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都能犯这种错误，我们还能相信谁？

经常有读者在评论区说我的文章某某处有错别字，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有错别字，因为我写文章有个习惯，就是写完了从来不检查。

大部分时候，我的文章都是一气呵成写完的，再加上不回过头来检查，所以有错别字是难免的。但哪怕这样，每篇文章的错别字还是会控制在十个以下。错别字多了，不仅仅是态度问题，更会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

写作者有错别字倒也没什么，毕竟影响不会太大，可职能机构，尤其是公检法系统一旦有错别字，那可不是小事情，甚至有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最近，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就曝出了这样的丑闻。大部分都将其当成笑话来看，但我觉得这不是笑话那么简单，在这种低级错误的背后，暴露出太多刺痛人心的现实问题。

据《北京青年报》，浙江诸暨市人民法院出具的一份判决书上，出现了上百处低级错误。

这些错误到底有多低级呢，比如一笔5735019.54元借款，判决书上直接多出了一个“万”字，摇身一变成了5735019.54万元，573万元变成了573亿元。

作为具有法律效应，同时也代表着司法权威的判决书，居然连当事人的名字、证人证言和企业名字等，全部都能写错。

比如将陈建麟写成了陈建玲，将严胜军写成了严胜，将宣丞公司写成了宣城公司，将北京交通大学写成了北京大学，将青海渤源多次写成了青海博源...

离谱吗？更离谱的是，这种错误居然有整整85处！

到这还没完，判决书记载的内容和证据原文内容不符的错误有7处，数字单位错误共有4处，整个判决书出错高达100多处！

就这水平，不说是法院工作人员写的，我们还真以为是哪个小学生写的。这么说其实有点侮辱小学生了，小学生写完作业都知道检查，某些人身居重要岗位居然连这都做不到。

起草的人马马虎虎，审核的人根本没看，这哪里是低级错误，这分明就是一点没有责任心。

去年11月，我国在司法审判领域全面推行“核阅制”，所谓核阅制，指的是院庭长依据审判监督管理权力和权责清单对合议庭、独任法官作出的裁判文书等法律文书进行审核把关。

要求和标准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结果诸暨法院倒好，愣是当成了耳边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关人员不仅存在能力问题，更存在态度问题，敢问这种人还适合继续为人民服务吗？

另外，这个判决书就像一个人在聊天，不仅十分口语化，更是一点都不严谨，最多只有初中水平。我们很好奇，怎么会有这么低水平的人在里面当差？小学没毕业写公文出错很正常，但能进入司法系统当法官就不正常了！

这种能够决定别人命运的判决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零错误，一旦出现错误，后果是不敢想象的。我们甚至有理由可以恶意假设一下，比如有人继续犯这种错误，把“死缓”误写成“死刑”，把“有期徒刑1年”写成“有期徒刑10年”...

那影响的不仅仅是别人的一生，甚至是一条条生命啊！

颇为讽刺的是，判决书上载明的审判长和审判员，在单位里居然都是屡获表彰的模范干部。

其中，审判长2022年、2023年连续两年获得诸暨法院“办案标兵”称号，审判员更是在2020-2022年里，连续三年在诸暨法院年度总结大会上获得表彰。

这两位可都是法院的先进人物，自然是工作优异能力突出，结果还搞出这种事，我们是不是可以恶意猜测一下，那些不是先进的会不会更离谱？

葫芦官判葫芦案，无奇不有。

荒唐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层出不穷。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广西冯波案”，去年7月，北青深一度以《律师卷入“涉黑案”被判十年，称遭刑讯逼供》为标题，深度报道了冯波案。

一个月后，冯波案二审开庭，北京的两位律师作为冯波的辩护律师将出席二审。8月7日当天，两名律师来到来宾中院，在安检处被法院工作人员拦住，以该案重大敏感为由，要对两名律师进行安检。

在故意刁难，要求对律师安检后，法院继续刁难，又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律师携带电脑进入法庭。

就在律师不断向法院工作人员释法和沟通时，法庭那边却传来消息：

“庭审结束了”。

此事一出，人们无不惊掉下巴，对此澎湃新闻发表评论文章说“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就是保护司法公平正义。”

故意刁难律师，把律师拦在法庭之外，然后自己若无其事继续开庭审理。在开庭审理仅仅25分钟后，就宣告庭审结束，这一切的一切很难不让人想太多。甚至我们有理由怀疑，法院是故意让辩护律师缺席，然后趁机快速审理完该案。

事发后，来宾中院回应称：律师反映的情况确实存在，当日庭审中，在程序上确有不当。

对此，来自中院的柳金红院长亲自向被羞辱的律师“当面道歉”，还表示已经对合议庭进行了“批评”，合议庭也做出了“认真检讨”。

而当时制造这起程序不当、羞辱律师事件的，正是来宾中院的某洪姓法官。

有意思的是，就在不久后，这位洪姓法官在经过自上而下、层层推荐和逐级把关后，居然成为了“2021-2022年度建设平安广西活动”中的先进个人。

多说无益，四个字概括一下吧：

可笑！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