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 文化区域差异的两个样本： 陕南秦岭和滇东南农村

贺雪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选择了城乡二元体制，以适应不同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讲，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又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即前述取消农业税之前城市向农村索取的阶段和取消农业税之后重在保护农民的阶段。

城市向农村索取，即城市从农村汲取资源，国家主要依靠农业剩余进行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新中国选择了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工业化战略，大量且长时期重化工业投入，很难给农村以反哺。也正是农村长时期为重化工业提供积累，中国用20多年时间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工业化。20世纪70年代工业化成果开始回馈农业农村。正是工业对农业的回馈，加上分田到户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到20世纪80年代，农业问题基本解决，“饿肚子”成为历史。

工业回馈农业，分田到户调动农户积极性，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创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奇迹。到20世纪末，乡镇企业发展式微，越来越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厂进城”，开启了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2000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36%,到2020年城市化率已达60%,每年城市化率竟然提高一个百分点。当前中国仍然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选择重化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具有合理性，正是通过优先发展重化工业，中国仅用20多年时间就实现了由一个传统农业国向初步实现工业化国家的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农业产值超过60%,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业产值已下降到20%左右，工业产值已占到50%左右。

重化工业需要长时间的高投入，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无法容纳大量就业，在城市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国家不仅从农业提取资源支持工业，从农村提取资源支持城市，而且限制农民进城。因此，分田到户前中国城市化速度很缓慢，新中国成立初的城市化率为10%左右，到1980年城市化率也只有18%。

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借助城乡二元体制将有限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投入到重化工业，农业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原始资本积累，中国才能在短期内完成工业化，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又因为城市就业机会有限，限制农民进城，降低了城市压力，使中国式现代化可以保持良好的内部环境条件。

分田到户以后，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二、三产业，进厂进城，城市各种机会向农民开放，之前限制农民进城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一一清除，从而迎来了中国高速城市化。

从分田到户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这个时期是城乡关系转换的阶段，即由索取型城乡二元结构向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过渡的阶段。一方面，国家继续向农民收取税费；另一方面，农民越来越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靠二、三产业收入。分田到户以后，虽然国家对农村的汲取力度大幅度下降了，却因为人民公社解体，国家提取资源不得不与每个农户打交道，在农户的农业剩余很少的情况下，农业税费提取成本很高，“收粮派款”很快成为“天下第一难”的事情，因为收粮派款导致干群关系严重紧张，“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进入21世纪，国家开始农业税费改革试点，并最终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

分田到户以后，相对于农业有限收入，农户家庭越来越从二、三产业获取收入，并且越来越通过进城务工经商来获取收入。农户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属于家庭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农户家庭进城时并不放弃农业而是兼顾农业条件下获取城市二、三产业收入，并因此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村家庭剩余劳动力进城，刚开始只是为了从城市获取收入，而要在农村完成家庭再生产；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龄大了回村务农养老。逐步地，一些进城青壮年劳动力在城市获得了稳定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条件，他们开始以在城市安居为目标，而不是将在城市务工收入拿回农村去。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收入返回农村，农村变得更加繁荣。第二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千方百计要在城市安家，他们将留守务农父母不多的积蓄也拿到县城付了买房首付，结果就是农民进城了，农村衰落了。

毫无疑问，农民都是想进城的，他们希望在城市有体面的就业和收入，享受城市良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城市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为了进城，农民家庭策略是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农户家庭就不仅有务工收入，而且有务农收入，而农村生活成本低，农户家庭让进城年轻子女首先开始城市生活。农民家庭策略是以城市生活为重心展开的，留守农村务农的老年父母支持子女进城，帮衬子女进城，农村有限资源通过代际转移进城了。运气好的话，进城农民在城市安居了，他们将父母接到城市，全家完成进城任务。

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农民家庭很难全家进城安居，而多是通过代际分工和代际分离，通过留村父母对进城子女的支持来完成家庭年轻一代的进城，因此，虽然当前中国农民进城人口数量巨大，却大多只是年轻人进城，中老年人留守农村。年轻人进城了，他们的父母仍然留守农村。而且，年轻人进城以后，他们年轻时比较容易在城市生活下去，随着年龄增长，城市就业机会逐步减少，城市生活吸引力下降，他们也开始考虑返乡养老。返回农村，与土地结合起来，即使收入不高，也因为农村生活成本不高，容易获得体面生活。

农民希望进城是希望在城市体面安居，而不愿意漂泊在城市，如果不能在城市体面安居，农民就宁愿返回家乡农村。相对来讲，年轻人在城市比较容易找到就业机会，所以年轻人进城打拼，中老年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进城农民到了中老年就随时可能返乡农村。对于农民家庭来讲，因为有农村返乡退路，万一进城失败，他们就可以返乡，所以他们在城市打拼努力进城时有安全感。也正因为农民有返乡退路，一旦发生经济周期或各种严重问题，城市就业减少，农民返乡就可以大大降低城市风险，农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很难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稳定就业和较高保障，也就很难让所有进城农民家庭在城市获得体面的生活条件。因此，保留进城农民的农村退路，以及为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建设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就十分重要。

因此，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体制构建，正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合理性。

选自贺雪峰著《乡村的视角》中央党校出版集团 大有书局 202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