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有他的界限

本文原载于《世界文学》1994年第5期

米兰·昆德拉谈话录（摘选）

杨乐云 译

人们写作使内心的某些事物得到解放。但这同美学价值毫无关系……罗兰·巴尔特的那句话“全都写下了”非常有害。他暗示说我们写下的一切生来就有美学价值。我不信这个原则。

审美愉快是我在从未有人说过、展示过或看到过的事物面前感到的惊喜。为什么《包法利夫人》永远让我着迷呢？因为这部小说即使在今天也令我们感到惊喜。它展示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视而不见的事物。我们在这一或那一情况下都见过一个包法利夫人，然而我们却从未认出她来。福楼拜撕下了感伤主义和幻想机制的假面具，让我们看到抒情的故作多情有多残忍和盛气凌人。这就是我指的小说的认识。

小说艺术确实是以精于运用模棱两可之道为基础的。我们甚至可以给小说下定义说：这是一门力求发现和把握事物的模棱两可性及世界的模棱两可性的艺术。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切切不可把自白书同小说混为一谈!

小国家和小语种颇为荒谬的优势之一是它们熟悉全世界的文学，而一个美国人主要了解的是美国文学，一个法国人主要了解的是法国文学。

本文配图|电影《小说家的电影》

当一个作家已无话可说而他的专业知识却使他还能继续工作时，他也必须缄口不言。无论他有多么职业化或掌握什么样的专业知识，都没有用。

我来到法国时已46岁。到了这个年龄你不再有时间可以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都已很有限，你必须作出抉择：要么你在回顾过去中度日，回顾你已不在那里的以前的国家，你的老朋友们，要么你就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从零开始，在你现在置身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就是何以我不感到自己是个流亡者……我是从布拉格作为移民来到巴黎的。我永远不会有精力再从巴黎移民布拉格。

译本是我的恶梦。我显然是对自己的译本……进行阅读、再阅读、校对并且修改的少数作家之一。

奇怪的是，我的作品最好的译者是小国家的：荷兰、丹麦、葡萄牙。他们向我咨询，提出大量的问题，对每一个细节都担心出错。也许在这些小国家，他们还不那么玩世不恭，他们还热爱文学。

我不愿随便向你解释为什么性行为在我的小说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领域，一个对我来说十分亲切的领域。小说家有他的界限，出了这个界限他就无法再对自己的小说讲理论了，这时候他就必须知道如何缄口不言。我们已来到了这个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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