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大陆深处的蒙古国，其实没你想的那么缺水！

在我们的印象中，遥居亚洲大陆腹地的蒙古国是一个水资源较少的国家。由于远离海洋，再加上受极地气候影响较大，这里降水量少而不匀，气候具有寒暑变化剧烈的显著特点，随之带来了蒙古国南部一片戈壁荒漠的景象。这片绵延约40万平方公里，“北向无城郭，遥遥接大荒”的“漠北”，占据了蒙古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但事实上蒙古国真的如我们想象中那样缺水吗？

参考《亚洲中部湖泊水生态学概论》（1996年出版）记载的数据，蒙古国全国淡水资源储量约为6080亿立方米（其中湖泊水约占5000亿立方米，永久性冰雪约占630亿立方米，河流小溪约占346亿立方米），当时蒙古国的人口总数约为235万人，人均淡水资源约为25万多立方米。而据相近时期《2000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我国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7701亿立方米，在当时总人口达12.67亿的中国，人均水资源仅2186立方米，甚至不到同时期蒙古国人均淡水资源量的百分之一。

由此可见，在地广人稀的蒙古国，人们并没有那么缺水，这是为什么呢？

戈壁中的河流与湖泊

干燥的蒙古国拥有大量的河流湖泊，这在地理上并非反常现象。

在蒙古国的北部山区，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流。一方面，这是因为横亘于北部的山岭招致了大量的降水，降水又为地表水提供了水源。蒙古国境内的河流大多发源于库苏古勒、阿尔泰等山地，它们具有不同的流向，其中一部分属于北冰洋水系，一部分属于太平洋水系，而另外一些河流属于中部亚洲内陆水系，或注入湖泊，或在龟裂地上泛流，或透过松散的沉积岩潜入地下。

阿尔泰山。来源/pixabay

另一方面，恰恰在这些地区，地层由于受到造山运动的影响，潜水层底部的不透水层接近了地表，土壤的高度透水性促使地下水露出地面，成为地表水的补给源泉，此外，广袤的冰川水也成为补给河流的巨大储藏所。

在蒙古国的诸多河流中，当属北冰洋水系的河流水量最大。杭爱山脉和肯特山脉的许多山地小河由此向北冰洋方向流去，并几乎全都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流出蒙古境外、水量充沛的色楞格河。

色楞格河主要靠地下水、雪水和雨水补给，但大部分水量来自地下泉水。如果连同支流的流域面积，色楞格河与我国松花江的最大支流嫩江大致相当，其所流经的地区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因此色楞格河流域也拥有良好的农业用地，放牧着大批畜群，并分布着苏赫巴托尔市等重要的工业和交通中心。

色楞格河汇聚了众多支流，如右岸的哈努依河和鄂尔浑河、左岸的德勒格尔等，其中最大的是鄂尔浑河。由于鄂尔浑河50%-60%的水靠雨雪形式的大气降水来补给，因此河水的季节性变化与色楞格河相比，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降水量。

鄂尔浑河的支流为沿途带了大量水资源，也具有重大的国民经济意义。沿河可把从肯特山脉和杭爱山脉中采伐的木材运往邻近的陆路、城市和村镇，因此河流在木材运输方面起到巨大作用。

蒙古国境内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据前苏联地理学家穆尔扎也夫的考察，蒙古国的湖泊可以根据其成因划归为以下类别：

一是因地壳构造作用而形成的湖泊，如库苏古尔湖、吉尔吉斯湖等。

二是因冰积或玄武质熔岩堵塞谷地而形成的湖泊。

蒙古国景观。来源/pixabay

三是因河流摆动或因河流消失，河谷中保存有残湖而形成的湖泊。例如克鲁伦河河谷中的弓形湖。

四是残湖，它们都保存在山间盆地里，其存在的原因是在于山间盆地没有外流河，它们的水源仰赖于经常的或临时的水流。这类盆地的成因大多同构造作用有关，因而这类盆地中的湖泊的成因，很接近于第一种类型。例如戈壁中的阿拉克湖。

五是生成在蒙古东部各平地和东戈壁部分地区的闭塞洼地中的湖泊。这些湖泊都是临时性的季节湖。在干涸的时候，它们就露出粘土质的湖底，或变成盐地。例如哈拉湖等。

蒙古国的戈壁沙漠。来源/央视纪录片《野性蒙古国》截图

六是因平坦的山脊部分发生水分过多和沼泽化现象而形成的浅小湖泊群，例如阿尔泰山脉及其支脉的山脊上的一些小湖，肯特山脉秃山地带上的一些小湖等。

在众多的湖泊中，蒙古国最大的淡水湖库苏古尔湖，湖水清澈、水量丰沛，除了供人畜饮用外，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以“贝加尔湖的姊妹湖”闻名，成为蒙古的旅游胜地。“库苏泊”在古突厥语中是“水量丰沛的湖泊”的意思，在蒙古地理学家贡嘎达希的笔下，这里是“蒙古的瑞士”——

如果你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晴朗夏日，烈日灸背的正午时分，乘舟划破一平如展的镶着斑澜花纹的碧绿的湖面向北驶去，你会突然发现布林汗山岭（蒙库沙尔迪克山）仿佛从休依斯岛后面的水中挺拔而出，峰顶白雪皑皑，光彩眩目，愈是接近岸边，山势就愈显得高大，再向前驶去，布林汗山简直垂悬在你的头顶上。湖中岛屿同样是极其优美的。毫无疑问，库苏泊是一个景色异常秀丽的地方。它不能不使那位初次来到这里的外国人感到惊讶。

近些年来，由于蒙古国常年受西部流动风、高纬度气压的影响，常有风且风力大。风大、干旱加上降水量少，使得植被稀疏、生态脆弱，导致蒙古国水文生态系统极其脆弱，大量河流、湖泊干涸，土地荒漠化加速，但被视为“母亲”的“生命之水”，依然是蒙古国人民维持生产生活的重要一环。

滋养国民经济的地下水

地下水在蒙古国的经济中，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具有重大意义。据统计，蒙古国65%的土地没有常年性的河川径流。换句话说，主要用作牧场的、面积约为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缺少地面水流，这也就表明，为何地下水对于蒙古的国民经济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据1967年统计，蒙古国共有16300眼土井和近1000眼机井，而且大部分农业生产生活用水都取之于土井。且据统计，尽管在戈壁境内地面河流湖泊很少，却集中了较多可利用的地下水。

蒙古国草地。来源/pixabay

这证明，蒙古国的牧场、草地和耕地，可以较为广泛地利用戈壁地区的地下水灌溉，而地下水大多能从砾石谷地或山区中有断裂构造的地方流出地面。

这些从地下深处自然涌出的、未受污染的地下矿水，也就是蒙古人口中的“阿尔简”（源于梵语“拉什阿尼”，即甘露之意）。据《蒙古经济地理》记载，蒙古国居民很久以前就已应用矿泉来治疗胃病、皮肤病、风湿病和神经痛等。每逢夏季，便会在矿泉周围出现一批幕帐组成的市镇，迎来一批批享用矿泉的人们。

蒙古人民的生态

对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史书常常记载着他们“逐水草而迁徙”。蒙古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草原上，自然懂得草场就是他们最好的生产资料，因此特别爱惜草场上的一草一木，同时也特别珍惜水资源，并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草原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以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爱水”也成为古代蒙古牧民共同遵守的社会风尚。

蒙古草原放牧。来源/人民日报国际

在蒙古人早期的习惯法“约孙”中，已经包含了许多草原生态保护的内容，如禁止将屠牲畜后的废弃物、腐烂变质的食物以及牲畜残尸弃入河水中；禁止乱伐树木，有效地保护树苗；禁止使用活的树木为燃料，他们认为故意毁坏树苗会使“水神”愤怒，导致严重干旱或洪水泛滥。在蒙古人的习惯法时期，人们通过对神的敬畏之心以及各种生活禁忌来约束滥用水资源的行为，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成吉思汗制定了法典《大札撒》，该法典吸收了蒙古习惯法，有许多禁止污染水资源的法条，如“禁止水中溺、尿”“禁徒手汲水，汲水时必需用某种器皿”“禁洗濯穿破的衣服”等。

成吉思汗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

《世界征服者史》记载：

“在蒙古人的札撒和法律中规定，春夏两季人们不可以白昼入水，或者在河流中洗手，或者用金银器汲水，也不得在原野上晒洗过的衣服；他们相信，这些动作增加雷鸣和闪电。”

《出使蒙古记》也有记载：

“游牧民族的人民是从来不洗衣服的，更不用说在草原上晾晒他们的衣服了，因为那样他们认为会使神明发怒。一般来说，他们也是不洗碗和盘子的，只有当他们炖肉的时候，才会用炖肉的汤洗一下他们的盘子和碗，然后再把清洗的肉汤倒回锅里。”

古代蒙古人这些禁忌习俗看起来可能比较古朴，但事实上，蒙古先民正是因为深谙水资源在干旱缺水的蒙古草原上的重要性，因此才以法律的形式禁止水资源的污染，起到保护和合理使用水资源的积极作用。

蒙古国人民的生态观反映出草原牧人对本民族所居住地方多样性自然生态环境和出川万物的感激、敬畏与膜拜，这是一种朴素的生态文化思想，在“万物皆有神灵”的古代蒙古社会里，对水的自然崇拜也体现出无限的人文关怀。

蒙古草原放牧。来源/人民日报国际

随着蒙古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油井、矿山、烟囱取代草原上往日成群的牛羊，成为新的风景，水文化也随之发生变迁。特别是在水资源短缺，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用水的背景下，对水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避免水资源的浪费，防止水资源的污染，杜绝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成为现代蒙古国必须重视的现实问题。据《人民日报》报道，2011年3月22日，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把2011年确定为“水年”，呼吁全体国民合理使用水资源，共同保护江河湖泊，并称“要把水当成宝”。

近年来，蒙古国主要通过水质监督、水信息登记，以及水源地保护措施的源头预防等来保障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及使用，甚至计划“北水南调”，以摆脱南北水资源分布不均匀的窘境。这样看来，地处大陆深处的蒙古国，还真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缺水。

参考文献：

（苏）穆尔扎也夫著；杨郁华译：《蒙古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

（苏）库兹涅佐夫著；杨郁华等译：《蒙古人民共和国河流水文地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内蒙古大学蒙古研究所编：《蒙古人民共和国概况》，1976年。

（蒙）贡嘎达希著；辽宁外语专科学校俄蒙语系译：《蒙古经济地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7年。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英）道森编；吕浦译：《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蒙古草场、水利资源考察报告》，《中国草地》，1992年。

宁天琪：《论古代蒙古族习惯法对草原生态的保护》，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

黄治国：《蒙古族水文化的历史记忆及意义分析》，《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

张春华，孟庆国：《蒙古族水禁忌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青年文学家》，2013年。

田露：《解析元清时期蒙古民族草原生态的法律观》，《兰台世界》，2015年。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