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缴社保”，灵活就业也需要灵活的社会保障 | 新京报社论

如何为灵活就业群体“系上安全带”，关系到社会保障水平的进步，也与未来的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 资料图：街头的外卖小哥。图/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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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农村，社保对我来说，意义不大，我是不愿意缴纳的！”据报道，3月25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立法大讨论，一位90后外卖小哥道出自己的想法。

这样的声音很有代表性。讨论现场，有外卖小哥也表示，“如果缴社保，每个月我个人要出700元，这700元相当于我要送100个订单”。

事实上，不只是外卖小哥，整个灵活就业群体参保积极性不足的问题都较普遍。据2020年发布的《流动的“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心态调查报告》显示，受访对象中不缴社保的占比51.3%，缴了公积金的仅有17.4%。

而其中原因也非常“现实”：灵活就业群体普遍处于高流动状态，很难按照规定在一个地方缴满15年社保。尽管社保跨地区转移机制已经打通，但并不能确保其账户金额完全转移。这就削弱了他们的“获得感”和参保动力。

另外，灵活就业群体一般较年轻，距离领取社保的时间较长，参保就意味着要将相当比例的收入投入到“未来”。在不确定的“未来”与可以看得见的“现在”之间，一些人也往往更倾向于优先保障眼前的生活。

可以说，从长远看，不愿参保确实增加了个人和家庭的风险，但他们的选择，又未尝不具有现实的考量因素。

明白了背后原因，也就可以“对症下药”。比如，可考虑允许灵活就业群体在社保跨区域迁移时实现完整转移，避免“滴漏”，真正做到社保完全“随人走”；可有针对性地降低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缴纳标准甚至是缴纳年限，以减轻“眼前”为社保的支出负担。

但客观说，这些办法仍只是基于既有制度的局部改良。考虑到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在工作年限、年龄、家庭情况、个人需求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要增强社会保障体系对他们的“兼容”度，还需另辟蹊径创造更多元、更多维度、更灵活的参保方式与保障方式，给予他们更大的选择空间。

这方面近年来其实已有一些创新尝试。如自2022年7月起，人社部面向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为灵活就业者的意外伤害托底；2022年3月1日起，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区域扩大到全国范围，更多快递骑手等灵活就业人员可选择这款缴费方式更灵活、缴费金额不固定的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对这些创新性的保障方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参与积极性到底如何，与传统社保体系相比的优劣在哪，相关部门不妨及时摸底，再针对性完善。同时，鼓励市场化保险机构探索更多的商业保险方式，更好挖掘灵活就业领域社保与商业保险的互补潜力，也值得重视。

其实，正如这次立法大讨论所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关键还是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多了解其真实处境，才能让保障体系的优化更具针对性，也为社保体系的创新打开更多新思路。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已超2亿人。如何为这一群体“系上安全带”，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关系到社会保障水平的进步，也与未来的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因此，有必要予以全面考量，将之当作社保制度进一步优化、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课题来应对，并在资源保障上予以更多倾斜。如眼下，可整体加大对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补贴。

还需指出的是，跟灵活就业群体相关的平台或第三方企业，也要不打折扣地依规履行好自身的社保缴纳义务，公平保障好有参保需求的劳动者的参保权利。企业应尽的责任和员工参保意愿不能混为一谈。

总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保积极性不足的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如何在各级政府、企业、个人之间打造更合理的费用分担机制，实现社保可持续发展与参保人员获得感整体提升的双赢，有赖于各方统筹应对。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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