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谎言背后的23年追凶

谎言

人生有大半，李海玉都活在一个“谎言”里——

1992年12月底，家里唯一的男孩，李海玉9岁的弟弟失踪了。在这一年，父母带着三姐和弟弟，从湖南邵阳老家到广东湛江做生意，承包了一片橘子园。一个矮个子、方脸的年轻人偶然来到橘子园，称自己也是湖南人，叫易某青，21岁，和父亲吵架后离家出走，正在找工作。李海玉的父亲将他留下来，看守橘子园。

易某青一度和李家走得很近。但没多久，他们因为大约40元工资发生争吵。双方没谈拢，爆发了肢体冲突。临走时，易某青放下一句狠话，要让李家断子绝孙。

两天后，学校老师找到家里，询问弟弟何时返校。那时弟弟上学离家远，一直寄宿在老师家。但按学校说法，几天前易某青接走了弟弟，再没回来过。李海玉的父母当即报了警，发动身边亲戚朋友一同寻找，橘子园、水塘、车站都找遍了，没有结果。因为担心留在老家的其他孩子，母亲先回了湖南，父亲在湛江继续寻找。

2024年3月，山里接连下了几场雨，天气湿寒，李海玉边烤着炭火边回忆，这个家似乎从那时起就不一样了——待在老家的李海玉、母亲和小妹知道的事情版本是，弟弟遭人拐卖了。

父亲不做生意了，频繁离家，“每次他一听到哪里有易某青的消息，就赶快过去。有一次在海南打工还不要工资，管吃管住就行，就是想找人。”母亲起初也外出找过人，最远去过贵州，但很快只能被迫留在家里，李海玉说，“爸爸已经不管家里，妈妈还要养家。”

1997年，李海玉也到了广东打工，讨生活的同时，她也在留意弟弟的踪迹。她去过很多地方，云南、福建、浙江，和父亲一样，“有消息就过去。”没钱时她睡过公园的长凳，膝盖似乎也因此落下风湿的毛病，阴天就酸疼。最危险的一次，她说自己曾差点遭遇拐卖，有人声称知道弟弟的下落，她跟过去才发现，对方是要把她卖给别人当媳妇，她趁晚上从二楼窗户跳下来跑了。

家里几个姐妹也打听过易某青的踪迹，但陆续有了自己的小家庭，顾不过来，慢慢都放弃了。“后来家都已经不是家了。”李海玉说。妈妈埋怨爸爸当初为什么要外出做生意，姐姐们也抱怨为什么会将弟弟弄丢了，“我们全家没有再一起吃过一顿饭。”

2014年父亲因病去世，床前只有李海玉一人。父亲给了她一封遗书，满满当当写了三四页纸，她贴身带着，但一次不慎，遗书在洗衣机里搅烂了。但她还记得父亲在遗书里交待的内容，“他写1992年12月30日前后，易某青从学校把我弟弟带出去。他还跟我说了易某青的样子，不高，脸有一点胖。”里面还有一句最重要的话，“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

“我以为爸爸说的是要把那个人找到，就像抓人贩子那样，然后可以把弟弟带回来。”李海玉的声音渐渐低下来。空荡、湿冷的客厅许久没有声音。

在又一段漫长的追踪后，2020年，李海玉给湛江警方提供了线索，易某青被捕。追寻23年了，李海玉很难形容那一刻的感觉，有激动，有忐忑。最强烈的念头是，她说，这次弟弟可以回家了。

弟弟

弟弟。李海玉声音忍不住放轻缓，脸上浮起笑容。她今年47岁，个子娇小，有一张线条偏硬朗的圆脸，因为在短视频上看到一位疑似非正常死亡的男孩，她愤怒地剃了个寸头。但一笑起来，神情又像小女孩，“如果弟弟在的话，我们真的会很幸福。”

弟弟是一家人求了很久才得来的孩子。母亲王满妹18岁时嫁给父亲，接连生了五个女儿，李海玉排行第四。在湖南新宁县向阳村，许多人还记得李海玉的父亲，聪明、能干，还敢闯，是当时村里第一个出去做生意的人。李家当时的经济实力在村里是排得上号的，父亲做木工，在老家开了家具厂，母亲当过村医，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

但即便如此，他们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因为没有儿子，有人在背后说李家是“绝户头”，断子绝孙的意思。奶奶特地到庙里求菩萨，“败家子也行。”王满妹35岁时，终于生下一个儿子，交了500元罚款。

在李海玉的记忆里，弟弟的出生是她体会到幸福的开始。“没有生我弟弟的时候，我爸爸对我们好像也不太好。”那时父母常常吵架，爸爸对妈妈动过手。自从有了弟弟，李海玉记得，爸爸经常笑。

她小时候是个喜欢撒娇的女孩，闹着要坐爸爸大腿上，但爸爸总是躲开，很快就会把她抱下去。可是有了弟弟后，“我想揪他耳朵就揪，挖他鼻孔就挖，我爸爸从来不反对。”她仰起脸，又露出小女孩一样天真的笑容。

家里一切似乎都因为弟弟变得越来越好。父母买了三台碾米机，出租给村里人，客人来来往往，每天都是热闹的。妈妈会给弟弟买些果冻一类的零食，她和姐姐、妹妹有时也能吃上。

她还记得的大部分童年记忆都是和弟弟相关的，和其他姐妹相比，她也更愿意带着小6岁的弟弟出门玩耍。有时李海玉和村里小孩吵架，或者放牛时差点被撞倒，弟弟都会站到她身前，张开手臂保护她，“没有人敢欺负我。”

可是弟弟丢了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爸爸越来越失魂落魄，一问起弟弟，他就哭，一个人躲进房间，跟谁也不说话。她有时还能想起那扇似乎永远紧闭的房门。妈妈一边干活赚钱，一边担心弟弟，身体很快就垮了，一年能去乡村医务室几十次，也很难再仔细照料剩下的孩子们。

唯一还能让李海玉感觉到爱的是，爸爸给她留下的猪皮。她从小爱吃猪皮，爸爸每次就会把瘦肉吃掉，猪皮放她碗里。其她姐妹嫌弃，她却很开心。“弟弟不在了，他还会给我留猪皮。”

“我小时候觉得我好像没有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李海玉低着头，机械地搓着因为劳作肿大的指关节，“因为本来是有爸爸妈妈的疼爱，突然没有了。”

20多岁，她有了第一段感情。那时她去探望出嫁的姐姐，同村一个男人拉着她喝酒，她说自己被灌醉了，在并不情愿的情况下，和男人发生了关系。回家后她不敢告诉任何人，连父母也没说，“很丢人呐。”她只能跟了男人，没有领结婚证。但那人很快开始打她，把其他女人带回家。她受不了，跑回了家。

村里有人给她说媒，她没怎么挑男方的条件、人品，很快就结婚了，“没有办法，当时经常有人对我指指点点，我受不了。”她羞愧得像是自己做错了事。但这任丈夫很快也开始动手打她。一个晚上，她下定决心离开。她说再不走，自己可能会死在那个家里。

她想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只能认为是家里没有人，自己才会被肆无忌惮地欺负。李海玉说，村里结婚有个“拦轿”风俗，女方出娘家门，家里的兄弟要拦在轿子前，到了男方家，也要拦着不让下轿，这是告诉男方，自家姐妹是有人撑腰的。“我们家这些姐妹结婚，就没有人送亲。”这似乎是一个预示，其他姐妹的婚姻都谈不上幸福，被家暴、欠债，陷在漩涡里抽不出身。

她认为找回弟弟或许能结束一切不如意，“弟弟是我唯一的希望。找到弟弟了，我家就回归到以前那种生活了。”

遗书与真相

邵阳市新宁县向阳村藏在山里。两三层高的红砖小楼房立在山脚，种着油菜花和水稻的田地也挨着山铺开，同一个村子的屋子相隔几百米，但互相望不见，中间是连绵的山头和浓重的雾气。

在这一片开了十几年车的司机说，过去村里没有通公路，山路陡峭，曾经有辆大巴坠毁。每逢雨雪，他们更不愿意走这条道，“全是泥。”乡村闭塞，山多，耕地却少，工业也少，一直到2020年，新宁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

这里几乎每家都有儿子，一位村民说，过去计划生育管得严，家家都被罚过款，牵过牛，或者掀过屋顶。村里除了李海玉一家，还有一户人家也只有三个女儿，但她们经济条件好，招了个上门女婿。“没有儿子，你家里就没有人。”

村庄有自己运作的规则。比如土地，每个孩子最开始都能占到份额，但女儿嫁人后，名下土地要么转给家里兄弟，要么归村里公有。李海玉说，父亲去世后，“我家好多地被占了，他们还骂我家绝户。”她恨，却没有办法。

过去，自家的房子是村里盖得最大的。李海玉说，村里的小学有时会找父亲借地方，“四个教室的学生，我们家都能装下。”但现在，老屋被认定为危房，瓦片残破，窗户漏风，也只拿胶带用硬纸板封上。

在李海玉看来，有儿子的人家，地越来越多，房子越建越大。没儿子的，伶仃得可怜。

离婚后，大约2008年，她和妹妹在广州开了间理发店谋生。有时遇到湖南口音的顾客，她就向人家打听易某青。有人说，他已经死在外地了。她便专心联系“宝贝回家”等各种寻人网站，认识了不少打拐志愿者，但依旧没有弟弟的下落。她一度灰心。

直到2012年，另一位湖南顾客告诉她，他和易某青一个村子的，易没死，在外地当老板了。她心里一喜，谎称曾经跟着易某青打工，还跟他借过100来块，想把钱还给他。她打听到易某青老家村子的名字，他们同在一个县，两个村只隔几十公里。她又伪装成收鸭毛的小贩，向村民问清了易某青家的具体位置。但村民告诉她，易某青已经好久没回过老家了。

线索又断了——但2014年父亲的遗书让她坚定了找到易某青的决心。“我之前也怨他，为什么弄丢了弟弟？看了遗书才知道，那几年他一直在外面找易某青，”李海玉声音很轻，“我就不怨他了。”

她接下了父亲给她的任务，也把这当成了此后人生里唯一的任务。

每隔三四个月，李海玉回老家探望母亲，便会顺便到易某青家蹲守。她藏在附近的山上，一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是从早到晚，感觉自己都快变成山里的一朵蘑菇。

2016年，李海玉在易某青家门前的水塘边，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她觉得那人有点像父亲遗书里描述的样子。她拿不准，犹豫着喊了一声，“易老板，你回来啦。”对方停了下来，问她是谁。

李海玉说自己当时死死咬住嘴唇，克制心情。她还是谎称自己曾跟着他打工，过段时间想再出去打工。两人加上联系方式，李海玉趁机拍下了他的照片。

她和易某青在微信上搭话。为了让他放松警惕，她在微信上答应过一些过分的聊天要求，也怕露出破绽，只能降低联系的频次，有时隔半年才发一次信息，确保自己还掌握着他的位置。几年下来，易某青似乎也相信了她，有时会说只要出来见面，就给她介绍好工作。

但李海玉拿不准，这人是否真的是当年带走弟弟的人。她托关系查到易某青的身份证信息，而身份证上的名字叫易某华。她假装搞不明白，问他到底是易某青还是易某华？对方回答，自己叫易某华，但易某青也是他，是他过去用的名字，“两个名字，就是一个人。”李海玉觉得，自己有了确凿的证据。

2020年夏天，她听易某青说自己去了广西打工，将线索提供给湛江警方，易某青被捕。当地日报记录了抓捕现场，正在打牌的易某青叹气，“我知道，欠账是要还的。”

23年了，李海玉以为终于可以知道弟弟的下落。但警方告诉她，易某青供述，1992年12月底，他带走9岁的弟弟，持刀将其杀害。她脑袋嗡地发麻，一下感觉听不见任何声音，只不断追问，是我弟弟吗？

警方安排她和三姐返回湛江寻找弟弟尸骨。三姐这才告诉她，其实事发不久后，就发现了疑似弟弟的尸体:1993年2月，一位村民找牛时，在一片甘蔗地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父亲和一位朋友到现场认尸，远远看到衣服就晕厥过去，当时19岁的三姐也赶过去了。尸体穿的军绿色上衣正是弟弟的，而三姐搬运尸体时，看到右手大拇指也和弟弟的一样，有点歪。父亲担心母亲受不了打击，而李海玉和小妹又太小，因此特地嘱咐要瞒着她们。

这个秘密被他瞒到了生命最后一刻，遗书中只字未提发现尸体的事。在挖掘现场，李海玉又想起那句“绳之以法”，第一次意识到其中的真正含义。

极昼工作室

另一个谎言

如今，李海玉最常说的话是，“没意义了。”她一脸疲惫，眉毛、眼角都往下垂。曾经担心弟弟回来后，连个家也没有，她2013年借高利贷，在乡道边建了一栋新房子。楼有两层，一楼大门气派，但屋内装修简单，只有最基本的床、饭桌、椅子等家具。二楼则是个毛坯房状态，只砌上了砖，没有刷墙，门窗更是不存在。

房子建到二楼钱不够了，只能暂时搁置。三年前知道弟弟没了，她更加没有修完房子的动力，二楼就这样空荡荡地裸露着。房子足够两家人居住，可是父亲死了，姐妹一个个外嫁，只剩她和母亲住在一楼。

这几天下雨，二楼墙壁开始渗水，她没心思上去填水泥。一床棉被泡在水盆里好几天了，她也懒得搓洗晾晒。她每天最关注的是短视频平台上，网友们对弟弟案子的关注和评论。

她不怨三姐瞒着自己和母亲，那几年向来健康的三姐常常生病，“她压力也很大，可是爸爸不让她说。”三姐也和李海玉说过，当初如果告诉她弟弟死了，以她的性格，可能会做些傻事。“我三姐说得对，如果我知道弟弟死了，我还会去找易某青，自己惩罚他，一命换一命。”李海玉说得很冷静。

村里人的观念，有儿子才有赚钱的动力，否则“建好房子、出去打工留给谁”？李海玉认同，还不知道弟弟已经去世时，她建新房，也下决心等弟弟回来后，就找那些占了自家地的村民理论，替弟弟都要回来，而现在“都没意义了”。

她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年轻时在广东打工，一放假其他工友都去跳舞、溜旱冰，她窝在宿舍看探案小说，觉得自己或许用得上书里各种神乎其神的侦查技巧。她的人生过去只有两个目标，抓到易某青、找回弟弟。如今只剩下等待易某青被判死刑，“才能给弟弟报仇。”

当初发现的尸骨，父亲是委托朋友帮忙安葬的。朋友把尸骨装进一个泡菜坛子，葬在马路边的一处树林里。夭折的孩子不能立碑，朋友就记下旁边的水井等标记物。可是27年后，路变了，树砍了，水井也早已经填了，埋葬地在哪里，谁也说不清。

警方安排挖掘尸骨那天，两辆挖掘机沿路挖了几百米，没有收获。李海玉的声音很轻，“不知道为什么，（2020年）7月28号，我是真的觉得弟弟没了。”挖掘机离开时，她崩溃大哭，跪在地上用双手挖土，指尖全是血。

而易某青被关押半年后，2021年2月，因证据缺失被释放。而李海玉收到湛江市人民检察院发来的《不起诉理由说明书》，上面提出三点不起诉理由，一是认定被害人死亡的证据不足，因没能找到尸体，无法进行骨龄鉴定和DNA鉴定。二是当年现场勘查笔录、照片、尸检鉴定及现场提取的刀具均已丢失，没有任何书证。三是案子只有易某青供述，是孤证，不能认定其有罪。

李海玉记得，自己手指颤抖，几乎拿不住薄薄几页说明书，她哭了整整一夜。她和妈妈气得病倒，同时进了医院，李海玉住了20天，妈妈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妈妈开始忘了很多事，也糊涂了许多。

李海玉开始不断申诉。她整夜整夜地失眠，却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每天昏昏沉沉，疯狂抽烟，燃尽的烟蒂落了一地。

又过一年，当年掩埋尸骨的证人偷偷告诉李海玉，2022年2月20日，警方挖到了疑似掩埋弟弟尸骨的坛子碎片。她觉得那是命运的安排，“那天是我弟弟生日。”11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易某青构成故意杀人罪，决定撤销此前的不起诉决定书。

李海玉从湛江带回了几块坛子碎片，那天晚上，她抱着碎片好好睡了一觉，没有惊醒，也没有做梦。

今年2月，她收到湛江市人民检察院的告知书，上面写着“现该案已由雷州市公安局移送我院审查起诉”。李海玉不敢抱太多期待，生怕又是一场空。

易某青归案后，她从没告诉过妈妈，弟弟已经死了。她带妈妈找过村医，疑似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但妈妈的状况不影响生活，她们就没去更大的医院。妈妈只是每天会背着大包小包，总说自己要回废弃的老屋。她会笑眯眯地说胸前挎的小包里“装着家门钥匙”，但背后的黑色书包装了什么，她从来不说。李海玉有几次看到，里面是小孩穿的衣服、鞋子。

妈妈知道，客人都是为家里的那件“大事”来的，但一问她，她只是笑，不肯说“大事”到底是什么。她看过李海玉和网友连线直播，李海玉就告诉她，弟弟在网上上班，这些是他的工友。一个晚上，妈妈突然大哭，说自己听到了她和客人的谈话，她一直在骗人，弟弟没有在手机上上班，而是早就没有了。李海玉只能哄她，刚刚聊的是犯人抓起来了，弟弟很快就回来了。

妈妈不再闹了，只是小声哭泣，又突然让李海玉送鞋子到学校去。当年父母找去学校时，周围认得易某青在李家帮工的村民说，弟弟被带走那天，易某青骗他妈妈生病垂危，得赶紧回去见最后一面，弟弟急得连鞋子也没穿。

有时候，李海玉也不确定，妈妈到底知不知道真相？过去20多年，她担心过弟弟被人拐了后，被砍手断脚，遭遇危险，但总觉得没看到最终结局，就还有希望。对她来说，“有弟弟才有一切。”这意味着童年的幸福，父母的爱，不被欺负的底气，生活的目标。她是这样被“塑造”的，也因此深信不疑。

“我宁愿不知道真相，起码我还可以一直找一直找。”比起虚假的希望，残酷的现实更让她难以接受。她以后也不打算告诉妈妈真相。这个家还是需要一个“谎言”，哪怕她们都知道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