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陈赓痛悔终生：劫囚车时一重要环节出差错，导致没救出彭湃

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中央特科工作时，曾做出过不少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事业，敌人闻周恩来之名、闻中共“红队”之名无不胆慑，做坏事时都要思量再三。

然而特科也不是万能的，那个时候我党在上海的力量算不上特别强大，有的事情囿于能力不足而无法做成。我党早期一位著名人物彭湃的牺牲，就是一件令周恩来和陈赓抱恨终生的大憾事。

一、彭湃意外被捕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上海沪西区一个小里弄里，一间外观颇有点像教堂的房子里，坐着六个神情颇有些紧张的人。

居中而坐的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长长的脸蛋，高高的发际线，面相略显清癯，但眼光却透着一股坚毅之色。

此人叫彭湃，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他不断地拿起怀中的表看时间。此时早已过了开会的约定时间，但会议的主角还没来。

彭湃又等了将近半小时，大家也都焦急起来。还要不要等？上海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时间太长，特务们的狗鼻子怕是要嗅到这里来。

彭湃和在座的五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开会。不等他了。

这个他，就是周恩来。

中共中央之前约定在这里召开一场关于加强武装斗争的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迟迟不来。

彭湃开始发言，余下五人中，四个人也做好了发言的准备，他们分别是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江苏省军委书记颜昌颐，中央军委负责兵运的邢士珍，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这位张际春不是后来中野副政委张际春，同名不同人）。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坐在旁边，摊开本子，进行会议记录。

此人名叫白鑫，时任中央军军事部秘书，专司会议联络和记录之事。对周恩来的迟到，他也有些意外，不过与彭湃等人不同的是，他的眼神飘忽不定，闪着异样的光芒。

六个人正在开会，突然闯进来一群军警，拿着名单大呼：“谁是伍豪（周恩来的化名），谁是彭湃，都抓起来……”彭湃等人来分辨都来不及，就都被抓了。

二、叛徒白鑫

这群军警，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也就是“中统”的前身）派出的。1929年时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没有建立，这时的特务工作都由陈果夫、陈立夫二人领导，具体事务由徐恩曾负责。

蒋介石在这方面有一定先见之明，1927年就在国民党组织部下设立了这个臭名昭著的“中央党务调查科”，专一负责搜集国民党内外异己势力的活动情况。尤其是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特务调查重点迅速转向中共。陈立夫后来沾沾自喜地回忆说，他的“中央党务调查科”从美国FBI那里学来最先进的侦查技术，和中共多从苏联学来的技术一比，自然是他的调查科技术一筹。

其实哪里是什么技高一筹。国民党当时势力正炽，在上海拥有军政方面强大支持，开展特务工作非常便利。而中共特科不仅力量弱小，还时时受到生死考验，经常有一些意志不坚定地被国民党威逼利诱而变节。

这次导致彭湃被捕，就是因为那位秘书白鑫被国民党特务拉下水了。

白鑫是黄埔军校毕业生，1924年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到海陆丰辅助彭湃工作，后来因为海陆丰出色的工作成绩，大概与彭湃同一时间调到上海工作。

当时上海经常抓人杀人，动辄今天抓了个共党，明天杀了几个赤色分子，白色恐怖如影随形笼罩头顶令人无法正常呼吸。白鑫当年在海陆丰没有见识过这般厉害，骤然见到这个，心中害怕不知所措。

鬼能闻出人的懦气，狼能看出人的怕劲，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白鑫刚到上海，就做了两手准备。他的亲弟弟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当司长，白鑫叫他老婆去南京和弟弟联系。不知说了些什么，被国民党特务范争波盯上了。范争波以好言好语诱骗，又用荣华富贵争取，再以在上海被枪杀的共产党员为例，三招两下便把这个白鑫糊弄反了水。

白鑫为求保命，无耻地把周恩来、彭湃等人开会的时间、地点和盘托出。于是就有了8月24日那天军警围捕之事。

彭湃等人被捕后，当即遭到惨无人道的拷打逼问。起初他们都没有供出自己身份，等到8月26日送上法庭进行审判，当局找出几个证人指证彭湃的身份，彭湃见无法再隐瞒，便当庭承认。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在法庭上借“交待”所谓罪行之机，将他在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的革命往事一一说出，审讯登时成了革命宣传的讲坛。国民党反动派慌不迭地中止审判，把旁听者赶走，并当庭宣布判处彭湃死刑。

由于彭湃地位较高，徐恩曾不敢自决，迅速把情况报给了蒋介石，要他裁定到底杀还是不杀。蒋介石那时对逮捕到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习惯采取立地格杀的政策，希望藉此吓倒共产党人。得知彭湃被抓，蒋介石立即下令就地处决，不用押赴南京。

徐恩曾便决定将彭湃等人送到沪南的龙华警备司令部，那里有专门的刑场。

三、营救失败

中共中央特科方面对彭湃被捕之事正急得团团转。

再简单说一下中央特科。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给中共最大的触动是我党信息触角的完全失灵，国民党反动派有何异动、有何变化我们完全不掌握。虽然有个别信息通过个别人透露出来，但当时党内没有专门机构管理此事。有的消息纵使传递过来，如果没有报告到党的最高领导人那里，就无法采取对应行动。

1927年那场反动政变中，大多数党员罹难，就是因为这个。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所以党痛定思痛，决定成立中央特科。

特科于1927年11月成立，大概到1928年11月才完成组建。下面分为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又称“红队”）、无线电通讯科。

四大科中的著名人物，一个是顾顺章，此人极富行动才能，谁知却物欲缠身丧失革命斗志，后来几乎给我党带来灭顶之灾。

另一个就是陈赓大将。陈赓大将是干啥都能出彩的人中之杰，去苏联学习了三个月情报侦察工作，回来就能担当大任，实在是我党我军不可多得的人才。陈赓当时担任的是情报科长，论其工作之难，其实要比行动科难得多。不仅要搜集情报，还要往敌人内部安插我方卧底人员。

怎样把大象放进冰箱，世人皆知有三步，开冰箱门，把大象塞进去，关上冰箱门，OK。陈赓做的工作，性质大多是第二步，怎么把大象塞进去。这是特科工作的精华所在，而绝非杀几个叛徒、打几场枪战可比。陈赓辖下的情报科，最著名的成员当属“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

周恩来得知彭湃被捕，立即指示陈赓想办法搞清楚被捕的原因，以及策划营救。

陈赓从敌特机关如此准确地掌握我党军委开会的时间、地点，并拿着名单准确无误地上门捕人，判断肯定是内部出了叛徒。陈赓指示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杨登瀛进行探查，杨登瀛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特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由于身份地位较高，杨登瀛很快得知，叛徒就是白鑫。

但当务之急还不是找这个白鑫算账，而是如何营救彭湃等人，因为两天后国民党反动派就要把彭湃等人送到龙华枪决。

周恩来当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一定在赶在敌人把彭湃送到龙华之前把他们救出来。当时和平营救之路已然断绝，彭湃已经公开承认了中共领导人的身份，有蒋介石的命令在，谁也不敢徇私卖放这么重要的“犯人”。那就只能暴力解救了。

救人之事，向来由“红队”负责，但此时事态紧急，事情一直是陈赓率情报科在抓，周恩来便命令由陈赓全权指挥，在通往龙华的路上拦路救人。为保行动成功，周恩来下令特科人员全体出动，力求一击成功。

陈赓布置人员，在通往龙华的必经之地枫桥设伏。那天，特科成中骨的化装成小商贩，有的假扮国民党军官和过路人，还有人假装是拍电影的在取外景，又准备了一辆装大米的卡车，准备届时拦住囚车。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知出了什么纰漏，送枪的人来迟了，等拿到枪时发现枪里面的润滑油还未清除，大家手忙脚乱地清除，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敌人用一队军警护送着囚车从这里路过，大家枪械没到位都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眼睁睁看着囚车走远。

营救失败了！

送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后再也没有机会了，那里有大批宪兵守卫，而且司令部内就设有刑场，彭湃等人再也没机会出来。敌人就在那里杀害了彭湃等人。

周恩来、陈赓等人都对此次失误痛悔万分，损失我党重要领导人，真没法向中央交待，周恩来晚年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扼腕叹息。

其实这都是周总理一贯严于律己、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没有救出彭湃等人，特科准备工作不周全固然是事实，但当时时间那么紧，出现差错也情有可原。而且就算没有出差错，当时陈赓可调度的人也就几十号，真正有刺杀、打枪本事的硬手更少，敌我众寡悬殊，武力营救胜利的可能性并不大。

四、铲除叛徒白鑫

事后，陈赓奉命铲除大叛徒白鑫。

白鑫也知道“红队”的厉害。他当时出卖彭湃等人提出的要求就是，事成之后把他送到国外，躲避“红队”。徐恩曾同意了，让有关方面给白鑫夫妇准备去意大利的手续。一时间还没办完，为保白鑫的安全，徐恩曾施展了一点小手段。

国民党掌控的《民国日报》放出一条消息，说彭湃等人被杀后，中共投诚“义士”白鑫原是黄埔军校之优秀学生，因受人愚弄一时走错路，现已诚心悔过，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先生亲自出面作保，故而当庭释放，由蒋先生带回南京，让其戴罪立功。

其实，陈赓通过内部情报已经探查到，白鑫并未离开上海，而是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住所。但是再往下怎么查，就查不到了。就算是杨登瀛也全无门路，徐恩曾他们藏的很深，杨登瀛不敢多问，问多了再把他赔进去可就得不偿失了。

但是陈赓就是陈赓，山重水复疑无路，他却能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

陈赓很快通过一个人，在茫茫人海中寻出了白鑫的踪迹。

柯达文。

柯达文是个医生，与白鑫是老相识。当年大革命时两人同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大队工作过，柯达文是军医，也是国民党在该队的党代表。白鑫和柯达文的医术很佩服，经常找他看病。两人后来都到上海工作，白鑫仍然经常找他看病。

柯达文的真实身份，其实白鑫并不知道。

柯达文真名叫柯麟，其实是地下党员。他在上海开诊所一方面作为一个联络站，一方面也为在上海活动的中央领导人看病。

陈赓从人最基本的需求出发，你可以藏着不出来，你也可以断绝和所有人的联系，但你总不能不生病。人生病了都想找最熟悉最可靠的人看病，而不一定找最厉害的医生，这个道理自古皆然。所以白鑫迟早会找到柯达文这里来。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白鑫果然来柯氏所在的“五洲药房”，当时他正患疟疾，迁延未愈，不得不出来看病。当时白鑫带着两个保镖，到药房恨不得屁股都不敢沾椅子。

柯达文想赶紧通知陈赓来打死白鑫，但是白鑫很快就走了。

陈赓告诉柯达文千万别急，还有机会。

过了两天，白鑫打来电话，果然病还没好，叫柯达文上门看病。柯达文以为去的是他家，没想到他给的却是一个位于法租界的白宫饭店。诊治完开了药，白鑫拿出300银元说要赞助柯达文开一个小医院。300银元能干啥，柯达文心里知道，这是白鑫拿钱来封他的嘴。柯达文当下不动声色，收了这些钱，转头便向陈赓报告并把钱上交给了组织。

白鑫两次接触柯达文，其实也是步步观察，看看有没有“红队”盯梢。两次接触下来很安静，他便放下了心。

也不知道是老天不容恶人，还是柯达文给他开的药不对症，白鑫的疟疾始终不好。他于是再给柯达文打电话，要他到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43号来给他看病，他平时就住在这里。

陈赓闻讯大喜。找来杨登瀛一问，原来那里正是国民党特务范争波的公馆。陈赓当即制定了锄奸计划，并在范家公馆附近租了一所房子，红队特工们日夜在那里监视动静。

1929年11月11日傍晚，大叛徒白鑫的死期终于到了。

上海滩已是深秋时节，凌厉的西风不时掠过，梧桐树上的枯枝败叶吹落一地。白鑫定在这一天逃往意大利。范争波为保住这个“功臣”的性命安全，亲自调来2辆性能最好的轿车，他和弟弟带着3个保镖，亲自护送白鑫。

为防引人注意，白鑫决定晚上10点才出门。特科的行动队员们耐心潜伏在弄堂口，一直等到快11点，白鑫的行李物什才搬上车，此时范争波兄弟二人送白鑫夫妇出门。

范争波边走边对白鑫说：“老弟这次为党国立下巨大功劳，使我们得以生擒共党首领彭湃、杨殷等人，蒋主席甚为欣慰。现特派老弟出洋到意大利深造，学习墨索里尼法西斯建国精神与方法。望你早日学成归来，为党国效劳。”

白鑫点头哈腰，连连称是。正当白鑫与众人握别准备钻进小汽车时，突然，弄堂口的特科队员冲过来，一阵爆豆般的枪响，范争波的弟弟首先被击毙，范争波随后被击倒在地。一个保镖刚要拔枪还击，便被打死。

白鑫知道这次暗杀主要是冲着他来的，吓得拼命狂逃，还试图用手枪还击。他边打边跑，跑到弄堂口，又被埋伏在那里的特科队员堵了回来。白鑫逃无可逃，终于中枪倒地。特科队员们怕他没死，疾追上来乱枪齐发，彻底把他送上了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