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石刻官吏书人身份研究

元代石刻官吏书人身份研究

引言

元代的石刻官吏书人群体比较庞大，基本覆盖了当时的各类官僚群体。

通过对元代石刻官吏书人身份的考察可以了解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

而且元代的石刻题署形式和石刻官吏书人群体也有其独特的时代烙印。

一、元代石刻概况和官吏书人题署类型

石刻的总量是规模巨大的。从具体内容出发，根据用途划分，元代碑刻主要分为几类：一是纪事碑，二是纪物碑，三是纪人碑。其中，纪事碑数量最多，占了元代碑刻大半部分。

石刻艺术尽管历史悠久,但由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功、记事、记人，而并非表现书法艺术，所以中国早期的石刻并不重视题署书人，并不题刻书人身份和姓名。

碑刻发展到东汉时期，才偶尔记载书人的一些基本信息，体例非常不固定，导致存在很多疑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刻的数量非常巨大，但是可考证的书人不及百分之一。

这种情况，延续到唐初时，题署者仍然吉光片羽。直到唐代中期情况才有所转变，由于当时刚开始产生的碑志风尚和不断完善而产生的碑志体例，后来逐渐产生了撰文、书丹、篆额等题署类型，但刻题署者也只占一半左右。

经过宋，到了元开始，碑刻书写题署的情况才逐渐增多。在碑刻的用途、规格、地域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也往往存在着某些特殊题署的情况现象。

碑刻的题署中，书丹和篆额两项是与书人密切相关的。就常见的一般形式而言，从题署的位置来看，位于碑刻名称之后、正文之前者占大多数。但是也有例外，书丹和篆人也有在正文之后者，也有前后分开者。

此外，还有分别署名于碑阳和碑阴者，或二者全部署于碑阴者。从整体来讲，书丹人和篆额人的题署位置也有先后之分，以书丹置于篆额之前者占多数，或许也与书丹人和篆额人身份地位息息相关。书丹人在篆额人之后者，也有很多。

元代石刻官吏书人中馆阁、进士、儒学教官身份考察

馆阁部门是元代最主要的文化部门，也承担起元代主要的文化职能。在馆阁汇聚了大量文艺界的翘楚，甚至是文坛领袖，他们为元代文化艺术的发展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元代馆阁主要指集贤院、秘书监、翰林国史院和奎章阁学士院等部门。并且元代碑刻中记载了许多在馆阁任职的书人。元代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

在元代，各族融合是一个主流问题。蒙古族在入主中原后，面临的是如何治理好人口占绝大多数、具有很深文化底蕴的汉族问题。

马克思有一句著名的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在冷兵器时代，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在武力上十分占优势，因而横扫亚欧，但是为了统治文化、经济比自己高得多的中原民众，前提是要深入了解学习中原的文化，最终逐渐将自己和当地社会融合在一起。

在当时的中国，由于汉民族有着更加强大的文化经济，汉族和少数民族不断地通过互相学习交流而将彼此的文化进行融合。在元代，这种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的更为明显。

元代统治者广泛吸收各族英才，任用中华各族英杰甚至国外贤才共同治理广袤的中国。

尤其是重用蒙古族和色目人，他们迁入中原汉地，几代人都深受汉文化影响，都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元代的蒙古族和色目人等少数民族也深深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高度文化认同，同时各国各族贤才也在元廷的治理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少数民族书人的书法水平也很出彩，他们书碑甚多，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卷 5《美术篇》中评论色目人书法家说：“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

元代在对待文化上向来是采取宽松的政策，元代文化是多元包容的。这就为元代的文化教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也造就了元代教育界人士有良好的学术环境。

从碑刻可以看出，有很多的教官和学生也参与书碑，碑刻内容也多以教育为主，这就为教育成果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其书碑有的宣扬孔子地位名声，记载文庙等事宜，树立了孔子万世师表的形象。有的记录庙学、路、府、州、县学校的情况，宣传了学校等机构。

有的歌颂儒学先贤，宣扬了儒家的教化作用。还有很多记载学田记，表明了学校的经济保障。书人通过书碑，保留了许多当时教育事业的各方面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元代其他石刻官吏书人身份考察

元代官吏书人群体是元代书人中体量最大的，除去前文的馆阁、进士和儒学教官等官吏书人，其余的官吏书人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据统计有 529 人之多，占石刻官吏书人总数约 3/5，占所有石刻书人数量的约 1/3。

元代的官吏书人遍布元代官僚机构的各个部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官僚机构石刻书人分布非常广泛，这个现象也反映了元代书碑情况是极其普遍的，这也是在得到各级官方机构的大力支持下所形成的结果。

元代的中央官制继承了前朝一些因素而建立，同时也因为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政权，并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特色在其中。元代官制分别将行政、军政和监察三者分而设之。

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主军事、御史台掌监察。另有地位显贵的三公、大宗正府行司法审判、宣政院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并掌管吐蕃军政事务、太禧宗禋院掌祭祀和储政院掌辅佐太子。

元代为适应对中原的统治，在中央官制方面大量吸收了汉族政权的许多特点，但也保持其少数民族的特性，在部门设立和人员任职方面也存在许多民族歧视特征。

例如，在中书省的实际最高首脑右丞相则必须由蒙古族担任，中书令一般虚设，蒙古人尚右，右丞相因此级别最高，色目人则可以担任左丞相与平章政事一职。而汉人最高只能担任右丞与左丞。

另外在元代，枢密院与御史台的高层中很少有汉人，主要由蒙古人和色目人任之。

元朝将书院官方化、教育普及化、投资教育事业、重视学术科研、安置了许多人士为教师，儒学官吏书人通过书碑传播和记录了教育事宜，体现出当时元廷对教育和学术事业的重视和扶持。

其他官员书人书碑共 619 方，书人共 529人，中央、地方和监察官吏书人权力大并分布广泛，通过书碑记录其政绩并传达政令。

元代官员由于其身份代表政府形象，官吏书人书碑许多也是传达政令和纪念政绩的作用，许多石刻题署明确标注某某书人奉敕书篆的样式，代表其奉朝廷命而书碑，许多官方行为也通过其立碑的方式以表纪念，将其政绩公示于众。

元代石刻题材多样，许多都通过官吏书碑的方式反映出政府对文化、教育、宗教、农事、军事、工程、水利、个人等具体事宜的重视和扶持，使其达到纪念和宣传的作用。

在元代，有许多蒙古族、色目人等少数民族官员参与书碑的情况，这体现出元代重视任命少数民族为官员的政治特色，同时其中许多少数民族文士书人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侧面体现出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的华化现象。

元代官吏书人具有数量多、分布广、文化精、地位高等特点，元代书人书碑风气盛行的情况在元廷的扶持和官吏书人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官吏书人起到书人参与书碑的主导作用并推动了书碑潮流的发展。

结语

元代石刻书人参与书碑是在官方要求和私人请托下实现的，元代的官吏书人参与书碑多是出自于彰显其政绩的政治目的。

元代石刻题材多样，许多都通过官吏书碑的方式反映出政府对文化、教育、宗教、农事、军事、工程、水利、个人等具体事宜的重视和扶持，使其达到纪念和宣传的作用。

在元代，有许多蒙古族、色目人等少数民族官员参与书碑的情况，这体现出元代重视任命少数民族为官员的政治特色，同时其中许多少数民族文士书人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侧面体现出元代少数民族文人的华化现象。

元代官吏书人具有数量多、分布广、文化精、地位高、影响大等特点，正是由于广大官员的参与和扶持带动了元代书碑风气的发展，所以造就了元代丰富多彩的石刻艺术。

元代石刻承载了大量的元人文字遗迹，记录了大量的知名和不为人知的石刻书人信息，并展现了元代文字的书写面貌，各类官吏书人的各种石刻书法也影响到当时的书写风气，也可以弥补当今对元代书法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元代石刻官吏书人身份和石刻书法的考察，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元代社会的各方面情况和社会书写状态。

参考文献

《所录碑刻资料勘误举例》

《论新茔碑在元代的兴起与衰落》

《元初翰林国史院的职能与文人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