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追悼会上，周总理因无悼词而发火，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的信

1971年5月2日，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小礼堂将举行李四光追悼会，李四光的妻子许淑彬、女儿李林、女婿邹承鲁、外孙女邹宗平以及秘书周国均五人早早就到了八宝山，在家属休息室里等待着，因着他们提前接到通知，有中央首长要来参加李四光的追悼会，但并没有说究竟是哪位首长会来。

不过，李四光的女儿李林是存了一份希望的，希望周总理能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她知道，父亲生前曾数次想找周总理谈一些问题，但因为周总理一直很忙，因此李四光一直不忍心打扰周总理，总想着等周总理不忙的时候再讲一讲，但李四光没有等到周总理闲下来就病逝了。

李四光病逝后，李林在给父亲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父亲所写的一个小纸条，纸条上写着：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如果我们不这样作，还是走资本主义陈腐的老路，把地球交给我们珍贵的遗产—煤炭之类内容极其丰富的财富，不管青红皂白，一概当作燃料烧掉，不到几十年，我们的后代，对我们这种愚蠢和无所作为的行径，是不会宽恕的。”

李林看完纸条上的内容，联想到父亲生前的期望和想对周总理说的话，随即专门在追悼会之前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将父亲生前想说的一些话和李四光留下来的纸条内容都写进了信中，如果周总理能来参加李四光的追悼会，那么她就可以将信交给周总理。

五人在休息室待了一会后，刘西尧进了休息室，对大家说周总理会来参加追悼会，李林心里一热，周总理居然真的要来，她的愿望实现了，她压下心中的激动，急忙从口袋中将她写给周总理的信拿了出来，递给了刘西尧，说：“可不可以将这封信交给周总理？”刘西尧接过信来，说了两个字“可以”就急匆匆离开了。

没过一会，周总理就到了，与他一起来的还有李先念、李富春等，刘西尧找了个机会将李林的信交给了周总理，因着时间还早，周总理就将信展开，看了起来，透过那近千字的书信，周总理想到了很多，眼眶不知不觉就红了。

周总理和李四光相识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当时李四光带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从贵阳转移到重庆，长期的颠沛流离、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紧张忙碌的工作透支了李四光的身体，他刚到重庆不久就突发心脏病，不得不到了重庆市北边约六十多公里处北碚镇琴楼疗养。

在重庆开展党的工作的周恩来知道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情况下，先后两次甩掉特务秘密前往李四光养病处，周恩来见李四光有两个目的，其一就是看望病中的李四光，让他保重身体；其二则是求才，这是基于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贡献力量。

周恩来向李四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分析当时形势的发展前景，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尽管内战还在继续，但新中国的建立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到时候就需要大批科学家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而李四光无疑是建设新中国急需的人才。

周恩来将这些都说与李四光听，这两次谈话让李四光受益匪浅，李四光深深折服于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他渊博的知识、宽广的胸襟和为国为民的思想以及对于未来的高瞻远瞩让李四光意识到：共产党会是中国的希望。

他忍不住对家人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产生一个最大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而他本人，很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考虑到内战还在继续，而李四光又是坚定地反对蒋介石的科学家，因此他的处境在当时是很危险的，随时可能遭到迫害，因此周恩来建议李四光必要时先到国外去避一避，等新中国建立之后，再回国参与到建设新中国来。

李四光听了周恩来的建议，寻找机会出国，1947年的夏天，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举行会议讨论出席1948年在伦敦举行的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的代表问题，会议决定由李四光和尹赞勋作为代表出席会议。

四光知道这就是他的机会，于是，1948年的2月，李四光就带着夫人启程去英国，为会议做准备。会议结束之后，李四光夫妇继续留在英国，一边休养身体，一边写科学论文，除此之外，他也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局势。

他在英国每天都翻阅大量的英国报纸，眼看着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心中很是高兴，同时他也在担忧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未来，因着国民党政府下令将研究所南迁，试图控制该研究所和科研人才为国民党政府所用。

李四光自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他立即从国外打电报和写信给研究所的同事，坚决反对南迁，最终李四光等人的努力没有白费，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最终留在了南京，没有随国民党南迁。

而此时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李四光知道是时候回国了，而且1949年三月，郭沫若率领中国代表团离京去布拉格出席四月二十日召开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离京之前，周恩来特意让郭沫若给李四光带去了一封信，请李四光早日返国。

李四光接到信之后就开始为回国做准备，他申请办理了法国、瑞士、意大利的签证，恨不能立刻回国，但因着二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船票很少，因此李四光回国的时间不得不排到了1949年的9月。

等待是一个煎熬的过程，等待的过程中不知道会有什么未知的事情发生，李四光在等待的半年时间里也遇到了很多事情，就在他回国的前夕，国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提名李四光为全国政协委员。

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李四光的重视，而这也引起了国民党的关注。周恩来有多想让李四光回国，台湾的国民党就有多不希望李四光回国。

李四光很快就接到了好友陈源从伦敦打来的电话，电话内容让李四光心惊，因为陈源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了来自外交部的密令，密令要求李四光发表声明公开拒绝接受共产党的政协委员，如若不然，驻英大使馆就可能通过英国当局将李四光扣留并送往大使馆，进而被送到台湾。

陈源知道李四光不愿意去台湾，所以得到这个消息后就赶紧告诉了李四光，并让李四光赶快离开英国。李四光没有迟疑，立刻将他的重要手稿、地质书、护照和随身衣服等都装进了一个小皮包中，当晚就从普利茅斯海港做货船经英吉利海峡去往法国。

在离开之前，李四光让夫人先去剑桥大学找女儿一起住，等他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找她汇合回国，另外，李四光还让妻子转交给郑天赐一封信。

信中，李四光严厉斥责了国民党的阴谋，表示自己绝不会拒绝担任政协委员，并且已经启程回国，信的最后李四光还劝说郑天锡不要跟着国民党继续做坏事了。

不得不说，陈源的电话打得很及时，而李四光离开得也很及时，因为就在李四光离开的第二天，驻英大使馆就派人带着郑天锡的一封信和五千美元到了李四光的住所，软硬兼施要李四光拒绝回国担任新中国的政协委员。

只不过大使馆到底是来晚了，他们见到的只是李四光的夫人，以及李四光留下来的那封拒绝国民党的信件。

就这样李四光踏上了回国的道路，两个星期之后，李四光的夫人接到了李四光从瑞士巴塞尔城寄来的信，让其到瑞士汇合然后一起回国。

很快，李四光离开英国的消息就传到了国内，周总理知道后非常关心李四光回国途中的安全，特意致电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的吴文涛：“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当局交涉，给李四光以入境便利，予以保护。”

同时，周总理还委托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派人到香港做好李四光的接应工作。

当然，尽管周总理为李四光回国做了很多安排，但因为李四光夫妇要绕道好几个国家，搭乘的还是货轮，因此有一段时间内，谁都没有李四光的消息，李四光夫妇就像是突然消失了一样，这个时候有人就不免担心，觉得李四光夫妇可能已经去了台湾。

尽管与李四光相处的时间很短，周总理却坚信李四光不会去台湾，他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给什么困难耽误了。”并且周总理还指示相关人员，新中国的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一定要等到李四光回国之后再开。

这是周总理对李四光的认可和信任，而李四光也没有辜负周总理的认可和信任。

1950年4月初，李四光夫妇终于到了香港，与叶剑英派来的人碰头，随后略作休息开始北上。5月6日，李四光夫妇到达北京，被安排住进了北京饭店，第二天，周总理亲自到北京饭店去看望李四光。

一见面，周总理就笑着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欢迎，祖国需要你呀。”李四光赶紧迎上去，激动地说：“总理，你好啊，你精神很好，比在重庆时胖了。”

在打过招呼之后，李四光就将自己回国的情况和以往的工作向周总理做了一个汇报，周总理听完之后说：“不论工业还是国防，都和地质分不开，地质要先行。开地质会议一定要等你回来。你回来晚了，一定是路上有困难耽搁了。”

随即两人就以后的工作展开讨论，李四光原本是想回南京继续搞地质科学研究工作的，但周总理从新中国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出发点，希望李四光协助郭沫若做好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还要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来。

两人一谈就是三个小时，随后李四光按照周总理的建议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两年后又担任新成立的地质部部长，随后成立了地质力学研究所。

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李四光兢兢业业的工作，他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为中国石油的勘探和开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中国第四纪冰川的研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于预报地震上也开创了新的途经。

可以说，李四光对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没有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期望。

但李四光出生于1889年10月26日，新中国建立后，李四光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他原本就因为奔波和忙碌而身体不好，建国之后，年过六十的李四光身体愈发不好。

1957年，年近七十的李四光因为肾病不得不去杭州疗养，一直住在南山招待所，不久之后，周总理因外事活动到了杭州，特意去看望了李四光，这次探望，周总理再次改变了李四光的命运。

他希望李四光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对此，李四光是有些迟疑的，他说：

“在旧社会，我缺乏觉悟，没有投身于革命队伍中，已深感惭愧。革命成功后虽然对国家建设出了一些力，但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扔相差甚远。况且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入了党不一定能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

李四光认为自己尚达不到党员的标准，又既老且病，恐怕入了党不能多做贡献，但周总理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才对李四光提及这件事的，他说：

“我们很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入党后，可以更直接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然，入党是自愿的，你要再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也可以和地质部和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再谈谈想法，交流一下思想。”

能得周总理的认可和信任，李四光很是感激，他知道周总理对他寄予厚望，他也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不久之后，李四光就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一年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在这期间，李四光的病情加重，确诊为肾结石，需要动手术切除左肾，手术前周总理亲自去医院详细询问了李四光的身体情况，手术后又先后四次去探望李四光，并叮嘱李林照顾好李四光的身体，可以说，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关心在李四光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手术后，李四光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但毕竟年龄大了，各种老年病都会找上门，1965年，李四光被确诊为左骼骨总动脉瘤，周总理因为太忙就让邓颖超去探望李四光，邓颖超去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免除李四光的一切迎送外宾和参加宴会的任务，让他专心养病，并将主要精力都用在地质力学的研究工作上。

后期周总理又专门派联络员到李四光的家中询问病情，并要李四光到北京医院好好检查身体，北京医院对此很重视，汇集上海、南京和在京的13位医生给李四光会诊，发现瘤已经增大，随时可发生破裂或栓塞。

对此，医生建议应避免过于繁重的工作和过多的体力活动，以减缓动脉瘤发展的过程。北京医院将诊断结果和建议写成书面报告呈送到了总理办公室，周总理再一次建议李四光避免过于繁重的工作和过多的体力活动。

对于周总理的关怀，李四光很是感动，他曾对家人说：“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对我这个病的关怀，实在使我感激流泪……党这样关心我，只要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就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拖着病体尽可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毕竟年龄大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1971年4月28日晚上，李四光躺在床上睡不着，就将女儿李林叫到了床前聊天，他说：“地热工作我比较放心，它已被人们重视起来了。我不放心的是地震预报。外国人的路子是走不通的，但是我的观点还没有被人们采纳。还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和同志们一起去征服地震预报。”

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就在第二天的清晨，李四光突然感觉肚子剧烈的疼痛，随即出现了休克，这是动脉瘤破裂了。

周总理知道后立刻派医务人员前去抢救，在得知情况危急之后，周总理指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全力抢救，然而，抢救手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终还是没有挽留住李四光的生命。

1971年4月29日上午11点，李四光病逝。

对于李四光的病逝，周总理很是悲痛，他失去了一位老友，也失去了一位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才。5月2日是李四光的追悼会，周总理早早就将手头的工作处理完，然后赶到八宝山参加李四光的追悼会。

等他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刘西尧就将李林写给周总理的信递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看完很是感慨，李林在信中反映了李四光生前对祖国地质科学工作的关注和希望，以及今后开发利用地热、加强地震预防研究和发展地质力学所提出的建议。

周总理没有想到李四光病重之际还关心着那么多的事情，看完李四光的信，周总理细心地折叠起来，放在了自己的口袋中，随即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去询问追悼会的准备工作。

当他知道追悼会没有准备悼词的时候很是生气，原本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疏漏的，但因着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担任主要责任的军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再致悼词，刘西尧以为周总理默认了这件事，因此没有请示周总理就同意了不用悼词，所以就没有准备悼词。

但实际上，周总理并不知道这件事，而且他对于不准备悼词这件事是很生气的，当场就对着刘西尧等人发了火，但追悼会即将开始，要再准备悼词已经是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周总理突然想到了李林写的信，他将信拿出来，递给休息室的领导们看，询问大家是否可以将信作为悼词，大家看了之后觉得很合适，于是李林的信就被当作了悼词。

当追悼会开始后，郭沫若上前主持追悼会，等大家默哀完毕，正当郭沫若要说话的时候，周总理示意暂停，然后他走到了扩音机前，对大家说：

“我们国务院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给李四光同志写悼词。今天早晨来的时候，我收到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的一封信，我在休息室里征求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否就用李林同志的信做悼词，他们都同意了。我现在就念这封信。”

说完之后，周总理就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封信，用沉痛的语调念了起来，当念到最后两段关于李四光对周总理的敬意时，周总理停了下来，将信叠好又放进了口袋里，然后走到小礼堂门口大声问到：“你们都听见了吗？你们是搞地质的吗？搞地震的同志来了没有？现在，把任务交大家了。”

这是李四光对地质工作人员和研究地震预报的工作人员的期许，也是周总理代替李四光给大家提出的要求。

随即，周总理又走到李四光夫人面前，紧紧地握住她的手，用低沉的语气说：“许大姐，你要好好保重身体，要化悲痛为力量，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遗志。”又拉着秘书周国均的手说：“你要把李四光同志遗留下来的资料好好整理出来。”

我们看李四光一生致力于地质工作，病重之际仍念念不忘地质工作，对地热工作、地震预报和地质力学不忘提出他的建议，他曾说：“只要我能再活半年，我就可以安排一下工作，希望地质工作在新的领域开花。”正因为有了李四光这样的科学家，新中国才得以迅速强大起来。

我们看周总理对于知识分子的尊重、关心和保护是史无前例的，他吸纳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所有人，不愧是新中国的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