鉴浙东史籍，因此仅能从浙东文献探寻蛛丝马迹，拼凑出陈谦使闽的真实情况。

陈谦之死的记载与浙东士人的主观意识有密切联系，浙东士人在记载隆武政权灭亡时存在对陈谦之死的余恨，认为引导清军追杀唐王至汀州者正是被唐王误杀的陈谦之子。

钱澄之通过钱邦芑的口述，证明陈谦之子不可能为父报仇。清军进入仙霞关后，福建郡县皆盛传陈谦之子为清军向导，有人建议钱邦芑避祸，钱回复：“谦子蒸（烝）其父妾，岂能报父仇乎？”事后果然再无陈谦之子的消息。

钱澄之也发现，陈谦之子“陈六卿”（陈六御的讹写）为郑成功裨将，后被清军所害。李长根依据陈谦之子烝父妾一事认为“陈六御”不是能报仇之人，追杀之事不真。

从人物品行来看，陈谦之子引导说当属讹传。结合陈谦之子追击说是建构之作，可反推陈谦使闽的真实性。

与陈谦一起出使福建的文官为林必达，然而根据《思文大纪》的记载，裘兆锦此次出使的武官，通过赎刑还浙，陈谦却被处死。

不管是主记隆武朝事的《思文大纪》，还是鲁王亲密的大臣如黄宗羲、张岱、林时对等所撰之南明史料，都没有记载陈谦使闽一事，更不曾提及陈谦之子为父复仇之事。

要知道其中不乏擅长为鲁王讳耻的文人，如张岱兼有埋怨鲁王的复杂心理。而《思文大纪》并未受野史、清修史料中的“唐王朱聿钊”“唐王朱聿镇”影响。

明晰隆武帝朱聿键和唐王朱聿间的关系，这在早期南明史籍中较显可贵，故其可信度极高，作者也很可能是当事人，或言是福建官员陈燕翼。

清朝定平闽浙后，一些浙东籍士人或鲁监国遗臣如华廷献、吴伟业、邹漪、彭孙贻等网罗逸事野传，或讽说闽浙不睦，或为鲁王避耻，俱将陈谦之事载入文集，此后在野遗臣、清朝士人又将之作为编年的一部分，遂成定事。

浙东士人的文本话语权

由于唐王政权的影响力过大，其正统地位随着他的灭亡很快被永历政权取代，其部分辖土为鲁王所守。从文化方面，注重以史论理的浙东学术逐渐从学理上兼并福建学术，故而浙东士人在史载方面占据南明史的主导地位。

根据对陈谦使闽和陈谦之子追杀唐王的叙事，可推知南明史籍之所以没有点明陈谦出使福建的真正目的，在于规避“外媾”之举。浙东文人多为鲁王辩护，往往只记载唐王使者来到浙东后的不端行径。

如张岱在记载陆清源被杀一事时，将所有罪状归结于马士英和张体元，称陆清源使浙以及此后福建所委派监察浙东水师的诸科部“不以闻监国，而监国亦故不知也”。

唐王在汀州遇害，两广乡绅忙于推选下一任皇位继承者，对唐王的下落和隆武政权失败的原因则漠不关心，鲁王流离至闽东北，号召在闽之故浙臣起兵响应，继而收复闽地三府一州二十七县，并全力攻打福州府。

为了避开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对鲁王而言不光彩的因素，浙东文人往往避重就轻。这些具有推卸意味的评述对于反思抗清失败没有多少推动作用，与两广忙于择嗣的性质并无不同。

结语

陈谦出使福建的目的与其他鲁使不同，它是鲁王效仿唐使拉拢对方勋将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该事件成功引导闽浙纷争和全国局势进入新阶段。

在南明史籍中，陈谦本人的存在并未受到重视，然而陈谦作为鲁使被唐王诛杀却关系到文本中针对闽浙失和和隆武败亡的归因。

浙东大部分史籍多非该事件亲历者所著，但这些著者中的绝大多数都认同唐王应对陈谦之死负主责。

若仔细甄别这部分史料，不仅可以发现相关的时间线索模糊，而且诸多的事件细节与人物关系和政治环境不合。

参考文献

《石匮书后编》

《东山国语》

《东南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