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基本法二十三条全票通过之际，聊聊黄霑，聊聊香港，聊聊中国

一、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3月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以零弃权、零反对，89票悉数赞成的投票结果，全票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基本法23条。

而就在23条立法通过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18日，正好是创作出了包括《我的中国心》和《沧海一声笑》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的香港著名文艺工作者，病逝于2004年11月24日的黄霑的83岁诞辰。这一天，黄霑生前的挚友、香港金牌编导高志森在我们的社媒平台上发布了这样一条动态：

今天是你83岁生日，你在天国的那方快乐吗？难忘你的笑声……你希望香港23条立法的遗愿，即将实现了！

高志森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在22年前的12月2日，他曾经给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写过一封长达600来字的亲笔信。这封信里头有几段话是这么说的：

任何国家，都以保护国土，维护国民整体安全为第一要务，因此，一切危害国家安全，分裂国家主权的行为，明文列为罪行。

祖国绝不可能容许或容忍香港特区成为威胁国家的基地。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一日不立法，香港特区被人利用来反中国的机会就极大了。

要知道，我国日渐强大，在一些意图霸占世界的巳得利益势力集团眼中，恰是十分不愿见到的事。

香港特区，绝不能让这些势力利用。

我们港人，千万要提高警惕，清楚认明局势，绝不能着了这些人的道儿。

此时此地，很多声音，其中不少是有意为香港制造麻烦，把我们推进陷阱的，他们利用这阵子香港经济低迷，人心不安的机会，努力制造不少表面堂正，骨子里居心莫测的言论，左右我们的思考。

当前要务，是廿三条尽快立法定案。

谘询期已十分充裕，不必延长。

也无须再搅白皮书，在立法会中充份辩论就足够。

最近，更有外国人七咀八舌，议论纷纷，俨然港人福祉，全赖他们代议执言，此类行为，十分荒谬，身为港人，反感之至，请秘书长无须理会，不必分心。

黄霑的这封亲笔信最近在社媒上传得挺火，我在国内外很多平台和很多账号上都看到了，其中不乏文汇和大公这群咱们的老同志和老熟人。大家普遍都对23条的全票通过表现得十分兴奋，而且也都为黄霑遗愿的圆满实现感到由衷欣慰，我也不例外。

不过，在为基本法23条的通过和黄霑遗愿的实现而感到振奋的诸多网友之中，我也看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杂音。这些杂音既有来自国外社媒的，也有来自我们国内社媒的；既有香港人，也有内地人，还有些不知道是什么人、甚至就连是不是人都得打上一个问号的网络用户。

这些不和谐的声音虽然杂，但是其指向性倒是意外地统一，那就是普遍看不惯我们舆论场上的主流民意将23条的通过和黄霑遗愿的实现这二者相结合，要么是质疑那封亲笔信到底是不是出自黄霑之手，要么就干脆把黄霑的前世今生都给数落一番，嘲弄我们“为了搞所谓的正能量宣传，居然将长期以来都和我们唱反调的黄霑也给抬了出来”。

其言外之意，无非就是揶揄我们的宣传太过功利刻意，只挑好的说，不能让所有人，尤其是他们这一撮人口服心服。

行吧，既然人家都这么说了，那我们今天就着这个话题展开聊聊好了。我不指望这帮人在听完我说的话之后就口服心服，但即便如此，要是能通过这档节目给各位同志和朋友，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同志和朋友，特别是香港的年轻的同志和朋友，带来一些感悟和启发，那我觉得也够值得了。

要聊黄霑，就得从他的身世背景说起。黄霑原名黄湛森，籍贯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其父黄国新是当地的大地主。黄霑于1941年生于广州市宝华路十六甫东街四巷的一座大宅里，他的生母李惠卿黄家的小妾，所以他其实是以一个妾出庶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虽然生在地主家庭，但是黄霑的童年时期过得并不安乐。20世纪40年代整个中国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州自然也不例外。为了避免被解放战争的战火波及，黄霑一家于1949年“逃”到了香港，而他当时仅仅只有8岁。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逃”字，是因为黄家的政治立场是偏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一边的。毕竟阶级背景什么的都摆在这儿，亲不亲，阶级分，所以黄家在当时会做出这种选择，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童年时期因为战乱频繁所导致的颠沛流离，对日后的黄霑，尤其是他的艺术创作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终其一生，黄霑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上都曾出现过多次左右摇摆，唯独在呼唤和平这道核心命题上，他的执着始终如一。

这一点在黄霑为1991年上映的成龙电影《飞鹰计划》所写的主题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良民难做

见世间饥困贫穷

强人无道

风沙满天

迷城强盗

哪裏找公正巨人

除奸共抗暴

征战 苦难 满布着人世的路途

为着名和利 溅血染黄土

厮杀 争夺 满眼是人间的糊涂

人兽但同路

空气 水滴 满布着尘世的路途

无求和无逐 处处也乐土

找遍心内 再发现人间的自豪

同创大同路

二、身归容易心归难，提笔四顾心茫然

除了对和平的殷切期望，因为小时候就经历过抗日战争，见识过鬼子的凶残，而且中青年时期又是在港英殖民政府的淫威之下度过，所以黄霑对于日帝和英帝也十分反感。

1980年，小平同志和撒切尔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就97香港回归一事进行两国元首级会谈，会后，神情恍惚的撒切尔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一脚踩空，在会堂外的台阶上当众摔倒。消息一出，举世哗然，港人振奋。此时，一位香港唱片公司的老板决定出一张普通话唱片，遂找到黄霑。

凑巧的是，日本文部省批准多家出版社修订日本高中历史教材，有意淡化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暴行，这使得香港民众极为愤慨。一时间，港人反日情绪高涨，身负国仇家恨的黄霑自不例外。感慨万千的他几乎是一挥而就，仅在很短时间内就相继写出了《中国梦》《勇敢的中国人》和《我的中国心》等名扬一时的爱国主题歌曲，时人争相传唱，后来还成了罗文和张明敏等知名歌手的经典曲目。

虽然这些曲目的歌词无论主旨还是情感，其内涵指向都是十分清晰的，表达作者那豪迈且浓烈的家国情怀。但即便如此，黄霑在后来所著的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1997）》中也坦言了，尽管这些歌词里头所包含的家国情怀很丰富，但说到底还是空泛的、缥缈的、不接地气的。

他丝毫不避讳自己在创作这些爱国主义歌曲时的那种别扭的心态，以他自己所著的《中国梦》为例，他直言：虽然明知自己“中国人”身份，但对外地同胞，总有些未必言宣，却其实存在的歧视。这歧视不一定很深，但有歧视倒无可否认。这方面，香港人是眼光浅狭的“大香港主义”支持者。所以香港流行曲一提到中国，说到与祖国有关感情，多数流于空泛，写的是个感觉上存在，而不是实质的中国。像罗文唱的《中国梦》，虽然感情丰富，但实质很少。

黄霑的这种心态，其实也是上个世纪8、90年代，以及其后的3、40年间很多香港人的心态。他们是爱中国的，这点不用怀疑，但是你若问他们爱的是哪个中国？是1949年之前的中国？还是之后的？是台湾海峡左岸的中国？还是右岸的？是哪个虽然过去那个无比辉煌，但却只存在于史书上的中国？还是现在这个问题多多，但却充满了活力的中国？关于这一系列问题，我想他们恐怕是很难回答得上来的。

因为难，所以很多香港人索性就选择了避而不答，又或者是从所有这些中国里各挑出一部分来，在他们的心中缝合出一个理想的中国来。这个中国是强盛、完整且大一统的，是古今自洽的，是在保留了中华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充分吸收了诸如西式民主和西式自由等“先进”的舶来品质的。此外，她身上的颜色应该是没有那么鲜红的。就算要有，那也是淡红或粉红的就好。

是的，黄霑曾经也是这类香港人中的一员。不用避讳，他的身世背景、家庭氛围、成长环境和利益关联都是明摆着的，有所有这些因在前，最后要是不结出这么颗果来，那反倒才叫咄咄怪事。意识形态是不能脱离物质环境单独存在的，更不要说脱离了物质环境独自演化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唯物主义者应当勇于承认这一点，否则我们便无法客观科学地分析这个世界上的人、事和物。

黄霑对于五星红旗上面占比最大的那一袭鲜红曾经是十分反感的，而且他也曾将自己的这种反感情绪十分鲜明地表达出来过，不止一次。黄霑的这种反感情绪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曾一度达到了顶峰，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明知反对无效无用，始终反对不成，但还是要反对的。”

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黄霑在90年代初时还曾加入过一些香港性质十分敏感的组织机构，并且为它们谱写了盟歌。从这一点上来说，以我们现在的主流观点来看，黄霑在当时无疑是走上了一条弯路的。如果他就沿着这条弯路一直这么走下去的话，兴许我们后来就看不到那封至今仍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致特区政府保安局的一封信》了。

但幸运的是，黄霑并未在这条弯路上走得太久。1992年，在作客香港电台节目《时事百宝》时，黄霑就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说他虽然仍不喜欢我们的红色，但是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是真挚的，他之所以要和那些曾经的“同路人”分道扬镳，恰恰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这群人其实并不民主。他们只是口口声声说自己追求民主，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除了自己对民主自由的执着与追求之外，促使黄霑迅速脱离弯路的关键因素还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积极争取。1994年，时年53岁的黄霑接受了我党的邀请，成为了我们的港事顾问。据后来香港资深媒体人李雪庐回忆，黄霑的这种态度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时任新华社文体部驻港分部部长崔颂明的统战工作。

崔颂明当时和黄霑都说了些什么，以至于他的态度转变能够如此之迅速，这些如今都已不可考了。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那便是自那以后，黄霑对于家国情怀的所思所想、所感所言，都和以前的呈现出了很大的不同。而且，这种差异在1997年之后，更是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们要知道，这时的黄霑已是年近耳顺之年的人了，一般人活到了这把岁数，无论你在此前的人生岁月里养成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通常到了这种时候都很难改变了。可黄霑不是这样的，随着香港的回归，黄霑变了，虽然他自己未必能意识得到，但这一时期的黄霑确实已不再是以前那个遇事不决，就讲两段“湿古”来打哈哈的黄霑了。因为公开发表的“亲陆”言论越来越多，他在当时的一些香港人看来，俨然已经成了红霑了，再不然也是淡红霑，又或者是粉红霑。

三、离乡游子，我心依然 山河无恙，欢迎回家

到了2002年，黄霑的“亲陆”情绪几乎到达了顶点。这一年正是香港各界就基本法23条是否应该通过一事爆发激烈争论的多事之年，不仅是香港，我们大陆这边也有的是人不看好23条的前景，觉得阻力如此之大，最后通过的希望定然渺茫。因为希望渺茫，虽然很多人干脆选择了缄默不语，哪怕这些人当中其实就有相当一部分是支持23条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黄霑再一次站了出来，站到了当时很多人的“对立面”。他不仅坚决支持23条，而且还以身体力行的方式给保安局写了亲笔信。在当时香港的舆论氛围下，黄霑这么做是要冒很大风险，这一点我们从2014年和2019年香港所发生的事情上也能看得出来。

黄霑对此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并不在意，哪怕左右两派都对他投去异样的眼光，哪怕他在陆港两地都评价十分复杂，他最终也还是给香港保安局写了那份亲笔信。

黄霑的决绝和坦然，有一部分原因来源于他的身体。因为肺癌缠身，晚年的黄霑健康状况十分堪忧，在给保安局写了那封亲笔信仅仅两年之后，2004年11月24日，黄霑就因为肺癌与世长辞了，享年仅63岁。

我们中国人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一个人一辈子说过很多话，但其中最为真挚的、最能表达这个人内心最深处的真实情感的，一定是他在弥留之际的遗言。

所以我丝毫不怀疑黄霑在《致特区政府保安局的一封信》中流露出来的情感。无论他之前曾经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加入过什么组织，在中西左右之间徘徊过、迷茫过、踟蹰过多少次，那一刻的黄霑所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一定是他这不算太漫长的人生中，最为天然去雕饰的那个自己。

也许那时的黄霑还没有意识到，当他在信中写下“我赞成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身、心、情、意、志，都已经融入到了五星红旗里，成为了红旗之上一抹鲜艳的中国红了。

黄霑的这一生，其实就是过去几十年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香港的一个缩影。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总是不禁发出感慨，总觉得“97香港回归”听着不太得劲儿，不够完满。土地回来了，道路却还是和我们错开的；人回来了，但是心依然没有回来。

“50年不变”与其说是许给香港人的一个承诺，倒不是说是留给香港人把心收回来的期限。无论是内地人还是香港人，大家都在这个过程中吃了不少苦，犯了不少错，走了不少弯路，这倒是也不意外，毕竟分开了那么长时间了，从身回到心回总是需要一些时间，总是得付出一些代价的。道阻且长，越是奔着光明的前途而去，中间的路途就越是曲折艰难。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虽然我们流了20多年的汗和泪，但是为此能换来一个不流血便实现了同气连枝、心意相通的结果，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黄霑在天有灵，应该也会觉得很欣慰的。没能亲眼看到自己所为之奋力鼓呼的未来是有些遗憾，但是一想到这么多后来人能在王师北定之日，以泪代酒，撒祭告翁，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呢？

黄霑的身世背景那么复杂，最后都被我们的海风海潮所感化，融入到了我们的氛围里，我就不信，那些吃过的饭还没有他吃的盐多，走过的路还没有他走的桥多的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尤其是在2014年和2019年误入过歧途的香港年轻人，最后会改不回来。

我不是相信他们，而是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国家，相信我们的人民，我们自始至终都会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能力。就像宽广的大海，总会自我调节、自我净化。

我对此坚信不疑。

不仅是香港和黄霑，假以时日，倘若我们的宝岛台湾也回归大陆母亲的怀抱了，无论我们在那边碰上了的是白霑、蓝霑，还是绿霑，我也坚信我们一定会有能力调节他们，净化他们。

无论是1997年之后的50年，1110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以及700多万的常住人口。

还是1949年之后的不知道多少年，3万6000多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以及2300多万的常住人口。

不管这些数字和它们背后所意味着的艰难困苦有多大，我始终坚信，在除以5000年，960万平方公里，以及14亿人之后，都会变得很小，很小。

今天是2024年3月23日，香港基本法23条正式生效的日子。

早安，香港，欢迎回家。

午安，台湾，我心依然。

晚安，中国，山河无恙。

无论昨夜风雨多大，来日太阳照样升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明天，一定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