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家马克·辛诺特：别人冒险，他们说刻薄话。这很耐人寻味

美国作家、记者和职业攀岩者马克·辛诺特（Mark Synnott）是大岩壁攀登的先驱，他不仅完成了许多岩壁的探索和首攀，还是北面全球探险队的成员和国际山地向导协会认证的登山向导，此外，他还长期从事搜救与急救工作，并担任美国空军救援人员的培训员。他为《国家地理》、《户外》等杂志撰写长篇文章，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著有三本关于登山的书籍，其中包括《就要付出一切：攀登者的世界》、《第三极》和《巴芬岛》。

马克·辛诺特

今年2月，美国探险家辛诺特一家三口迎来了他们的中国之旅。当日正值元宵节，辛诺特的小儿子汤米（Tommy）跟随当地的面点师傅体验包汤圆，而他的妻子汉普顿（Hampton）则在忙着探索如何在这座都市中寻找乐趣。辛诺特自己则静静旁观，间或和人交谈，这位一向以勇敢形象示人的美国户外探险家，此刻更像是带领家人进行一次温馨远行的普通父亲。

与线上隔空对话相比，辛诺特显然更偏爱真实世界中的即时互动，历经数次采访地点的变更后，笔者终于在上海北面俱乐部的分享会上见到了辛诺特，这位探险家向澎湃新闻分享了他对写作、攀岩文化和下一步航海计划的所思所想。

《就要付出一切：攀登者的世界》

亚历克斯魔法：直面恐惧

澎湃新闻：在《就要付出一切：攀登者的世界》（The Impossible Climb）这本书中，徒手攀岩者亚历克斯·霍诺德（Alex Honnold）那场史诗级的“不可能的攀登”在全书尾声中才姗姗来迟，本书的三分之二部分在讲述美国攀岩社群和风格的演变、不同顶尖探险者的远征（包括你的个人探险经历分享）。有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徒手攀岩》（Freesolo）、亚历克斯本人自传珠玉在前，你在写作这本书时是如何筹划讲述这个我们大家都不陌生的故事？

辛诺特：我是一个职业攀岩者，也同样在撰写户外专栏。我一直梦想着著书立说，有这样一个念头时刻在我脑海中——那就是深入讲述攀岩的故事，向那些未曾攀过岩的人解释这项运动的魅力及其所蕴含的深意。

人们为何要选择攀岩呢？为什么要去做一项充满危险的运动？这项运动看似没有任何目的，人类也无需刻意攀附于岩石之上。许多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连攀岩者自己也无法完全明了，更是难以向他人阐述。起初，我也没有什么头绪，我总是在想，我是否真的有足够能力和机会去实现这一目标。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国家地理》供稿，随后一个（写书的）机会出现了——亚历克斯将挑战一次史无前例的攀登——徒手攀爬酋长岩，而我被《国家地理》委以报道这一壮举的重任。是的，我获得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还意识到这是我撰写攀岩类书籍的契机：我可以将亚历克斯的这场非凡攀登作为故事的线索，将其作为整体叙事中的支点和高潮，再带入更多攀岩这项运动的发展以及过去发生的故事。历史是人类走过的一条来路，过往攀登者所创造的各类载入史册的尝试，才为像亚历克斯这样的当代攀登者提供了一种超越过去的可能，造就出这样一位不可思议的攀岩者。

我期望自己能成为亚历克斯徒手攀岩的见证者和讲述者，我不愿从冰冷遥远的视角评述别人的故事，我想成为攀登故事的一部分，况且我本就是其中一员。我与亚历克斯的攀登经历交织在一起——我们都是北面的签约运动员，早年我们一起从事过一些探险与攀登。除了对亚历克斯如何萌生出徒手攀登酋长岩的想法、再到真正做出行动的过程深感兴趣之外，我还想描摹出他个人成长和发展的轨迹，阐述他的性格是如何影响并促成他的攀登壮举。一直以来，他真的在以一种长期被外界认为不可能的方式进行攀登，这是如此的“不可能”，以至于让人意识不到它真的会发生。

在这一过程中，亚历克斯所面临的重要难题，是他在学习如何掌控人类最原始的情绪——恐惧。恐惧是人类本能，无论这些恐惧的来源是什么，它们都或多或少让我们畏缩不前，我们害怕有一天我们终将消亡、死去。我告诉自己，如果我能展示他是如何处理恐惧的情绪，这势必对所有人都有启发，包括我自己也从中受益，我们都可以变成一个更坚强、无畏的人。这也是我想写这本书的初衷之一。

澎湃新闻：在亚历克斯完成徒手攀登酋长岩的惊人之举后，全世界都爱讨论“杏仁核”问题。确实有一种错觉出现——总会让人以为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直面恐惧的生理特质独一无二，他是个超级刺激追求者，又是一个情绪调节能力异常强的人。但你也提到，普通人也能掌握一些“亚历克斯魔法”的诀窍，具体是什么？

辛诺特：首先，亚历克斯确实成功了。他的恐惧情绪确实不像其他人那样容易被触发，但他确实会觉得害怕，他害怕从高处坠落，但是，他还是去做了无保护攀登。我也在书中尽我所能地解释这一情状，我记得亚历克斯说过，他在慢慢地围绕自己建立一种舒适区的“小蛋壳”，更多地让自己暴露在害怕的事情面前，原本感到害怕的事情做得越多，人就越不惧怕它，它对你的影响和限制就越小。因此，他花了十年的时间慢慢扩大徒手攀岩时的舒适区。

而这一项“亚历克斯魔法”就是大多数人可以习得的：直面我们害怕的事物，做那件事越多，它们对我们的控制力就越小。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你的思路，认识到做某件令你害怕的事情是可行并且有效的，你就可以对它们拥有更多的掌控力。

澎湃新闻：徒手攀岩是死亡率极高的极限运动，但它确实能让人着迷，书中有不少片段写到不同攀岩者们感受到了“生命极致的快乐”，这其实有些抽象，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绪和状态呢？是需要以生命为代价，去“付出一切”才能达到的吗？它背后是不是也蕴含着一种赌徒心态？

辛诺特：如果人们对攀岩、滑雪、潜水、徒步或洞穴探险等活动上瘾，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之中进行体育活动，而不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吃薯片，那做这些事真的有那么糟糕吗？但是，如果将“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行为视为一种赌博，那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有点不健康。

我在攀岩领域浸润多年，我没有看到很多人仅仅是为了纯粹的冒险而去做这些事情。当然，风险是这项活动本身固有的一部分，人们也在尽最大努力去管控风险。而当你沉迷于这样具备风险性的活动时，你可以找到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感受到的状态，这就是我理解的“生命极致的快乐”。以攀岩为例：当你攀岩时，你有种“被迫”投入当下的感觉，你不会去想你的银行账户、你的关系、你的工作、你的汽车是不是坏了、你有没有足够的钱，或者有没有别人在生你的气。当你在攀岩时，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消失了。你就在山的一侧，就在那儿，存在着、在登攀，你是一个身处广阔自然景观中的微茫个体，你找到了运动带给身体的流动感和精神上的愉悦，完全沉浸于此时此刻。我认为，无论是在水下、在洞穴中还是在山崖边，做这类活动越多，就会越擅长找到那种极致体验的状态，而我始终迷恋于寻找那种感觉。

当然，如果你没有去到户外山野，没有做一些冒险的事情，哪怕你只是坐在这里，在一张椅子上，只要你去思索这个感受，并且有了想尝试的念头，那也能越来越接近那个“极致的快乐”，我认为，个人能量的增长，是在学习如何找到那个“极致感受”的空间，那个地带能平息个体脑海中所有的混乱。

我认为沉迷于攀岩或其他有风险的活动，会潜移默化地把你塑造成一个更好、更有自我觉知（self-conscious）的人，所有存在的个体都应该试着去找寻真我，不是吗？

“攀登的禅”与社交媒体时代

澎湃新闻：1999年攀登大川口塔峰西北壁（当时，这条路线尚未被攀登）的那次经历里，你提到过“攀登的禅”，这是一个很东方的概念。怎么理解“攀登的禅”？

辛诺特：我并不是东方哲学家，也不具备东方哲学家的思考模式，但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理解所谓的“禅”是：就在那一刻，其他一切与那一刻无关的事物都消失了，这有点像是冥想的感觉，但其实我并不是在冥想，而是在进行一项动态的运动。对我来说，那就是在航海、攀岩、滑雪时找到“禅”。

澎湃新闻：你也提及在网络媒体分享这段攀登经历后，“攀登的禅”就被破坏了……从美国Quokka网站（初创于20世纪90年代的运动资讯网站）的“偷窥、摆拍和吹捧”，以及互联网分享让攀登团队的队友们不团结，再到Instagram和Facebook对远征山峰模式的改变，书中各处都会提到互联网社交媒体改变攀登者的参与方式，以及在重塑年轻一代攀岩者的认知。我的疑问是，社交媒体的介入对极限运动参与者的攀登方式以及心态带来了哪些变化？

辛诺特：打个比方，我认为这里正在发生一件很酷的事情：我在上海度过当地传统元宵佳节，哇，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这一节日，这真是太不可思议、太美了！而我做的是什么？拍照片录视频，把它们发在我的社交平台上。但问题是，我真的在体验元宵节吗？还是我只是在记录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以便向互联网上的陌生人展示我在过节？这就是问题所在。

其实，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出现之前，我们在户外野攀时，倘若看见美好的日落或其他震撼的自然景象，也会用摄影来捕捉那个时刻。有时候，我会想，当我这么做时，我的确在那一刻错过了真正的体验和感受。而现在，情况变得更糟，线上对线下的介入是无孔不入的。现在，户外人士用Go-Pro记录拍摄一切，把这些影像都放在社交媒体上，并对这件事乐此不疲，很多人甚至有一些执念，他们相信那些看不见的观众们总是在互联网的云端看着他们。我试图在反抗这件事，但很遗憾，我滑雪、攀岩时，我还是会和他们一样，当然我觉得我做得还不算太过分。但我必须承认，这些行为确实是奇怪的景象，正如我在书中尝试思辨的：这就像是一种“必须要做的恶”，比如要成为一名获得赞助的攀岩者，我就是需要运营好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拥有更多粉丝和影响力，这是我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对于社交媒体对户外运动的入侵，我的回答是：我还没有完全想明白。但我确信的是，抛开社交媒体，我还是懂得如何享受运动当下、欣赏自然。

澎湃新闻：关于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这类“存在性问题”讨论贯穿全书，你和亚历克斯有一段讨论，说到人工智能的奇点在21世纪40年代到来，人类可能会长生，生活建立在生命有限的观念被颠覆。如果你知道自己不会老死或者病死，只会死于意外，那么你本人还会去想干一些死于意外的大事吗？

辛诺特：不用说人工智能的“奇点”，现在就已有类似情况——因为你本可以活得很老，是吧？你可以活到80岁、90岁，甚至100岁，在自己年轻时因为做一些冒险的事而死去，这听起来并不吸引人，因为你会错过你余生的所有生活。

如果是我，我可能大概率不会选择去面对超出个人预期的风险，毕竟我是如此热爱我的生活。但事实上，我同样认为危险天然就带着迷人的特质，所有最酷的事情都是危险的，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但对我来说，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恰恰是有风险系数的，风险是我生活中的一剂秘密调料，它让我的人生如此有趣。

而评估危险程度的高低也是相对的，因为我和亚历克斯相比，他可能会觉得我只是一个走进图书馆的老太太，但与其他人相比，我却是一个真正的冒险家。

事实上，亚历克斯徒手攀上那面酋长岩时，他也不想掉下来然后死掉，但他还是冒了险，不过，他也在尽其所能地管控风险。我们当时也聊过很多关于风险百分比的问题，比如风险点的总量、风险点出现的频率等等，如果暴露在危险中的时间越长，最终出现不良结果的概率就会越大，然后就无法继续度过自己的余生。

我始终相信的一点是，我不喜欢外界试图去测算我们每一个体究竟能承担多少风险的所谓通用公式，每一个人的风险计算公式都是不同的，但有些人却对此别人的冒险感到排斥，会认为某一个人的冒险行为是在给其他大多数人施加压力，我在书中也有很多相关的讨论。比如亚历克斯徒手攀登酋长岩之后，有些人对他的行为感到不悦，这非常耐人寻味——为什么当这些人看到他人冒险时，他们会如此激动？这些人也许坐在沙发上，正吃着一袋薯片，在互联网上对那些出门做酷事的人们说着刻薄的话。

我绝不会希望任何人告诉我，我自己应该承担多少风险。如果有像亚历克斯这样的人想要冒险，我认为这太棒了，如果他从岩壁上掉下来了，是的，那当然很糟糕，但他（的死亡）也不会伤害到其他人。当然，关心他的人一定会非常伤心，但他确实是在生前做了他想做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有70亿人，如果这中间有那么少数人想做疯狂的事情，我认为很棒，这是人性中的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特质——挑战可能性边界的特质。

澎湃新闻：过去的状态是，社会规训出的所谓“成功路”上的“失败者”在岩壁上开辟新路，美国“垮掉的一代”塑造出攀岩的黄金年代。现在，户外运动、极限运动在走向主流的过程中，沟通自然、本真生活、不求名利的户外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吗？

辛诺特：世间之物并不是非黑即白，更多处于灰色地带。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亚历克斯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发自内心地相信，他之所以徒手攀登酋长岩，是因为他渴望体验的纯粹性，而绝非名利、荣耀、野心、金钱或是什么追随者。我相信，像他这样真正全心投身于攀岩运动的人，所追求的是个体灵魂的满足。

但这并不是说，其他种种登攀的理由不会与攀岩交织在一起，它们可能会构成一种复杂的混合体。我个人倾向将事物清晰地分类，但实际情况要远远复杂得多。但我敢肯定的是，所有长期从事攀岩运动的人，其驱动力都像亚历克斯一样，来自他们的灵魂，倘若没有这种内在驱动，他们就不可能深入这项运动，真正将其融入自己的生活，他们从中获得了巨大且纯粹的喜乐。

如果你想将攀岩转变为职业，从中找到一种谋生方式，那很无奈的是，确实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将多方因素混合在一起，并在保持事物的攀岩发心的纯粹和真实的同时，参与社交媒体或其他的公开活动中。

不过，我也觉得比我年轻的一代人甚至不会考虑“被迫在社交媒体营业”这个问题，他们从小就在这样的众媒时代长大。但对我来说，我的成长时期甚至没有互联网，甚至在我二十多岁（20世纪90年代）处于个人攀岩事业的巅峰时期，我还是没有手机，如果想打个电话，得去找公用电话亭投硬币。我现在回头看过去，都会感慨，我们那时是怎么过来的？是怎么导航的？怎么与人联络的？在适应新时代行事方式的最开始，这会让我非常苦恼。然而在某个时刻，我意识到做这些事情对我的工作或是拿到下一个探险项目来说，非常重要，我确实看到了做这一切的价值，所以我也就不那么固执己见了。

澎湃新闻：近年来，中国喜爱攀岩/徒步/滑雪等户外运动的人群越来越多，这类“痛并快乐着”的运动令人上瘾、也在激励人心。但我发现在社交媒体上，经常会看到一些身着昂贵装备、或是身材火辣的男性女性做户外运动的视频或者图片，自我“优越感”满满，这通常让技巧弱、力量不足、财力有限的初学者们感到压力或者是自卑，我非常担忧这类炫耀式传播会让大家距离这类有趣的运动越来越远，另外，媒体对极限运动的报道方式，总爱塑造出一种“哇，这很酷”的刻板印象。你怎么看这类现象？

辛诺特：我非常理解这一观点。但我的情况有些独特，我是那种会和大家分享我做了哪些什么酷炫事的人，而不再发表诸如“我今天过得不好”的帖子，而愿意和大家说，嘿，快看，这里有一件很棒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个人并不会因为看到别人的酷炫时刻而感到不快，我更多会想，是的，我也要去做一些很棒的事。

但我也可以觉察到，中国户外的某些情状耐人寻味。今天上午的演讲结束后，有个中国年轻人来找我，他对我说：“我也想做这些酷炫的户外探险，但我只是个学生，我没有太多钱，从事户外运动一定需要很多钱吧……”我确实不太了解中国从事户外运动的成本花费以及对运动穿着品牌高低贵贱的排列次序和某种攀比风气，但我知道在美国的运转方式——这完全和自己穿多少钱的装备无关，如果你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你就已经领先于大多数人，如果真的对户外感兴趣，那去做一些简单研究吧，你会发现户外运动其实并不是需要很多很多钱，如果一些远征项目确实很贵，但如果你真心热爱，你会想办法搞到这笔钱的。

我的建议是，坚定地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去努力实现它。不要把所有的努力都放在为什么你做不到什么事的借口上，去做就是了。

澎湃新闻：《第三极》是你写珠峰的书，去年我也写过一篇关于2023年珠峰登山季中一些中国登山者的特稿，我一直有个疑惑，近年来珠峰攀登死亡率不断攀升，很多业余登山者花低价雇佣不专业的登山向导攀登珠峰，珠峰已成为一座海拔最高的名利场了吗？

辛诺特：在美国，绝大多数攀岩者都以相同眼光看待这个问题，《进入空气稀薄地带》（Into Thin Air）这本写珠峰登山者的经典之作也是持这样的论点，书中的核心观点是——看看这些登珠峰的人，他们是“混蛋”。这本书对我所在的攀岩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那本书刚面世时，我正处于职业攀岩者的成长期，我们都认为珠峰上正在上演一场“垃圾秀”，我们对此表示不屑，而如果看看我们当时攀登过的山峰，都不是什么举世闻名的高峰，我们只去那些没人听说过的偏远地方，我根本就不想和珠峰扯上关系，我以为我这辈子永远不会去登珠峰。但是，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和巧合，我萌生了去珠峰寻找故事的想法，我也出发了。

《第三极》

我本以为珠峰的登山客会很无聊，我可能会在那里遇到某个自大的想登顶珠峰的CEO，然后我真正到了那里，我发现，这些珠峰登山客中，有一个是在立陶宛做石膏板的家伙，他没有足够登珠峰的钱，为了来到这里他攒了很多年的钱，还有一个来自印度的小伙子，他的父母为了助力他实现珠峰梦想，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他们并不是书中描述的那些富豪，我将他们称之为“拼搏的梦想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今登珠峰的生态没有问题，仍然有很多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人，他们没有准备好，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或者是足够的资金储备，我个人认为，人们不应该在不知道如何穿冰爪（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去登珠峰，但我仍然不吝对这些怀揣梦想、充满斗志的人表达我的赞扬，他们的精气神多少平衡了我心中的负面看法，无论他们出于何种原因想要到达顶峰，这里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冒险精神，他们不该被那些大门不出的人评头论足，凡事皆需“眼见为实”。

我想描述那样一个时刻：我在帐篷林立的珠峰大本营，抬头望向高处。彼时，云层正在散去，一眼就能看到珠穆朗玛的顶峰。作为一个攀登者，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驱动力——我想攀登那座山，我想登顶。事实上，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这个想法。我的大半生时间都觉得登珠峰是一件很蠢的事，但现在的我对此大为改观。

《进入空气稀薄地带》

探险家的案头工作

澎湃新闻：在你的一些分享中提到你发现了不少处女探险地带（比如说乍得的彩虹拱），我非常好奇，你是怎么发现这些新地点的？ 是不是采访写作者独有的信息收集、工具检索和分析能力……你有什么方法？

辛诺特：当然，必须要做很多研究才能找到我真正想去的地方，通常情况下，从大概的目标地理位置出发是我的起点。但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不仅仅是某个地点，这个地方是否有一个值得讲述的好故事？如果有，这个故事会是什么呢？

每个地方都有其独特之处，但这绝非只是和当地与众不同的自然风景有关，这更与那里生活的人有关。即使是世界上最偏远的地方，也当然有人生活，也有人曾作为过客踏足。我去过的一些看起来非常疯狂的地方，比如你提到的乍得的彩虹拱，其实都有人的踪迹。那我会去思考，他们的故事是什么？他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有什么信仰？他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他们的历史是什么？他们的生存世界是否面临威胁？他们这一群体是否存在全世界人类都需要知悉的问题？写作者需要不断激发自己的好奇心，不断发问。

就在前几天，我落地上海后从机场出发前往城区的路上，我在手机上检索我计划去航海的北极圈，我在网上发现了一个正在那里工作的科学家，他的研究看起来非常有趣，接着，我又搜索到他写的一些论文，是关于古代北美洲人是何时迁移过来的，以及彼时他们的栖息地是哪里？哪些现已被海洋淹没？

当时我就感觉，哇！这实在太酷了！太有趣了！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到那里，我可以给这位科学家写邮件，告诉他我对他的研究非常感兴趣，询问他是否还在那个区域工作，而我是否可以坐我的帆船去到他的科考基地探访。

总结来说，我认为故事的吸引点，即吸引力的“钩子”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有一些人会更注重检索方法论而忽视了这一点。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以及你的个人社交网站上多次提到你近年正在做的，一项拓展视野的新爱好——航海，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可以分享一下航海给你带来了哪些别样的经历和收获吗？会不会写这一领域的书籍？

辛诺特：是的。如果你关注我的社交媒体，你可以看到我在北极进行了一次航海探险，这也是我最近从事的一个探险项目。我计划遵循《第三极》非常相似的写作方式。

我计划再次踏上北极圈，进行一场追寻历史之谜的疯狂冒险之旅。就像我在珠穆朗玛峰上追索马洛里和欧文是否在1924年首登珠峰的谜团一样。我也想在北极航海中尝试回答这类问题，我将试图揭开富兰克林探险队的谜团——1845年，这支有两艘帆船和129名船员的探险队在西北航道离奇消失。与此同时，我将编织一条与之平行的历史叙事线，应用同类解答谜团和历史叙述的模式可能有些缺乏创新，但对于北冰洋的西北航道，我觉得践行这个模式是行得通的。我计划使用自己的帆船进行探险，而不只是加入某支勇猛的北极探险队伍，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摸索和完成，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我之所以选择航海，就是源于内心驱动。事实上，在选择探险的具体项目时，我都会坐在书桌前静下来思考。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而一次宏大的、史诗级的探险都非常耗时，我需要非常谨慎地选择项目。在做出选择时，我会问我自己：马克，你究竟想做什么？你真正想要什么？当然，也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真正喜欢什么，什么对我来说是真正重要的——那就是冒险和探索，并且通过分享探险故事来激励更多人去找到他们想做的事情。事实上，有许多不同方式可以彰显冒险精神。而我的答案是，我想驾驶自己的帆船穿越北极！

澎湃新闻：你有在中国境内的攀登计划吗？

辛诺特：我可能更倾向于做探险性的岩攀，比如桂林阳朔的酒瓶山，但其实我还想探索更多。有人对我说，如果我在20年前来到中国，那么这里遍地都是未被探索的地带，但是现在几乎所有可以攀岩的山峰都已经被攀登过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对于现在的我，下一个大计划还是和我的家人一起进行航海计划。以往我都是独自一人航海，这次我的设想是，这场旅行没有必须要实现的目标、没有商业赞助、没有需要前置构思的故事，这就是我去实现带着家人一同出发的疯狂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