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面向事实本身，做“活的”学术

孙飞宇

张雨欣

面向事实本身，做“活的”学术

作者 | 孙飞宇、张雨欣

作者单位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东亚研究

原文 |

2015年，在《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个NGO的扶贫困境为例》（以下简称“生产社会”）这篇论文和相关研究完成的同时，杨善华老师和笔者（孙飞宇）接触到另外一个非政府组织，并且和该组织的负责人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从2015年至今，杨老师几乎每一年都会带领多位老师和学生前往该基金会的所在地展开田野调查。作为本文写作基础的经验资料，就是这一团队工作的结果。我们团队的多位学生，像周颖、刘畅和张雨欣等人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许多锻炼，笔者（孙飞宇）的多位同门师兄弟姐妹，像张浩、傅春晖等老师也都多次参与田野调查，并且在论文讨论和写作过程中给予笔者诸多帮助。

由于主题相近，本文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生产社会”一文的思路和写作风格，同时用较长时间去思考如何突破此前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本文的侧重点从NGO本身转到了地方社会内在的结构和行动机制上，这显然是一个大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地方社会或者乡村社会？过去百年间，在中国社会学史乃至中国人文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传统之中,这都是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哪怕仅在社会学史中，诸多专门从事中国社会和农村社会研究的学者已经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考。高山仰止之下，我们的调研和写作最初无意于对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得益于Y组织和F老师等人的大力协助，我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发现。此外，在多位师友与匿名评审专家建议的启发之下，我们最终决定以舒茨的工作为基本的理论思考框架，尝试对我们看到的乡村社会主体性做一现象学社会学式的理解。对于笔者（孙飞宇）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因为此前中国现象学社会学的努力大多集中在纯理论层面的讨论，即便有一些对生存经验的当下理解（如《流亡者与生活世界》一文），也并非基于经验材料、面对经验问题的研究。所以这一次的尝试可以说是一种“探险”。而支持我们做出此种大胆之举的是数年田野调查所积累的大量鲜活材料。

田野调查所在地位于中国西南某省，山高路远、林密沟深，在此开展田野调查并不容易。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有我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遇到的语言、饮食以及高原反应等方面的一系列困难，还有当地极为独特的生态环境。初次跟随F老师的团队进入少郎山流域，最直观的感受首先来自于该地区茫茫大山里的地形地貌与极端偏远的自然条件。初访刘玉坤时，汽车在盘山小路上盘旋了两个小时才见到第一户人家；几日前被泥石流冲断的树横在路中央；山高林深的地貌环境，有人钻进路边树林里就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都帮助我们极其直观地了解了该地区的环境乃至社会生态，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Y组织的工作面对的困难、处理这些困难的智慧以及在工作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生动案例。

在几年的田野调查中，给笔者（孙飞宇）留下深刻印象的是2020年夏天。那一次杨老师带领多位师友和学生前往山里调研。在入山途中，我们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雨。第二天起床后，我们看到了堪称人间仙境的极美风景，也遇到了山洪暴发和山体滑坡，水、电、手机信号中断，车辆出山的路桥被悉数冲垮。为保证我们能够脱困出山，F老师四处联络，反复勘察地形，最终决定带领我们冒雨步行通过一座已经被山洪没过桥面的小桥，从村落之中的道路上山。

图1 杨老师带领的团队在出山途中

在翻越了数座大山之后，我们最终到达可以通车的公路。在Y组织和当地救援团队的帮助下，我们当天的奇幻冒险之旅最终安全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杨善华老师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带领我们在雨中过桥、登山，从村里的水泥道路走到村后水渠，再到山间玉米田地旁边的泥泞小路，最终到山里完全没有道路的地方，全靠手脚并用的攀登前行，用行动向我们完美解释了什么叫做用生命来从事社会调查。

图2 团队即将到达接应地点，在山林间的休息

在这次调研途中，我们还深切感受到了友谊的力量和温暖。笔者（孙飞宇）在调研中带着孩子，在这次的脱困途中，不仅有张浩等老师全程帮忙，而且得到了当地交通运输局姚副局长的大力支持。当时救援队在半路接应我们，姚副局长主动背起孩子，穿着皮鞋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走如风，很快就把我们远远抛在了后面。这一场景时至今日依然令人印象深刻，也充满感激。

这样的调研经历使得我们决定必须要将研究做出来。从2022年动笔到2024年论文发表，支撑笔者写作的不止是田野调查所提供的“资料”，更来源于在田野调查和论文写作过程中被不断更新的整体感受。因为田野调查的过程也是我们“亲历”Y组织整个实践的过程。非常幸运和令我们感动的是，Y组织将其实践过程真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每一次跟踪调研中，我们所接触到的都不是其行为“成功”或“失败”的切面，而是其实践、行动的过程。我们直接参与到Y组织的工作环境之中，也得以直接“观看”村民和村庄对其行动的反馈，并进一步观察Y组织根据反馈所做出的调整，这一过程是整个调研中最为珍贵的部分，也是我们对Y组织非常感激的原因。几年过去，在实践的考验中，Y组织的一些项目已经从如火如荼的状态逐渐变得消无声息，也有重要的项目如“互助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作为经验一直被保留了下来，不断推广到更多的村落之中。可以说，每一年的田野调查，我们都会得知新的消息，增加对此地的新认识。这七年的持续田野调查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去观察Y组织实践中的哪些内容在村庄中被真正地持续和保留了下来，然后去分析这种“成功”来源于什么因素。我们发现，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去理解Y组织的实践固然有其意义，但与此同时，真正被调动起来的属于乡村社会的力量及其结构也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正是这断续和漫长的田野调查使得我们在进行一项以科学之名而展开的研究过程中，逐渐深入认识了这些不仅被作为“调研对象”的人。F老师以及Y组织的各个工作人员、刘玉坤和冯金龙都成为了我们的好朋友和老朋友。和他们的每一次见面，我们都能够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内容，也得以逐渐理解他们的想法、关切与担忧，这让我们得以更容易品味他们每一个行动与言语背后的意图，更让我们对自己要写作的内容有了不断改进的可能。有的人作为F老师的追随者，真正认同F老师想要塑造的人的形态，并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向F老师的目标靠近。也有的人在我们田野调查之初就表现出对Y组织的极力配合，同时也逐渐表现出对自己村庄的深厚感情。在长时段的田野调查中，伴随着不断的回访，这些调研对象会越来越呈现他们本来的样子，而正是通过对他们的理解，让我们得以增进了对整个地方社会的理解。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诸多师友的批评和建议。周飞舟老师的批评和建议促使我们在2022年回访，并且获得了关于阿文的故事。在此之前，本文所记录和分析的是一个针对不还钱家庭所实施的“上房揭瓦”的惩罚故事。这个故事当然也非常好，能够展现村民们对财产的理解是基于村落共同体的而非基于个人的这个逻辑。不过，周老师在读了初稿之后提出的问题是，“有没有就是还不上钱的极端案例呢？如果有，这个项目中的村民们是如何处理的？”这一问题督促我们重新找到F老师及其同事D，在数次访谈中才有了阿文的故事。

阿文的故事有着极为丰富的面向，和社会学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值得单独写一篇小文章。例如，在“礼物”“互惠”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议题上，这一故事都可以和多个经典的故事构成对话。不过这一面向的分析并非本文的重点，所以只能使其服从于整个文本的结构和叙述。这种对文本的不断删改和对材料的不断取舍，既是我们不断增进对研究问题之理解的过程，也是论文写作的必然路径。

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先生在结尾处说，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所出现的现象学以及与此相关的“互为主体”的现象学社会学，都值得我们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借鉴和使用。现象学社会学的基础是对个体意识和行动意义的分析，即使是对生活世界概念的理解也是如此。本文试图基于经验材料，在群体的层面上展开讨论，确实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希望由此能对中国的现象学社会学研究有所突破。这一做法表明了笔者（孙飞宇）多年来的研究体会和一贯的学术主张：借用现象学的话来说，从事理论工作，只有“面向事实本身”，才可能做出活生生的学问，研究中才可能有人。这一“事实本身”并非胡塞尔意义上的，而是舒茨意义上的，是悬置了对日常生活的质疑，而面向生活本身所看到的事实，是有人在其中的社会事实。从事社会理论研究有诸多困难，也有着诸多以诱惑之名出现的缺陷，将理论知识和理论研究理解成为“死的知识”并在其中打转儿甚至得意洋洋的自我迷恋就是其中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面向事实本身不应该仅仅是现象学社会学的要求，更应该是社会理论研究乃至社会学研究的自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