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提到“贝勒”，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清朝末年，在京城里那些拎着鸟笼子走街串巷、喝茶听戏，整天无所事事，只等着人请安时叫上一句“贝勒爷”的满洲宗室贵族们。
然而，这个时候的所谓“贝勒爷”，更多的仅仅是个毫无实权的爵位称呼，并且这些人的数量非常庞大，俨然成为了大清王朝的累赘与负担，其作用与价值甚至比不上太平天国晚年的那一众被洪秀全盲目册封的各种“王爷”们。
可在清朝建立之初，特别是后金政权时期，能被封为“贝勒”绝对是一种非常值得骄傲的殊荣，这不仅仅代表着在朝堂上的权势和地位，更是赫赫军功的集中体现。只不过伴随着清朝从偏居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政权，逐渐发展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政权，“贝勒”的地位与价值也随着爵位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而不断降低，最终成为了“烂大街”的落魄宗室的代名词。
后金时期，是“贝勒”们最光辉的时候。
“贝勒”，是此前由满洲人前身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时期，“勃极烈”一词的音译，其代表着高级核心官员合议制制度的含义。
后来“贝勒”一词，逐渐发展为“部落长”的意思，例如，努尔哈赤的老丈人、皇太极生母孟古的父亲杨吉砮，就被称为“叶赫贝勒”，之后袭承了杨吉砮首领位置的孟古兄长，也就是被努尔哈赤绞死的金台石，其在史料中也被称为是“叶赫贝勒”。
而这一时期，不仅仅是女真部落将首领称为“贝勒”，他们将与之结盟的蒙古部落的首领，也成为了“贝勒”，例如皇太极的岳父，孝端文皇后哲哲的父亲莽古斯，其称号就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
在后金的朝堂上，“贝勒”同样位置显赫，尤其是“四大贝勒”，即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其地位仅次于努尔哈赤本人，并被努尔哈赤委以了“共议国政，各置官属”的职责。
“四大贝勒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
至于其他的普通“贝勒”，也不是仅仅通过血缘关系就能获取的，包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巴泰、德格类等努尔哈赤的子侄，以及岳托、萨哈廉、豪格等努尔哈赤的孙子，他们的“贝勒”称号都是通过军功的换来的。至于像《康熙王朝》中投靠鳌拜的班布尔善，历史上他的父亲塔拜也是努尔哈赤的儿子，但是因为军功少得可怜，因而获得的爵位也自然要低了很多。
到了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又确定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不仅强调了“和硕贝勒”的参政议政的权力，同时也厘定了未来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方式。
“尔八和硕贝勒内择其能受谏而有德者，嗣朕登大位。若不能受谏，所行非善，更择善者立焉。”
至于“八和硕贝勒”的组成，“四大贝勒”必然位列其中，至于剩下的“四小贝勒”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
而网络上，一般都是将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和济尔哈朗列为“四小贝勒”，然而这样的观点完全是结合其在皇太极时期甚至是顺治朝时期的表现所决定的，并不符合努尔哈赤时期的情况。
可以肯定的是，“四小贝勒”，必然是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甚至是孙子，也应该是掌旗或者领旗的贝勒。如果以此作为标准，多尔衮便很难入围，毕竟他并不是旗主，并且严格意义上来说，阿济格与多铎当上旗主也是在努尔哈赤去世之后了，也没有资格当选。除此之外，还应该是战功卓著，有着一定的军旅声望，而除了阿济格上过战场有过功勋外，多尔衮和多铎都没有打过仗。
因此，这“四小贝勒”中不应该有多尔衮和多铎，而是应该是在济尔哈朗、德格类、岳托、杜度、阿济格等这一众有过战功的贝勒中选择。
而到了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在众人的推举下登上了汗位，后金正式进入了“四大贝勒南面共坐”时期。
这一时期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以“兄长贝勒”的身份，分列皇太极左右，共商国事，同受朝贺，后金政权俨然“四位大汗”。
于是，不甘心权力旁落的皇太极，先是除掉了阿敏和莽古尔泰，紧接着不断打压代善，最终将所有权力收归自己手中，真正实现了“南面独坐”。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改元称帝，改国号为“大清”，除了仿照明朝的制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外，爵位世袭体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亲王”、“郡王”成为了新的焦点，而“贝勒”这一称号和爵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不断的降低。
清朝时期的“贝勒”，更多的还是继承而来的。
皇太极改元称帝后，重新建立了宗室的爵位制度，并且将爵位划分为了九个等级，分别为：一等和硕亲王；二等多罗郡王；三等多罗贝勒；四等固山贝子；五等镇国公；六等辅国公；七等镇国将军；八等辅国将军；九等奉国将军。
此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帝王的不断改进与细化，最终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时候，正式颁布《钦定爵表》，宗室爵位也就此成为了我们所熟悉的十四个等级。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重新厘定了“铁帽子王”的称号与家族传承世袭，清朝的爵位体系算是彻底确定下来了。
至于“贝勒”的爵位，也就此固定称为了“多罗贝勒”，在所有宗室爵位等级中排名第三位，也算是非常高级的爵位。
然而，俗话说“物以稀为贵”。
由于清朝实行的是“隔代降爵”的制度，使得相较于此前的明朝，王爵特别是获得“亲王”爵位的宗室，数量还是非常少的，所以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勒”以及更低爵位的宗室数量开始成倍数地增长。
这其中，“贝勒”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方式。
其一，皇帝对于皇子以及宗室子嗣的册封，就此产生了许多新晋封的贝勒。
其二，按照顺治皇帝时期的规定，“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封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封贝勒”，此后经过不断修改，减少了封王的数量，增加了更低等级爵位的册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