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下兼藏于日本投降后被捕，其于1954年11月29日笔供罪状

1932年“一二八”事变，杉下兼藏暗下决心在上海无论老幼都要杀掉，他拟订了一个在上海杀害100名中国人的计划。

杉下兼藏生于1901年，日本歧阜县人，任日军混成第九师团卫生队第一中队第一小队第一分队长军曹，于1932年2月侵入上海。日本投降后被捕，其于1954年11月29日笔供如下：

1932年2月5日，我与山本曹长到上海复旦大学宿舍后边一老百姓家中，企图掠夺东西，发现两个小孩藏于床下，我亲自将一约7岁男孩摔死，将尸体投入河中。另一名由山本曹长带走，如何处理我不了解，可能杀害了。

同日在上海江湾镇时与十九路军混战中，我亲自用刀刺死十九路军战士5名，并令部下刺死15名。

2月6日，在上海江湾镇阵地与十九路军交战时，我亲自用军刀刺死十九路军战士3名，命令部下刺死8名。

2月7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内,将约300册书籍烧毁。

2月8日在上海江湾镇与十九路军交战时，亲自用军刀刺死5名，命令部下刺死了10名。

2月19日于江湾镇陆家桥吴淞路东侧,正在看日军三十六联队在该村放火时，由此村跑出5个小孩，我用手打了其中4名，后将一约6岁的男孩摔死投入火中，其余皆向赛马场逃去，未加追逐。我亲自摔死一名，我部下是否摔死我不了解，如果有的话，我亦应负责任的。

又于2月21日在上海江湾镇北16公里之白杨村南，我命令部下森田上等兵用枪打死失去联络的十九路军中士1名。

2月22日在上海白杨村南侧河岸运输伤兵时,发现有十九路军伤员3名，我用脚将他们踢下河淹死。

2月24日我率领我分队士兵28名到江湾镇北方支援日军作战,我命令部下射杀十九路军战士15名。

2月25日于同一地点命令部下射杀战士十几名。

2月26日奉第三十六联队第十一中队长之命,带领部下20名向江湾北之阵地与十九路军作战，俘获俘虏3人，亲自刺杀一名，其余二人由部下杀死，并掠获轻机枪6挺。

3月1日于大场镇南约一公里小庙中收集伤兵时，发现十九路军女兵两人，我用军刀将其杀死。在崔家桥战斗中杀死十九路军战士一名。次日又于大场镇、真茹镇间公路旁的竹林子内，我担任斥候长，亲自用军刀刺死十九路军伤兵3名，命令部下刺死15人。向前走发现伤兵12名，亲自刺死2人，命令部下刺死10名。再向前我又刺死3名，命令部下刺死15名。在此日共杀死50余名，我亲自杀死8名。

3月4日，为了做饭，我带领部下20余人，将南翔镇一家院内房屋门窗家俱衣箱全部破坏烧掉，又将一商号的酱油等3000余斤全部撒在地上，并命令士兵随便掠夺，我掠白洋10元。

3月9日，在真茹铁路北侧修筑工事时，发现十九路军伤兵3名，我用刀刺死。同时在真茹北车站公路上运送伤兵时，发现负重伤的十九路军2名，我命令部下将其投入黄浦江中。

3月13日，我参加修筑工事时，在真茹国际广播电台2000公尺通往铁路的散兵壕内，发现有5名负伤的十九路士兵，我亲自刺死于壕沟中。

3月15日，我任第九师团第七联队第一大队卫生队步兵曹长，在真茹铁路南侧修筑工事中，刺死十九路军伤兵5名。同时在真茹镇西街游玩中，在一家民房内掠取了四幅千年前的古画，带回日本后共卖200元。

3月16日在真茹镇北方1公里修筑工事时，发现十九路军5名伤兵藏于民家，我命令松田上等兵用手榴弹集体炸死。

3月19日至4月15日又在真茹镇国际广播电台附近杀死十九路军伤兵十几名。

4月20日在大场南约一公里的阵地内，日军混成第九师团为了拍照在上海会战的战况，将60名俘虏和老百姓伪设成战斗情况，并有飞机助战轰炸。当时我代理小队长指挥作战，共打死10名。其余50名由其他小队杀害，具体情况不详。只知拍照印8万册以上，送回日本进行宣传。

4月20日至5月10日，先后三次在上海吴淞路用手枪威胁强奸妓女3名。

1937年10月30日,侵入河北省赞皇城,将1名中国人,用军刀由胸部刺杀。又发现有2名年约40岁的男人,我用手枪连放4发,将该2人射杀。

1937年11月8日,在榆次县龙田村逮捕村民7名,令部下两个分队用步枪和手枪射杀,我亲自用手枪射杀2名,并用军刀重新刺杀。

1956年，杉下兼藏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刑。日本战犯泯灭人性的暴行，今日读来依然令人发指。（摘自国家档案馆专题《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