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叶良骏：高高的银杏树

　　冬日，我回陶馆参加活动，天静地寂，一片肃杀。这棵银杏树叶子都掉了，它向隅而立，已在此站了卅年。这是应山海工学团团长潘冷云遗言种的。站在树下，往事历历，眼前浮现出潘大哥亲切的面容。

　　潘大哥追随陶行知从武汉到重庆，进育才学校工作。陶先生去世后，他与马侣贤等陶门弟子把“育才”迁至上海。因某种原因，他并未留校。直到恢复党籍，他才重新走上讲台，以副局级待遇离休。年逾花甲的他牢记陶师当年对他说的话：“人活的时候少，死的时候多，活着时多做有意义的事，少就变成了多。”他要恢复陶先生的山海工学团，为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办新型教育。

　　他身无分文，阻力重重，只怀着一腔热情，与几位陶门弟子赤手空拳把这所学校办起来了，成为改革开放后上海少有的民办教育团体，被誉为天下第一工学团。他以陶行知精神办学，学生半工半读，不仅完成学历教育，个个都成了企业争抢的“工匠”。

　　潘大哥在陶先生身边工作多年，深受感染，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善待朋友。我像很多人一样，得到过他的帮助，我第一次讲陶行知，是纪念馆开馆，听说要来大领导，吓坏了。潘大哥说：首长再大也只有两只耳朵，怕什么？我被逗笑了。听说我要写书，苦于资料少，他开导我，你不是写传记，细节可以虚构。我豁然开朗。

　　我在复旦大学讲课，出版社同志被陶行知精神感动，建议我出本陶研著作。我喜出望外，立刻签了出版合同。一位老师要我把稿子给他看，我留了个心眼，只带去了目录。老师说要和我一起出这本书，我拒绝了。没想到，我去交书稿时，编辑邬老师说：“因为你的老师有另一本同题材书，不能出你的书了。”我与“复旦”失之交臂。

　　老师的书出来后，我发现有两位作者，另一位竟是潘冷云，我找他理论，发现他毫不知情。他看了我的出版合同后，对我鞠躬致歉，并拍案而起，与这位老师割袍断义。后来，他千方百计联系出版社，我的第一本书得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写书评到处推荐，还买了几百本送陶友，他说是补救。对那位老师，我始终不能释怀，但对襟怀坦白的潘大哥，心存感佩。

　　大哥办“山海”受到各种非议，他坚持，只有做，才能辨明是非。他面对的不仅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而是在“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中力排众议，单枪匹马披荆斩棘。最后把“山海”办得风生水起。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农村，这是一条可行之路。他一再说，环境不会因人而变，坚持干，才能证明对错。他骑着老“坦克”到处奔波。“要抓紧每分每秒，完成陶行知以教育改造农村的遗愿。”

　　山海工学团出人出产品，成了农民欢迎的学校，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潘大哥却离去了。他留下遗言不留骨灰，遗体捐给医学机构，只希望在陶馆种一棵树（他曾竭尽全力为开馆呼吁奔走），如今这棵树已长得很高，根根枝条昂头向上。遗憾的是没人会关心一棵树，石碑上的字也已模糊。忽然想起，我从未谢过潘大哥。唯一的那次，我去医院看望，他已不能进食，连一个苹果都没能给他。只记得他断断续续对我说，再苦再难，你要坚持传陶研陶……

　　大哥走了卅年，早已无声无息。山海工学团完成了历史使命，已不复存在，只有这棵高高的银杏树在风中默立，在说很多只有我才听得懂的话。我记着大哥的嘱托，以陶为师，也许做得不够；也许走的路同样曲折，但我也要“把少变成多”，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大哥，请安息！（叶良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