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宜昌一刑案被指“未开完庭即作出判决”开创危险先例

作者| 巫英蛟 刘虎

知名企业家、武汉红人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红人集团”）实控人黄辉可能创下了一项中国企业主的历史记录：不足五年内，连续三次被刑事追究。

2023年12月18日他第三次被判刑：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法院一审以“构成恶势力犯罪”将其重判，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48万元，追缴违法所得4250万元。

目前，黄辉已提起上诉，并就五峰法院审判中的违法违纪问题进行了多方举报。

五峰县法院。巫英蛟 摄

01

“偷袭式审判”无辩护人强行开庭并重判被告人

黄辉涉嫌非法拘禁罪、催收非法债务罪、强迫交易罪、赌博罪一案，由五峰检察院于2023年3月13日向五峰法院提起公诉。经湖北高院指定管辖，五峰法院于是年4月14日立案受理，并于同年9月11日至12日、11月27日和28日、12月10日由法官王志立、王洪、唐亮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

审理期间，黄辉最先委托初红漫、彭文泽两位律师为其提供辩护。2023年9月11日至12日庭审后，黄辉在庭后解除了彭文泽律师，另行委托刘庆律师担任辩护人。刘庆律师介入后，与初红漫律师共同继续参加了2023年11月27至28日和2023年12月10日上午的两次庭审。

“在12月10日上午的庭审中，当两位辩护人及黄辉再次请求合议庭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还原案件真相时，合议庭仍然违法拒绝。”黄辉的家人称，为此，黄辉以辩护人初红漫、刘庆不能保障其权利为由，当庭提出更换律师，要求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为其辩护，并请求法院保障其重新委托律师的时间，不同意法院指定律师，合议庭据此休庭。

“此时，本案还处于质证尚未完毕的阶段，尚未进行到法庭辩论环节。在休庭后，黄辉向法院提交了要求重新委托律师的书面申请。12月11日，我们家属也向法院提交了要求重新委托律师的书面申请。”黄辉的家人说。

黄辉休庭后提交的重新委托律师的书面申请。受访者提供

黄辉家属提交的重新委托律师的书面申请。受访者提供

本案休庭以后，两位律师离开法庭。“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合议庭又秘密将黄辉带到原来的法庭，继续开庭，并强行推进庭审。”黄辉家人说，黄辉见此情形大声喊冤，五六名法警上前围住黄辉，一人用双手卡住黄辉的脖子，还有一名法警按住黄辉的双腿。黄辉除说了两句“假的，都是假的”之外，没有对补充举示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没有进行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庭审仅持续不到10分钟就被匆匆结束。

2023年12月18日，黄辉家属委托的湖南吕方芝律师给五峰法院王洪庭长发送手机信息，要求提交辩护手续并阅卷，王洪庭长回复“正在开会，稍后联系。”然而之后的12月21日，黄辉就在五峰县看守所收到了五峰县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是通过看守所的一位协警转交给黄辉的，没有公开宣判。就这样一份判决书重判黄辉有期徒刑十七年，判决书落款日期正是2023年12月18日。

吕芳芝律师跟王洪庭长的短信交流情况。受访者提供

黄辉在没有律师辩护且持续喊冤的前提下，被“尚未开完庭即作出判决”，令律师及家属倍感错愕：这是一场罕见的偷袭式秘密审判。

02

五年之内的三次获罪史

黄辉生于1965年，先后担任武汉市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委员，也是湖北省杰出企业家、中国经济十大新闻人物、创名牌十大杰出人物、武汉市首届十佳杰出创业家。然却因2012年至2017年期间，跟踪、摘牌、转让武汉市汉阳区米粮村159号地块（以下简称米粮村项目），引发“三案”加身，三次获刑。

黄辉个人及其企业所获荣誉（部分）。受访者提供

第一次获刑：2018年5月，武汉市监察委因米粮村项目对黄辉立案调查，但历经2年时间未查出黄辉在米粮村项目上存在权钱交易，2020年1月20日，汉阳区法院仅以黄辉为米粮集团董事长陈必顺在澳门赌博提供筹码，判决黄辉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三个月。

第二次获刑：就在黄辉被判刑后的同年10月20日，湖北省监察委又因米粮村项目再次对黄辉立案调查，涉嫌罪名为滥用职权罪。后追加指控单位行贿罪。

多位法律人质疑：作为一个非公职人员，怎么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呢？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法院的判罚。2022年3月，大冶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黄辉犯单位行贿罪、滥用职权罪，与第一次判决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35万元，其犯罪所得34798.03万元予以追缴。黄辉上诉后，黄石中院撤销一审判决书中对黄辉违法所得的追缴部分，改判对红人集团追缴违法所得，其他维持原判。

（黄辉的这两次判刑经过，详见笔者文章《著名企业家的三次厄运：遭湖北省监委反复调查，其顾问不堪重负跳楼身亡》。）

第三次获刑：就在黄辉被送至湖北省陈家山监狱服刑不到一个月，2022年11月10日，湖北省监察委再次通过湖北省公安厅、宜昌市公安局，指定五峰县公安局对黄辉进行刑事拘留，理由是黄辉还涉嫌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催收非法债务罪、强迫交易罪，且系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

黄辉在法庭上称：“五峰案是黄石案的延续，因为黄石单位行贿案中认定我给徐洪兰（曾任武汉市汉阳区委书记，落马时为武汉市副市长）行贿310万元，完全是湖北省监察委郭清等人一手造出的假案。为给假案兜底，他们利用公安厅的权力再次对我启动调查。五峰案已经是第三次对我进行刑事迫害！”

湖北省监委。巫英蛟 摄

黄辉还称：“更为离奇的是，五峰案所针对调查的事实，早在2019年12月10日就已经由武汉市汉阳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汉阳区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此案已过去一年半之久，在没有任何新的事实和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湖北省公安厅为何突然对此事重启调查？即使要调查，为何不由原来的汉阳区公安分局继续侦查，为何要指定五峰公安局管辖此事？这难道不是重复立案么！”

03

严重“程序冤案”，开创危险先例

黄辉的家属告知笔者，黄辉的一名前辩护人称五峰案是一起典型的“程序冤案”，司法程序被严重人为干预：

首先，反复使用指定管辖、分案处理，两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其次，严重剥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辩护的法定权利，一起涉恶案件，存在罪与非罪的巨大争议，却在无辩护人的情况下强推庭审，且判决书上没有体现辩护人意见，也没有听取辩护人意见；

第三，被告人没有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没有自行辩护和做最后陈述，就匆匆结束庭审；

最后，判决书不进行公开宣判，仅通过看守所协警转交被告人。

据了解，黄辉三起案件所遭遇的分案处理，实属罕见。无论是汉阳法院审理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大冶法院审理的“滥用职权和单位行贿案”，还是五峰“恶势力案”，每一起案件，都被用尽分案处理，至“五峰案”时，黄辉已有7份生效刑事判决加身。

其中：（1）非国行贿案，通过（2019）鄂0105刑初218号《刑事判决书》，将同案犯陈必顺判处刑罚，再用该判决书作为证据作出汉阳区法院（2019）鄂0105刑初395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黄辉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三个月。

（2）“滥用职权案和单位行贿案”，通过同案犯宋明干滥用职权罪的《刑事判决书》及徐洪兰受贿罪的《刑事判决书》，将同案犯宋明干和徐洪兰分别判刑，再用两人的判决书作为证据作出大冶市法院（2021）鄂0281号刑初792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黄辉犯滥用职权罪、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3）“五峰案”，通过同案犯林腊成等人（2022）鄂0529刑初54号《刑事判决书》，将同案犯林腊成等人判处刑罚，再用该份判决书作为证据指控黄辉恶势力犯罪，作出五峰县法院（2023）鄂0529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黄辉犯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催收非法债务罪、赌博罪，且系恶势力集团首要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7年。

黄辉称，以上各案中，当分案处理的同案被告人已被作出生效判决时，黄辉部分的审理就已经未审先定，诉讼权利也几乎被剥夺殆尽。尤其是五峰案中，同案被告人林腊成等人已经被五峰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自己也已被认定恶势力首要分子的情况下，再由同一合议庭成员审理自己的部分，必然导致庭审流于形式，有罪判决势在必得。

也正因此，黄辉才在五峰案的庭审中，一直坚持要求合议庭成员回避，以及同案犯林腊成等人出庭作证，但始终遭到拒绝。

一位武汉资深律师称，更为严重的是，五峰法院居然连被告人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都公然剥夺，程序法可以如此玩弄于厅堂之上。当黄辉抗议时，法警们就群起攻之，卡脖子的卡脖子，按腿的按腿，硬是生生将严肃的庭审开成了“杀猪场”，司法的脸面被丧失殆尽。

曾经意气风发的黄辉。受访者提供

黄辉的家属称，黄辉在五峰法院审判程序中，一共就提出更换两次律师，第一次是庭后提出，第二次是当庭提出。第二次当庭提出时，五峰法院合议庭也是同意的，并宣布休庭。但无法理解的是，就在被解除的律师离开法庭后，他们接着就继续开庭。“既然同意更换律师，就应当等更换后的律师提交委托手续后再安排开庭时间，合议庭一方面同意之前的律师解除，另一方面等律师走后偷偷继续开庭，明显就是不想律师在场。”

而且，继续开庭后，法官并没有让黄辉对证据发表意见，就直接宣布进入法庭辩论。“上次庭审被休庭时，公诉人只是举示完了证据，但黄辉还没有对证据发表意见，合议庭宣布继续开庭后直接进入法庭辩论，导致黄辉的质证权也被严重剥夺。”

黄辉还称，继续开庭后，书记员也做了更换，但是合议庭并没有询问黄辉是否申请其回避。

五峰县法院这一“不讲武德”的偷袭式审判，黄辉的家属当时并不知情，被解除的律师也并不知情。就这样，黄辉于最后一次强推庭审后，收到了重判17年的《刑事判决书》。

黄辉目前已上诉至宜昌市中级法院，其原辩护人认为：黄辉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五峰县法院强推庭审、秘密宣判，已经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发回重审。

一位湖北资深法律人认为，五峰县法院的偷袭式审判，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不加以制止，将对刑事司法带来恶劣的“破窗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