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艺术品价格具有的不稳定性，是重要特点，审美需求变化很大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宋代古玩艺术品种类繁多，且消费主体多为文人士大夫，在他们的追捧下，古玩艺术品交易频繁，且形成了专门的艺术品市场。

古玩艺术品价格差异较大，与器物的类型、工艺、品相、历史价值以及买售者的鉴赏能力有关，也受器物真伪品质和其他主观因素影响。

古玩艺术品中有些具有文物性质，买卖受到一定限制。宋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在文学、史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等领域均有建树。

在艺术方面，书画、说唱、戏剧、舞蹈等艺术形式都达到一定高峰，学界对此也多有关注，而作为艺术品之列的古玩类，对之的研究相对较少，也缺乏系统性，大多是与其他艺术品一起讨论。

宋代古玩艺术品的种类繁多、庞杂。此其大概，难于尽备，然知此者，亦思过半矣。尽管古玩艺术品所含内容多而庞杂，但它们有两个共同的基本特征，一是富含艺术性，二是具有历史性，且很大一部分是出土而得，具有一定的文物性。

宋代古玩艺术品之消费主体———文人士大夫

宋人喜欢收藏把玩古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相当突出的，对此，王国维曾说：“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官员、学者和著名的文人雅士。

蔡絛在《铁围山丛谈》卷四中详细记载了这一现象，他在文中提到的雅好收藏古物的欧阳修、刘原父（刘敞）、李公麟等，都是北宋时期很有影响的官员和文人，其中李公麟还是当时极负盛名的古物鉴赏家，他“平日博求钟鼎古器，圭璧宝玩，森然满家”。

在这些名人的带领下，“学士、大夫雅多好之，此风遂一煽矣。”试举几例：李建中“好古勤学，多藏古器名画”；单炜“居黔阳，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乃精于辨别。平生俸入，尽费于此”。

洪迈自称“予家蓄古彝器百种”；米芾“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夏英公竦，性好古器奇珍宝玩”；

贾似道为相日，令陈振、谭玉、赵与楠等，广收奇玩珍宝；刘宝经常“在军中搜买珠玉珍奇之物，以为苞苴。动辄用银至三五百锭，前后所用不知其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宋代古玩艺术品之价格及影响因素

古玩艺术品本身的特殊性，即很大一部分具有文物性质，使价格也具有不稳定性。一般来讲，由于其稀缺性及不可复制性，市场价格也较高，如前文提到的王继先从赵明诚家里买古器竟花费了黄金三百两。

尽管我们不知道他买了什么以及买了多少，这个数目仍然是相当高的。再如为了和政府争取资源，一些“好事者不较重价，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择，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

一器值上千贯，如此高的价格，自然会导致人们不择手段。蔡絛对此现象也有所关注：“世既各其所以贵爱，故有得一器，其直为钱数十万，后动至百万不翅者。于是天下冢墓，破筏殆尽矣。”

数百贯至上千贯的价格实在不菲。再如淳熙中，淮南和州一寺庙里藏有一铜瓶，“虽微有损蚀处，然形制高古可爱”，后来被转运使赵师揆“饷以钱五百千”买得500贯的价格还算是得了便宜，可见价格之高。

乾道三年，李邦所带的两件古物售价要达到5000贯，也可能是因为要价太高，最后也没卖出去，“需钱五千于用不甚急，无肯售者。”

当然，因为宋代艺术品走向了市场化，其价格会受器物的类型、工艺、品相及历史价值等因素影响而不同。如上述史料中同为“一器”，有上千贯，也有千钱的。

文物鉴赏家李公麟“雅好钟鼎古文奇字闻一器，则捐千金不少靳”。也有百钱的，前文提到的同文以百钱即买得古铜篆。

古玩术品价格的不稳定也与卖者或买者的鉴赏能力有关。本来是一件很值钱的古玩，由于卖者不识货而贱卖之，如《夷坚丁志·荆山庄瓮》中的那个真金瓮就是因前后的几个主人都不识货而被贱卖掉的。

最初发现它的农夫不识货，只用五斗米就将它换走；而后一个主人仍然不识货，将它用来做喂猪的器具；等到刘稳发现了它，觉得不错并只用了两匹绢将之换走。刘应该也不是太懂得它的价值，将之送给相君，相君鉴别后才还原了其真身，是一个重24斤的真金器物。

这一意外收获，高兴的相君“厚以钱帛犒刘生”。同一件器物由于人的鉴赏能力不同，给定的价格也相差甚远。

再如上述的那把“冰清”古琴，陈圣与一开始出价100贯，沈述都不卖，述死后，其妻只用20贯就将其出卖，后来陈圣与终于用50贯将其从另一人手中买得，同一把琴，价格相差几倍，与卖者的鉴赏能力有密切关系。

另外，价格也受器物真伪品质和其他主观因素影响，真伪品一般价格差异较大，如嘉定年间，有人在临安贩卖仿造的唐代雷氏琴，买家出钱1000贯也不答应，被高人识破为赝品后，因其琴确实音质良好，“顿损直十之九得焉”，大约以100贯成交。

这段史料说明真品和伪品价格之差异，正因为仿品质量也不错，100贯的价格也不算太低。价格也受到一些主观因素影响。

典型的如某商人通过宦官将一“寿星通犀带”带入宫中售卖，被皇帝相中，准备以十万贯天价成交，但因宦官没有从中得利就说其不吉利，结果不仅皇帝不买了，而且在全国也再卖不出去。

宋代古玩艺术品市场之特征

首先消费者主体是文人士大夫，这一方面是经济实力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对古玩的特殊偏好有关，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收藏古物的风尚。

值得一提的是，士大夫们对待古物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如翟耆年在《籀史》中评价李公麟的《考古图》时说：

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道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像以求意。心悟目击命物之智，晓礼乐法而不说之秘。朝夕鉴观，罔有逸德。此唐虞画衣冠以为纪，而能使民不犯于有司，岂徒眩美资玩，为悦目之具哉？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收藏古物，不只为好古爱奇，而是期望发扬古意，教化人类建立良好的礼法秩序，并将其传诸后世。

吕大临在《考古图后记》中，也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观念，不仅批评了“好事者畜之，徒为耳目奇异玩好之具”的行为，而且明确了他述作《考古图》的用意，其中渗透着一股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予于士大夫之家，所阅多矣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源，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

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如此，宋代出现那么多有关古器物的著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古玩艺术品中很大一部分作为文物，买卖都有一些限制，并不能像其他商品一样完全自由流通，会一定程度上受到行政干预。

按制度规定，出土的器物根据情况是要上交的，如果私自隐匿，则会受法律处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录了一段发掘玉玺先隐后献的真实故事：

元符元年五月戊申朔，上（哲宗）御大庆殿，受传国宝，行朝会礼。初，咸阳民段义郊居，因造屋斸地，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藏于家未献。

有诣尚书省言雍人有得宝物匿而不献者，都省方下长安问状，而义已持玺来献。玺玉甚美，色正绿。蹇序辰为礼部尚书，安惇为谏议大夫，皆言此秦玺，汉以为传国宝，自五代亡之，今为时而出，天所贶赐，当以礼祗受，告于郊庙。

另据《通至条格·杂令·地内宿藏》记载：元至元十三年（1276)，王拜驴等人在贺二地内掘得埋藏物，被判处与地主停分。户部奏报中枢省批准，同时做出明确规定：“今后若有于官地内掘得埋藏之物，于所得物内一半没官，一半付得物之人。

于他人地内得者，依上与地主停分。若租佃官私田宅者，例同业主。如得古器、珍宝、奇异之物，随即申官进献，约量给价。如有诈伪隐匿，其物全追没官，更行断罪。”

据此可知，宋时民间获得古物，依制应当上献官府朝廷。这些行政干预必然会影响古物的正常市场流通，但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这种举措是值得肯定的，毕竟文物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宋人有这种文物保护意识是可贵的。

再次，宋代古玩艺术品虽然有一部分买卖要受到一定限制，但在巨大的需求量及利润的驱使下，还是出现了初具规模的艺术品市场，有专门买卖古物的“鬼市”，也有灵活自由的流动市场。从需求的角度来讲，人们已经能够比较方便地从市场上购得想要的器物，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结语

古玩艺术品价格所具有的不稳定性，正是艺术品市场的重要特点，即艺术品的价值受审美需求变化的影响很大，使之产生价值和价格严重背离现象，也是投机者所看重的方面，正如上述的刘稳在不经意间捡了个“大漏儿”。这一点应该与现代的艺术品市场有相通之处。

参考文献

1.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页。

2.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载自姚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125页。

3.邓椿：《画继》卷3《轩冕才贤》，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18页。

4.蔡絛：《铁围山丛谈》卷4，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