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初期对于进军方向徘徊不定, 攻克南京数日后才决定在此定都

咸丰三年二月初十（1853年3月19日），清廷两江总督驻地江宁城被攻破，数百残存旗人士兵逃出满城，在朝阳门外乡间躲藏，远远的望着这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之一。自年初这支叫太平军的部队从武昌而下，短短一个月行程1800余里，两江总督陆建瀛完全无法应对，在武穴、安庆、东西梁山一再失败，最终战死于江宁城中。逃出城外的旗兵却没有那么担忧：太平军自起事以来，城池都是占领即弃，停驻最久的永安和武昌也不过半年，或许他们又会和往常一样，补充士兵和给养，东进镇江，切断漕运后顺运河北上，那就是远在京师的皇帝要考虑的问题了。

一开始事情仿佛在按照他们的设想发展：太平军的指挥机关和随军家属一直在水西门外的舟船之中，没有进城；城中在清查户口，把人员按照职业设馆收编，一切都像是要将这座城市打包带走的样子。

变化发生在城破后的第十天，水西门外的部队大规模进入南京城中，一只部队随即向扬州进军，太平军也开始占据南京城外秣陵关、金柱关等重要据点，随着向荣带领的部队从东南接近城池，这些旗人士兵已经开始明白了：对面的敌人不走了。

将首都定在南京并不让清廷意外，从皇帝到大臣都有过如此的猜测，但是对太平军而言，这一决定却历经曲折。

广西徘徊

时间回到两年多以前，根据《天情道理书》所记载的“天父天兄圣旨，回去团营”的命令当是金田起义的动因，自此各地教众开始向金田聚集。前期的太平军是不是有具体的战略方向呢？《紫荆事略》记载了此时太平军就有取江南之意：“行将取江南矣，岂畏而官军耶？”在被俘的李开芳的供词中，也有类似描述：“洪逆在广西便意欲到南京，到南京意欲不动……”建国以后，广西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在金田地区的调查中，有关进取南京也有一条口碑：“并高呼口号：一打南京，二打北京，牛骨乱尽，豆豉发瘟……”

以上三条被许多人作为太平军前期就定下进取江南的依据，然而从太平军的前期行动来看，这一说法恐怕并不属实，起事的前期他们一直在象州、平南、金田等地来回，和清军对峙半年以上，在清军没有合围，北路洞开之时也未大规模转移，此时就有取江南的战略决策并不合理。史学家中也有多人否认了太平军前期有进取江南的决策，比如崔之清在《太平天国战争全史》中，王庆成在论文《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争论》中等等。

学者们在否认前期南京决策的同时，根据太平军的行动估计，此时的太平军并没有具体的战略方向，只图长期驻守。事实未必如此，在这里要提三条史料来分析。

咸丰元年（1851年）夏季，太平军的处境已经并不乐观了。缺粮少盐的太平军被围困在紫荆山谷地中，士兵也已经开始逃亡。大约在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间，一位太平军士兵李进富被清军俘获，他供述道：“欲往平乐一带，因官兵层层扎紧，打算要从后路……，便抢船只，一路抢掠到广东花县去安身，因大头子二头子都系花县人，暗中也有人在广东传教……到去兴旺，大家享福……”

李进富的供词中路线非常详细，他说太平军计划从东乡北上柳州转道平乐，因北路桂林而来的清军围堵，又准备转向东方，抢夺船只，顺江而下去往广东，这在地理上切实可行，由平乐到贺州后，水陆均可前往广东，而由紫荆山谷东出到金田，走大湟江可以直达广东，如此详实的口供，清廷官员作假的可能性不大。

这一供词在后还有两条史料相印证。民国九年（1920年）的《桂平县志》这样记载：“洪军被困新墟，盐粮将近，欲以竹筏潜由南渌，石觜渡江，往贵县，玉林”。依据赛尚阿的奏报《赛尚阿奏报分饬防堵南渌东乡并请给捐职主簿陈登仕蓝翎片》，太平军的确于六月底两次进攻南渌，均被清军击退。

太平军欲水路南下贵县，继而陆路进取玉林，这应当是要接应在玉林的凌十八部。可能由于通信不畅，事实上凌十八部四月间已经被清军击退，但是这几条史料反映出太平军意欲进军广东的意图非常明显。

由于清军早已意识到凌十八部和太平军事实上为同一支部队的不同分支（徐广缙早已向清文宗奏报过），而且凌十八部的密探张十一等人被清军俘获，也供述出他们欲北上会和太平军的意图，清军很注意防止两股部队的会和，清文宗和赛尚阿等人多次指示清军要防堵两支部队的路线，以至于太平军欲南下玉林的行动计划也以失败告终。

被清军围困在新墟的太平军最终由北路突围，进占永安。他们封王建制，分男行女行，建立礼乐制度，整整停留了半年之久。在这一个广西的山区小县城，显然不是光扬真神天父上帝的合适所在，转移方向想来也一直在讨论中。有史料可以证明此时的太平军，还是没有放弃东进广东的计划。

闰八月二十二日，咸丰皇帝发上谕给徐广缙，提醒他注意防堵太平军由水路东下广东：“再据贼供，洪秀全有乘小舟欲驶出濛江上之信。濛江逼近藤县，系东通梧州水路……”这一上谕在《镇压档》第二册和《文宗实录》中均有收录，且来源为太平军俘虏的供词，可信度较高。

半个月以后，九月初十咸丰皇帝再发上谕：“昨据赛尚阿奏，现探该匪复于濛江一带备有船只……又思窜越东下……”可见太平军战俘的供述可信确凿，清廷探知太平军在永安准备船只，似乎有东下广东的行动。清文宗的反应依然是提醒徐广缙防堵太平军和凌十八的会和，在上谕中提醒：“藤县距信宜不远，现凌十八、梁二十大等股尚未扑灭……”

太平军看似做好的水路准备最终没有实施，第二年突围的他们选择北上桂林，放弃了东进的方向。进攻桂林的决策来自于杨秀清，这一点应当无疑。根据《天情道理书》的记载：“三月，天父大显权能，命我们弟妹同扶真主，攻取桂林”。《蒙时雍家书》则记载：“荷蒙天父天兄下凡大作主张……直打桂林省”。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形式，直接钦点了下一步进军的方向，其中的原因应该有二：其一，前期的数次尝试可见清军早已获知太平军意图和凌十八合股，在广东方向早有布置，按照敌人的设想行动显然并不明智，有被埋伏包围的风险。其二，凌十八部长期在广东活动，并未接受过天父天兄的“荣光”，待到真正会合，这刚刚获得的天国大权恐怕有旁落的风险，要知道那支广东人的部队丝毫不比广西的这支部队规模小。

杨秀清

当然，杨秀清是不会承认这些小心思的，他在《天情道理书》中这样解释凌十八部的失败：“高州罗镜墟一帮兄弟不能坚忍……差入鬼路，不守天条……此是由自己不能坚耐，立志不定…….”杨秀清的这一指责显然不符合实际，根据徐广缙和叶名琛的奏折，凌十八部在罗镜固守，并且不断向营中会众宣传：“无日不以即有广西弟兄前来救援为词”。他们认为凌十八部“为历来各匪徒中罕见”。这一表现和杨秀清所说不能坚忍等大相径庭。

北上两楚

永安突围的太平军运气并不好，他们的进军方向被清军准确推测了出来，向荣带兵迅速北上，并于太平军到达桂林之前进城防守，太平军进占省城桂林的计划也随即失败。下一步转移的方向再一次放在了太平军的案头。

有数条史料对此时太平军的决策原因有清晰的记载，《盾鼻随闻录》中说：“洪秀全仍欲回窜广东，杨秀清原籍湖南……力劝赴楚，适有郴州土匪李年通，率领三百人到广西入伙，愿为向导，大股贼众遂于二年五月全数蹿出粤境”。

《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值湖南郴州贼李严通作乱，为官兵追剿亦逃附……”这位作者亲身在太平军中生活过，应当是原始来源。《盾鼻随闻录》在这一点上有其他史料的印证，应当可信。

另有一条史料值得注意，《粤匪起手根由》记载：“洪秀全心欲到南京，杨韦石三王禀复南京长江浩荡四围涌水，现在并无船只，寸步难行，洪秀全云如是何处安身，三王云只好到四川……”

由此看来，在太平军的高层可能有去向的争议，但即使此时确有去南京或进四川，理应是一个初步的想法，被围在湘南的太平军距离南京或者四川，尚有不少困难险阻。

在李严通的向导下，太平军北上湖南，冯云山在全州战死，他们又被和春江忠源在蓑衣渡击败，于是他们再次转向东南，停驻在易守难攻，只有数条山道交通的道州城。

《贼情汇纂》记载了此时太平军中内部的争议：“群贼怀土重迁……仍扰广西，杨秀清独谓非计：‘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意？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深然之。”

《盾鼻随闻录》也有记载说：“洪逆欲退回广西，秀清以湖南鱼米之乡，连年丰稔，可以到处劫掠，持议未决，随营群众均欲回粤，遂传令插旗向南，拔队退走”。在清廷最后编纂的《平定粤匪纪略》也采用了《贼情汇纂》的说法。

这两种说法都有合理的一面，但是也都有错谬之处。太平军在道州时，洪秀全和罗大纲派出多名斥候，打探进军广东的路线，并有许多被清军抓获，他们的供词都供述自己的任务为打探由临武到连州的道路是否通畅：“贼首洪秀全要等人往连州一带探听路径并有无官兵防守”。其中邓亚隆明确供述：“欲由东陂观下攻连州……”。以广东人洪秀全罗大纲代表的首领意图打回老家，比较合理。而太平军以广西人为主，他们怀土重迁，想回广西老家，也可以理解。此时杨秀清否决了这两个意见，但是说他现在就有据金陵为根本，那就完全是张德坚的猜测了。张德坚所说的“舍城堡，略要害”和太平军停驻郴州、围攻长沙等行为完全不符，而且此时还在惦记广东的洪秀全也不太可能“深然之”。

萧朝贵

在和清军对峙的太平军转移至郴州和桂阳之时，发了改变他们进军路径的重大事件：西王萧朝贵战死长沙。

进攻长沙理应不是太平军的原始计划。根据李秀成的供述，此时在湘南的太平军已经有5万多人的规模，而钦差大臣赛尚阿奏报说，进攻长沙的萧朝贵部只有一千多人的部队。这一细节表明进军长沙的萧朝贵或许是在分兵牵制，或许是寻找转移路径，然而他的战死让湘南太平军主力全数北上，太平军再一次向一个省会城市发起了进攻。

事实上，太平军进攻长沙的最佳时机应在萧朝贵初抵之时，那时的长沙城几乎无兵防御，但是萧朝贵兵力过于单薄，自己也在城南被火炮击中胸膛，随即死去。待到湘南主力到达，陆续赶到长沙的清军也有数万兵勇了，太平军错失了占据长沙城的时机。

进取中原

进攻长沙失败的太平军渡江向西，在湘江以西击败向荣后，他们彻底跳出了清军的包围，并提出了取河南为家的战略目标。根据李秀成的供述：“欲由宜阳县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河南为家”。李滨《中兴别记》也记载了同样的形势：“谋由宁乡绕洞庭暂取常德为巢……凡河港商船民舟，一旦系为贼有。杨秀清大喜，谓洪逆等“此天父赐也……当改道出洞庭，进图岳州”。自是贼水陆相辅，益不可制”。

这里要注意的是，与以往史料不同，此时的太平军进取中原的计划是在全军公布了的，以至于当时身为圣兵的李秀成也能深知详情，而以往除东进广东的计划以外，不管是四川、南京等都仅仅是诸王之间的讨论争议，普通士兵无从得知。

进取中原的策略也反映了太平军的思想变化，他们取得天下，推翻清廷的想法逐步显现。

向常德进军的途中，太平军在益阳获得大批船只，他们更改了进常德的计划，转而进取岳州，顺江而下，并占领了第一个省会城市武昌。在这里军中内部再次发生了一次有关战略方向的讨论。

《发逆初记》中记载：“及武昌陷……杨秀清出全州时，已有窥窜江宁之计，石达开劝令先行入川，再图四扰，杨逆不从……”《盾鼻随闻录》记载：“女贼卞三娘，凶悍绝伦，女兵千余……向洪逆献计，欲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杨秀清欲由长江径取江宁为巢穴，争论不绝。秀清遂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南……”

太平军战俘的供述也应对了这种争议的存在，《粤匪犯湖南纪略》中记载：“有自贼中出者供称：贼决计北窜，有遂扰河南之说，有由江南进扰之说”。在太平军占领武昌不到一个月之时，官文奏报清廷：“拿获奸细金登进，姚义漳等供称，贼目罗大纲使来荆郡窥探情形，约定正月初旬由仙桃镇一带来荆……”。

从时间上来看，太平军首先否认了西进四川的决策，因此战俘供称的进攻荆州没有实施，随之他们内部又爆发了直接北上河南还是取道江南再图四扰的争论，最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形式，否认了其他方案，全军计划东下江宁。

这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能静居日记》卷十九记载了一位清末书法家陈六笙，他出生于太平军起事之地贵县，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间于曾国藩大营中见到了赵烈文，他向赵烈文讲述太平军初期之事时，说到在武昌有一位浙江人钱江，钱江上书洪秀全，应当先至金陵，断南北交通，再疾趋燕都，攻击清廷首都北京。虽然罗尔纲认为此事子虚乌有，但是赵烈文当时记载说两楚盛传其事，后来的许多有关太平天国的小说和民间故事也有此人的名字，在此仅作一记。

东取江南策略的确定并不意味着太平军放弃了进取中原的念头。因为根据太平军战俘的供述，遂取河南和由江南进扰只是同一个目的的不同路径，进江南目的还是要北进中原，事实上，定都南京的决策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晚的多。

定都南京

咸丰三年（1853年），过完了新年的太平军开始东进，直到此时他们才算真正的“舍城堡，略要害，直取江宁”，这也侧面反应《贼情汇纂》记载他们在道州就有此决策绝非事实。

现存史料普遍反映出，太平军是在攻克南京以后，才决定将“小天堂”定在这座城市的。最为生动的记载来自于李秀成供述：“此时天王与东王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急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是中州之地，足备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之！’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此水手是驾东王座舟之人。被该水手说白，故而改从，后即未往，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开立军伍，整齐营规。”

《粤寇起事纪实》也有相同的记载：“道州水手蒋某云，北方水少乏米，南人甚不相宜，且旗营马队极多，势不能敌，不如占都金陵，据长江之险，纷扰东南，徐图北窜”。这一说法来自于一位清军都司秦上儒，他在湖南参加太平军，后投降清廷，这两位亲身经历者的描述完全一致。

其他曾经在太平军中生活过的人也留下相同的记载，李圭在《金陵兵事汇略》，马守龄在《金陵癸甲新乐府》等都有提及，不再一一引述。

定都南京反映的是杨秀清的意见，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为了阐述自己决定的正确性，定都不久的太平天国出版了书籍《建天京于金陵论》，书中逐一阐述了南京定都的正确性，河南和湖北为什么不合适定都等等理由。秦子贻论曰：“金陵为天下之名区，钟阜有龙蟠之象，石城有虎据之形。山川盛气，郁乎苍苍”。何震川论曰： “建都既成，天下大定”、“金陵定鼎，平成永固之基”。林一环论：“建都必先观地之形势。地非居天下之中，不可建都；非有崇隆之势，不可建都；非有富厚之形，尤不可建都也。至于金陵地居都会，据东南之美，为名胜之区，地势弥崇，民情益厚，中多山阜，外有江河，此天父上帝所造成，而为我天王建都之地也。”这本书的动机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书内有些内容显得无知可笑，比如沈世祁就在书中说：“湖北、河南、金陵均居天下之中，然湖北、河南均有水患，惟金陵地势崇隆，民情富厚，且天下粮食尽出于南方，如江西、安庆等省，顺流而下，运粮亦甚便利。”乔彦材说：“东南为王气所钟，江山乃王灵所镇。王者建国必使控制夏夷，包括中外。收四海仰望之效，树万年巩固之基，此天朝天京所以有取于金陵也。惟我天王奉上帝真命，诛灭妖魔，救援世人，建天京于金陵，北接岱宗，西临沧海，砺山带河，金城汤池，大一统以敷猷，足以副天父天兄之宠眷者在是矣。猗欤盛哉！”完全不知所谓。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太平军前期多次试图和广东会众合军，但是在内部不同意见和外部清军的严密防堵下失败告终；随即他们在湖南反清势力的向导下北进，因西王的突然死亡再次北上长沙；围攻长沙失败后又经历了四川，河南，江南的内部争议，最终选择东下江宁；占领江宁后，再次经历了内部的纷争，才最终于江宁落脚，“小天堂”的谜底也才最终揭晓。咸丰三年二月二十（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国建都江宁（南京），改江宁为“天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