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曾怕顾顺章逃跑，用铁丝穿透他的肩胛骨，从镇江押到苏州监狱

曾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的马振犊先生对顾顺章叛变一案是这样评价的：“他给中共方面及其情报系统带来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在国民党特工历史上，它既是一次空前的成功，也是一次空前的失败。”

我们循着马振犊先生的评价，去捋一捋顾顺章叛变给我党造成了哪些巨大的损失，为什么说对于国民党特工来说，“既是一次空前的成功，也是一次空前的失败”呢？

顾顺章，上海宝山人，产业工人出身，自小练武，身怀绝技，脑子聪明，为人豪爽。在上海“五卅”惨案大罢工中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表现勇敢出色，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

1926年9月，党组织派他和后来的共和国大将陈赓等人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半年后回国，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由此进入党的核心阶层，知道了大量的我党的秘密。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武汉被中统特务逮捕，旋即叛变。至于顾顺章叛变的过程，许多电影、电视剧里都叙述演绎得很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本文只说说顾顺章叛变后给我党造成了哪些巨大的损失，以及顾顺章最后的下场。

一、顾顺章的叛变给我党带来的损失巨大，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800多共产党员被逮捕，到1935年年底，上海中共组织除留下一个“文委”外，几乎被破坏殆尽。

1、施计让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向忠发上钩，旋即向忠发叛变。向忠发给我党带来的危害不大，由于国民党的官僚作风，在向忠发被逮住的第3天，蒋介石就下命令把他枪毙了；

2、指认了被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为王作霖的中央常委恽代英，使恽代英很快被蒋介石批准杀害；

3、指认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曾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学、第一次提出我党的名称叫“中国共产党”的蔡和森，使蔡和森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8月间，被广东军阀陈济棠下令用铁钉把蔡和森的四肢钉在墙上，然后用刺刀将他的胸脯戳得稀烂。

毛主席后来高度评价蔡和森：“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4、出卖了中共地下党在中统组织中的内线杨登瀛。杨登瀛，就是我们在反映这一段历史中的电视剧经常看到的儒雅洒脱的“杨先生”。顾顺章对杨登瀛的身份知道得一清二楚，在杨登瀛被捕受审时，坚决不承认顾顺章的指控。由于杨登瀛在国民党内与中统头目陈立夫、张道藩有较深的私交，最后，张道藩以个人名义保释，其结果尚称安全。

5、供出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重要负责人希莱雷·努伦斯和他的妻子汪得利曾。希莱雷·努伦斯，波兰人，中国名字叫牛兰，于1927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上海。

为了救出牛兰夫妇，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付出了巨大代价（光是递送一个牛兰的亲笔纸条，负责审理此案的张冲就索要3万元；还动用了世界各国在中国的记者，比如美国著名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等；宋庆龄、鲁迅先生都出面了），才使牛兰夫妇3岁的儿子出狱，由“国母”宋庆龄代为抚养。牛兰夫妇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得以出狱。

6、顾顺章殚精竭虑地帮助中统特务大肆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迫使中共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到1933年春天，整个临时中央搬到了中央苏区。

7、在顾顺章的积极配合下，中共地下组织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用聂荣臻的话说“其结果是八百多共产党人遭逮捕”。这八百多人中，正义凛然不屈不挠的被敌人杀害，如中共特科“红队”队长邝惠安等人；叛变的如卢福坦、王国栋、胡洪涛、李志远等等。

为此，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署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要求“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

二、顾顺章对共产党恨不得斩尽杀绝，对蒋介石及中统则歇斯底里殚精竭虑，以博得主子的欢心。

1、蒋介石给予顾顺章嘉奖和格外“开恩”。

时在江西庐山的蒋介石，获悉顾顺章“立功”情况后，颇为高兴，指示陈立夫、徐恩曾给予顾顺章嘉奖。不久，徐恩曾又特地令王思诚出面当“红娘”，为顾顺章介绍了一名南京女子张永琴为妻，而且把婚礼办得极为热闹。

顾顺章的婚礼是在南京最豪华的中央饭店举行，徐恩曾率大小特务到场庆贺，蒋介石特派专人送了1000块钱的礼金，这让顾顺章受宠若惊，更加坚定了为蒋家王朝卖命的决心。

2、徐恩曾对顾顺章恩宠有加，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予了顾顺章特殊的照顾，当然，顾顺章也“投桃报李”，让徐恩曾收获满满。

徐恩曾让顾顺章主持党务调查科的训练工作。为了加快编撰特工教材的速度，徐恩曾特令徐政、张志仁、朱秋白等亲信特务，帮助顾顺章整理编撰各种训练教材。为此，顾顺章格外卖力，可以说是废寝忘食。

很快，就编成了一套“特工丛书”，分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察工作》、《审理工作》与《组织工作》6册，计50万字。这些教材后来以“特工圣书”作丛书名，成为中统特务组织的第一套成文的专业教材和国民党业务训练工作的范本。

在编纂特工教材的同时，顾顺章又在调查科举办了第一期特务训练班。训练班场址就设在瞻园里的妙静寺，寺北面的一片旷地被作为技能培训场所，训练时间为3个月。

徐恩曾开始对顾顺章不太放心，第一次派给他的训练人员仅有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悌4人，全为1930年6月中央军校毕业后进入“正元实业社”的中统“创业者”及核心人物。

顾顺章拿出了全部本事，他以原在苏联所受训练为理论基底，以其在中共时期领导特科的工作为实践经验，全部教授给受训者。受训的4个人，都说自己受益匪浅。

尤其是史济美，受训完毕，就被委派为“中央特派员”兼“上海行动区区长”职务，他利用顾顺章教给他的招数，两次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密捕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临时总负责人卢福坦，并劝其投降，在租界公开绑架红军师长陈赓，逮捕中共要员廖承志、罗登贤以及余文化、丁玲、潘梓年等人，一时在中统内名声大震。

史济美的“成绩”让徐恩曾对顾顺章大为放心，立刻让顾顺章开办第二期特务训练班，地点在南京中华门内长乐路，这一期人数增加到20名。

这20人中，有一个叫黄凯的家伙，是调查科的老牌特务，张道藩手下红人，狂妄自大，甚至不把徐恩曾放在眼里。可是，他对顾顺章却大加赞赏。他说：“顾顺章对特务工作确有自己的独到精明之处，如经他所绘图监制的各种假发、假须、假牙等化装用品，用起来真是惟妙惟肖。他培养特工人员，有一套办法，成效快。”

另一个老资格的特务林成荫也赞叹说：“训练内容是顾顺章主讲《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一些打枪、擒拿、格斗、化装、盯梢、守候等特务技术，顾顺章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此道却经验丰富，不愧为老手。结合他过去在中共‘红队’的经历，侃侃而谈，颇能吸引人。”

1931年5月底，徐恩曾将顾顺章安排到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并派自己的亲信特务王思诚做顾顺章的秘书，由中共叛徒王国栋、李志远、胡洪涛陪伴。

不久之后，徐恩曾又命令亲信特务林金生去做顾的保镖，又雇用保姆吴月宝照料顾顺章的生活起居。

很快又给顾顺章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婚后不久，徐恩曾特地为顾顺章夫妇在南京细柳巷4号安排了一处住所，同住的有秘书王思诚、保镖林金生、徒弟陈连生、童国忠、张文龙等人。

至此，徐恩曾对顾顺章可以说是在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对此，顾顺章自然知恩图报。

除了为中统编撰教材、培训特务，顾顺章又想了几个点子，供陈立夫、徐恩曾参考：

（1）以组织对组织。准备在上海设立强有力的特工机构，选派有较强工作能力的重要特务去主持工作，企图持续不断地打击中共地下党组织，动摇其根本；

（2）两钳法。主张彻底贯彻“自首政策”，通过自首分子的示范作用，在对中共党组织的破坏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以此达到瓦解和最后消灭的目的。顾顺章把这一套恩威并施、软硬兼用的策略，称为“两钳法”；

（3）进一步注重并精心运用“细胞”政策。根据共产党人守气节的特点，注重提高特务的“劝降”水平，从理论上“说服”被捕人员，以期通过釜底抽薪的办法，引诱其背板，然后再将其放回去，求得破坏范围和效果的扩大。

徐恩曾接受了顾顺章的建议，采用这种方法，到1933年底，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只好撤往中央苏区。而徐恩曾在从1931年4月起到1933年底的一段时间里，进入了他事业的“辉煌期”，这也是国民党中统乃至整个特务组织，在与中共的斗争中取得成绩较多的时期，顾顺章因此成了徐恩曾的“福星”。

但是，无论顾顺章多努力，按照蒋介石对叛徒的使用原则，是只可使用，不可重用。在徐恩曾的眼里，顾顺章就是任由他使唤的一条狗。

三、顾顺章和戴笠“眉来眼去”，野心膨胀，还想成立一个顾氏的“新共产党”，还要准备组织一个特务队，“首先把陈立夫和徐恩曾干掉”，他是活到头了。

在顾顺章为徐恩曾办培训班讲课期间，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找到顾顺章，让他去给“军统”特务上课，顾顺章欣然接受。而且，戴笠还想把顾顺章挖到他的手下，用金钱要职和美色引诱顾顺章弃徐投戴。顾顺章觉得不受徐恩曾重用，也想去戴笠手下去干。

陈立夫

徐恩曾知道后，非常生气，曾有将顾顺章立即处死的冲动。但是，他又好好考虑了一番，觉得以此为理由杀死顾顺章，不但得罪了戴笠，连蒋介石那里也说不过去，他选择了等待。

俗话说得好：上帝想让你灭亡，先要让你疯狂。“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灾”，一点不假。顾顺章是一个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的人，在徐恩曾和戴笠都“抢夺”他的时候，他野心膨胀了，大脑短路了，居然异想天开地认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

顾顺章不想在徐恩曾手下唯唯诺诺，也不想到戴笠那里寄人篱下，他要自己成立一个新的团体。叫什么名字呢？想了半天，决定叫“新共产党”，人员便是他周围的一群中共叛徒。

1933年初，顾顺章在上海公开对手下宣布了他的这个设想，并起草了新组织的章程、纲领与五年计划。最过分的是，他居然对他的保镖林金生说，准备要他组织一个特务队，“首先把陈立夫与徐恩曾干掉”。

林金生立刻把顾顺章的事情告诉了徐恩曾。徐恩曾先让中共叛徒童国忠和张文农，密切监视顾的一切，不久，徐恩曾将顾顺章正式逮捕，关押在镇江看守所。

据说，1934年送往苏州监狱时，因为平时顾顺章特别爱吹乎自己会魔术，会催眠术，怕他在途中施“妖术”，临走的时候，居然用铁丝穿透了他的肩胛骨防止他逃跑。

1935年，徐恩曾通过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了顾顺章有“反骨”和种种反叛迹象。蒋介石本来对叛徒就有反感，随即下达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于是，这个罪有应得的变节者被枪毙在苏州监狱，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后来徐恩曾为了掩饰他杀顾顺章的内幕，在回忆录里说杀顾顺章的原因是因为顾顺章又和共产党勾结，向共产党提供他们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等等。

四、马振犊先生说顾顺章一案，“在国民党特工历史上，它是一次空前的成功，也是一次空前的失败”，该如何解读呢？

“空前的成功”，前面文中已经提到了，顾顺章的叛变给我党造成了灾难性的危害。“空前的失败”，笔者认为，可能是指后来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大会，而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在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之后，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会议。

为什么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了呢？是因为，中统特务在顾顺章的带领下，把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破坏殆尽了。所有的电台被抄走，人员被逮捕，或叛变或死亡。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特工把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逼得无法立足，只好赶到中央苏区。尤其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博古到了中央苏区，开始打击和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开始确定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拨正了中国革命航船的方向，才有了后来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参考资料：马振犊著《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